老海家的地是大户房子，门前有小院，大门居中，屋子里头是对称的上中下三房结构，中间留有天井，是典型的九宫格结构。老海的新房断断续续盖了大半年，全家拼尽全力，就连已经出嫁的大女儿二女儿也频频带着夫婿前来帮忙，才差不多把房子的墙体垒了起来。要全部盖上屋顶是不能了，最终只能把九宫格的上三格屋顶架梁铺瓦，其余房间的只能用竹片夹沥青纸铺上，勉强敷用。就为那三间房的屋梁，也得东拉西扯才凑得出来，还不算老海二女婿搭在里面的工钱。
老海的二女儿阿珍嫁了隔壁村的木匠阿雄，阿雄手艺十分纯熟精湛，也许是太精湛了，所以活干得总不快，以至于一辈子忙忙碌碌却始终只是勉强够一家子温饱，老了之后因为眼睛用坏了，再也无法操直尺木锯，一辈子在乡下找生计的阿雄不得不加入外出打工的大潮，到城里工厂当守夜人。阿雄家和老海家倒是穷得门当户对，老丈人盖房子，阿雄别无其他可以报效，只能奉献自己的手艺，替老丈人打几副门窗与房梁。经阿雄打造出来的木窗，几十年后还严丝合缝不透一点风雨，是阿雄毕生引以为豪的得意之作。
阿珍与阿雄过了一辈子苦日子，是老海六个儿女之中境况最不好的，当然是排除早殇的阿洪而言。如果说阿珍全然接受命运的安排心中没有丝毫怨言，恐怕不够实事求是。几十年的贫苦日子熬下来，这个早早白了头发的老实女人有一点神经质，时常苦着脸跟自己孩子说：“唉，都说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真真没错，这么多年，娘家人没拉扯过我一把，怪谁？还不得怪你们爸妈没本事？不能怨人啊。”其实姐妹们有时也会周济一些，只不过不能与她们周济阿涌可比。老海的女儿们对娘家一直保持着十分强烈的眷恋，这份感情后来便倾注在她们仅存的兄弟阿涌上，因此一旦阿涌日子出现困难，姐妹们总是尽力帮补。相比之下，对阿珍一家就显得淡薄了许多，这样的厚薄在栖凤村是不能算作过分偏心的。
其实这些话阿珍也只是私下在家里说，从不敢拿出去诘问兄弟姐妹们，只是一旦心里有了牢骚，久而久之自然不免会有怨言，并在最终衍变为对命运的不满。阿珍第一次表现出不满，是在她大儿女出嫁以后的事了，亲家的贫穷让阿珍感到一种宿命般的绝望，她多么希望自己的孩子能跳出这种诅咒般的贫穷命运啊。终于有一次，她在跟母亲的闲聊中，不知怎么地触动了内心的痛处，说了一句：“女儿就是命贱，不能读书，要是能让我读几年书，这辈子也不会这么蠢笨无用。”
这句话把郑氏的心都伤透了，她虽然对儿子们有偏爱，可对女儿也绝不是毫不关心，实在是最初无力供头孩子读书，就连阿洪，也只是断断续续上了几天学就被迫要回家帮忙。那时候郑氏和老海已经搬入了阿涌在姐妹、儿子的帮助下建起的二层小楼好些年了，自觉在经历了一生坎坷之后总算可以心满意足的走向末途了，却不曾想到在她耄耋之年竟要经受这样令人难堪的追讨，自那一刻起她就对这人生失去了信念。她回想起这一生的经历：彻头彻尾的穷困，不近人情的丈夫，备受欺凌，长子之丧，家庭裂变，外孙夭折，如今还得加上女儿的不谅，这种种无不加重这个老妇人的煎熬，让她浮起了早日脱离这个苦海的念头。郑氏的血压从那时候起就一直居高不下，并且患上了晕眩症，从此大部分时间都只能躺在床上，光景好的情况才能下床来走两步。
阿珍对当初那句怨言十分后悔，往后再不敢提起，只是泄露了心事让她们母女都有些难堪，阿珍也只能用更殷勤的问候来弥补自己过错。老海听过郑氏转述的女儿的怨言，心里对这个老实女儿陡然多了一份同情。虽然一直知道二女儿一家清苦，可老海对苦难加诸于人身上的作用是无法体会的，所以对二女儿心中隐埋了这么深的苦水颇为讶异，可话说回来，也很难责怪阿珍这样想，在她之下的三个弟弟妹妹都读上了书，偏偏嫁的阿雄也是穷得叮当响，以至于一辈子都过得苦巴巴。抛开经济上的计较，老海倒十分喜欢这个木匠女婿，觉得他对自己的手艺负责，是个实诚人。早些年老海还时常上木匠那既当住房又当工坊的屋子去串门，偶尔还会用玻璃瓶子捎去两斤花生油——那时候老海早已干不动农活到村里一处磨油坊当守夜人，能买到货真价实的花生油。阿雄以后谈起那些石磨花生油，还会十分怀念那种诱人的不经掺杂的豆香，就跟他怀念以前自己打的木器一般。
