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要为谁伸冤呢？上帝要报应谁呢？也就是说上帝是怜悯、同情安娜呢，还是谴责安娜呢？有很激烈的争论。小说很快流传到欧洲一些国家，在英国、法国也引起了类似的争论。接着从欧洲传到美洲、亚洲，传到中国，从作品发表的19世纪下半叶一直到20世纪的下半叶，争论一直没有停止。我向各位讲一件有趣的事情，就是在1983年的时候，中央电视台播放连续剧《安娜卡列尼娜》，大家看得极有兴趣。有一天晚上，在清华大学的一个大教室里，有200多人——主要是学生——聚在一起讨论这部电视剧，也就是讨论这部小说。有些同学非常同情安娜，说：“我为她流了很多眼泪。”讲这话的女同学比较多。而另外一些同学却同情卡列宁，觉得安娜“很不仗义”，说这话的男同学比较多。恰好在这时候，《北京晚报》在发动读者讨论“第三者插足”的问题，所以会上也有人讲，说这事儿也不怪卡列宁，也不怪安娜，就怪那第三者提伦斯基，这家伙太坏了。也恰好在这时候，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在播放评书《武松》，讲到武松杀潘金莲这一段，有的同学就说，这很显然，卡列宁就相当于武大郎，安娜就相当于潘金莲，握伦斯基就是西门庆，说你同情谁吧？争论得非常激烈。
作者到底是安娜的审判官还是她的辩护律师，托尔斯泰本人对这个问题，没有作过解答。因为托尔斯泰也处在一种矛盾的、模糊的、自己也说不清的状态。从他的手稿看，一开始他准备要写《安娜·卡列尼娜》的时候，标题就叫做“两段婚姻”，他说要写一个“轻浮但罪过不很大的女子”。从手稿上看，他开始描写的安娜的肖像也确实带有一点轻浮的痕迹。可是，随着小说写作的推进，他不断修改安娜的形象，使其越来越有光彩，越来越美丽，而轻浮这一点已经看不到了。小说里有一段讲列文，他在和吉提结婚以后，社会上就传安娜这个女人怎么样“不正经”。有一个机会，列文拜访安娜，他在一进门的时候见到了一幅安娜的画像，一下子就被这个女人的美丽吸引住了。吉提知道自己的丈夫见了安娜以后，就发现他的整个神态都不一样了，吉提马上盘问列文，接着就大哭了起来。你们看，安娜这个女人对男人有多大魅力。列文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代表作者，他是作者对于安娜这个形象的某种体认。我们常说，作者一旦塑造出他的人物，他便沦为人物的奴隶。安娜这个形象塑造出来以后，作者就没有办法再控制她，而是安娜按照自己的性格逻辑在发展，作者已经失去了自己的主动权。他是审判官呢，还是辩护律师呢？托尔斯泰自己也说不清。我们今天来研究这部书，也完全可以不用考虑作者对安娜到底是什么态度，因为作品写出来了，它就构成了社会产品，它本身就具有了独立的社会品格。
小说一开始，就讲到“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斯切班·奥布郎斯基的家里一切都混乱了”。为什么呢？因为奥布郎斯基是一个花花公子，喜欢到处拈花惹草，他说女人就是宴会上的小酒瓶，你喜欢就可以拿走。他和他家里的女教师私通，被她的妻子杜丽发现，杜丽是吉提的姐姐，也算是一个贵族家庭的女孩子，发现了丈夫不忠，有什么办法呢？她跑回娘家不回来，以此作为抗议，但是抗议后她有什么辙呢？最后经过安娜的调解，她还是非常屈辱地回到了自己丈夫的家里。丈夫只要在形式上给她道个歉，因为她没有别的出路可以选择，她还有孩子，所以壮丽讲道：你们男人，自己可以随便到处去走动，看中了就去求婚，而我们只能等。如果你像杜丽那样，碰上了奥布郎斯基这样一个花花公子，那么你就很倒霉，你也没有办法，只有认命。
安娜比杜丽要幸运，她的丈夫卡列宁是俄国非常有才华的、最年轻的一个省长，社会地位很高，而且不在外面拈花惹草。安娜所提出的要求他都满足，自己那么