老海自那时才开始有点惆怅地意识到，这一生的遗憾可能远不止自己以为的那般少。他以自己幼时经历过的极度饥馑为底线，觉得只要有口饭吃不饿死就是最大的福祉了，他全身心地相信东方的红太阳照耀下的新中国是一个光明的新世界，仅仅活在这个时代，就是难能可贵的福分，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就偏偏还有不满足的，可那是什么？老海无从理解，只能这么设想，也许阿珍晚生几年就好了。是啊，晚生几年跟阿香阿丽那样可不就读上书了？像阿丽那小囡，还非得哄着吓着才肯去读书的，你说时运的事谁说得清楚。
阿珍一辈子法得到的读书机会，阿香是紧紧抓住了，可到阿丽手里，就变得跟他小哥一样漫不经心了。很难说阿丽的这种态度是不是受阿涌的影响，不过阿丽自小就喜欢跟着阿涌跑，跟着他去掏鸟窝割水草，偶尔还替阿涌偷番薯把风。阿涌也最疼这个小他近十岁的小妹，有点什么好吃的总要留一份回家给她。夏夜的时候，阿涌就带着阿丽抱着席子到土垅上去睡，碰上没找到熟人聊天的时候，阿涌就会抽着烟给她讲讲故事。虽然阿涌讲故事没什么耐心，也常常讲得漏洞百出，但阿丽一直牢记着这份恩情，所以后来她酬报娘家或者说阿涌是最用力的。
后来阿丽在教育自己那三个不爱读书子女的时候常常会说：“你们要好好用心读书，别跟你们老妈一样，到老了才来后悔，当初我要是跟你们三姨一样读上中学，如今就大不一样了，不用天天在家里给你们做饭洗碗了，你们是不是以后也想做饭洗碗呀？”当初阿丽勉勉强强上完小学，就说什么也不肯接着上中学了，在家里帮了干几年农活，期间也帮忙盖起了那座只有三间屋顶的房子。后来就跟人到城里制衣厂打工，每天缝制几十件衣服，每个月能拿到十来块钱，比在地里累死累活上算多了，这个知足常乐的姑娘很为自己的选择感到得意。
阿丽进工厂打工的时候，阿香也进了村小学当老师，有两个人赚工资帮补，老海家的日子开始好过了一些，眼看阿洪也快转业回来了，那时候每个人都对未来抱持着乐观的态度。如果说有谁看不惯这一切的，那一定就是老江了。
老江一直不满老海能分到了一爿大户的宅基地，处处拿话挖苦老海，最后提出让老海把老房子那一间房送给他。村里可没有这规矩，老海对这点是看得很清楚的，送是不行的，不过可以用一个克己的价格把房子卖给老江。老江同意了，最后却只拿了个半数来交款，说剩下的一半过些时日再还。老海少有的竟拒绝了老江的算计，让老江把钱凑齐了再来。老江第一次在自家大哥面前碰了钉子，深以为耻，竟打发大儿子阿河回妻子娘家去找人来，扬言要打老海。
还是阿丽发现的苗头，那天傍晚她从县城下班回家，骑着自行车进了村口，远远就看见堂兄领着一帮人拿着棍棒侯在通往后山的路口。阿丽马上就看出不对劲，赶紧抄小路回家，把消息告诉给阿涌。老江扬言要打老海已经有些日子了，所以阿涌一听这消息就知道那是在埋伏老海，立马抓了一根扁担就冲了出去，临走还让阿丽赶紧去找大姐夫阿春带人来助阵。
阿涌赶到路口时，老海已经叫人围住了。老海其实在回家路上已经收到了风声，有好心人告诉他说老江的儿子在路口等着要揍他，可老海没当回事，还是走了大路回来，等到被人围上，才知道这个侄子是来真的。阿涌大喝一声，冲上前抡起扁担就打，所幸这时候阿春也带了一帮人从后面赶来，才把围着老海的那伙人吓跑了。后来阿涌跟人谈起这些事的时候，他媳妇阿玉总要说：“多亏大姑丈及时赶到，不然你们父子俩肯定都要报销了。”虽然人没有报销，可老海那天也被自己侄子在肚子自上踹了一脚，整整擦了一个月药酒才消了痛。
老父被打一事，让阿丽过早地为这个孱弱的家庭担忧起来，她把赚到的每一分钱都补贴了家中用度，最后没有给自己积下一点嫁妆，以至于嫁人之后，一直不为夫家所谅解，阿丽嫁的是一个磨坊主的儿子阿民。阿民祖上原是地主，在历次运动中备受摧折一败涂地，不过精明强干的基因让这个家族一旦感觉外界压力稍泄就鲤鱼打挺卷土重来，先是开了一个磨坊给村民们磨薯粉，后来买了一辆拖拉机帮人运载粮食，家道很快就振兴了起来。等到阿民成年的时候，家里已经开了一个不小的薯粉加工厂，生产包装好的薯粉，远销方圆数百公里，在村里也是殷实人家了。殷实人家自然不太愿意与穷酸的老海结这门亲事，那时候阿洪已经病逝，老海一家失去顶梁柱，如同无脚蟹，胼手胝足却只能原地踏步，经济上没有丝毫起色。不过阿民觉得阿丽很对眼缘，中意她的孝顺与单纯，所以不顾家里的反对，把阿丽娶了过门。嫁过门的阿丽带有一种攀上高枝的小心，凡事尽量忍让，不过始终难以取得阿民一家的全心接受，因此在他们夫妇没有分家出来单过之前，阿丽的日子是蛮委屈的。直到结婚六年后，这个旧日地主家族才分开，阿民分到一处不甚宽敞的房子，不过总算是独门独院，阿丽心满意足，那时候她已经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了。
要说阿丽拿阿民的钱周济娘家那也是有的，但并没有超过对穷亲戚那种救急不救贫的分寸，老海对这点分寸也十分慎重，宁愿自家挨点苦，也不愿意女儿在夫家难做人。话又说回来，如果少了阿丽在关键时刻用上力，老海一家有几处难关还真不容易过。不说别的，有一次阿涌学人做生意，包了一辆货车去邻县贩桔子，货车没有营运执照——这是常有的事，被交警扣了下来，一车货丢了不说，要没有阿丽拿大头凑出两千块把阿涌赎了出来，事情还不知道糟到什么地步。
阿丽能救娘家人的急，实也有赖于阿民的乐善豁达。阿民秉承了家族的强干，却没有那种势利，对亲族老人同学朋友都能慷慨相助，有时甚或太慷慨了些。这为他博得了通达的好名声，也结识了不少三教九流的朋友。正是出于朋友的提携，阿民在改革开放之初，才能带领一帮弟兄到远在四百里外的省城承包水电工程，乘了房地产业这股东风，居然做得有声有色，成了圈子内小有名气的水电承包商。在城里扎下根的阿民把阿丽和孩子们都接到了身边，相比繁华都市，阿丽其实更喜欢乡下简单的生活，不过为了照顾丈夫以及给孩子们提供一个更好的教育环境，阿丽还是决定举家迁到省城。只不过，省城的学校并没有让阿丽三个厌学的孩子学得更好，钱倒是花了不少，以至于阿丽后来灰心丧气的说：“早知道把你们丢在乡下读书好了，还能省下一笔钱来。”阿民不同意这说法：“不带在身边，说不定野成什么样。再说到城里是开眼界长见识，不是一无是处，以后派得上用场，这你不懂，反正没来错。”“是了是了，”阿丽接口道，“就见识了你的应酬饭局生意经，称兄道弟胡吃海喝。照我看不开这个眼界也罢，我不望他们赚什么大钱，只要有一份安稳工作，能准时回家吃饭就好。”“瞧你这点出息，”阿民不满了，“如今的世道，不拘你打工还是做生意，都得有熟人照应才好办事，朋友怎么来的？就得靠场面上应酬笼络下来，你没在外面走过是不知道，出门在外没有朋友，那真叫寸步难行。”
阿民这话放早个三十年也没错，人情世故似乎从未因时代变迁而有什么差异。那时阿洪从军队转业回乡，也是靠了战友们的关系，才能顺利当上栖凤村生产一队的大队长，并在后来顺利竞选上村支书一职。家里出了一个书记，这在老海是做梦都会笑醒的事，虽然嘴上没说什么，可老海每天下地干活都是乐呵呵的。有相熟的老农笑话他：“老海，你怎么还下地来？照我说，到居委会找份看大门的闲差事，不比这日烤雨淋的强？”老海想淡笑一下却禁不住嘴巴一下就咧开了：“我不上田还能上哪去？众人做什么我做什么，不能搞特殊。”老农不无酸气地说：“不用搞特殊，你这日子也快过出滋味来咯。”老海听了笑笑没说话。
老农说的没错，那时候村支书的权柄是很大的。老海虽然丝毫不肯占公家便宜，但有阿洪在后面撑腰，打秋风暗地里使绊的事没人敢干了，日子过起来自然是舒坦的。好歹过了几年舒心日子，家里那房子也修缮了一遍，屋顶全部架梁铺瓦不说，墙面都刮了一层亮白的灰，里外焕然一新，地面也全部铺上草砖，冬暖夏凉，住起来心头敞亮极了。没料到的是，就在老海准备把经常光顾的那家榨糖作坊盘下来的时候，阿洪病倒了。
是俗称痨病的肺结核，用不了两个月就把一条七尺汉子消磨得只剩皮包骨。很多人说这是在部队里摸爬滚打摔落下的病根，可这是无法根究的事了。又拖了一个月，阿洪就走了，走的时候只有八十来斤重。老海把儿子放入棺木的时候，亲手感到这具曾经看着壮大的躯体竟然轻盈得这么不像话，不由得浑身颤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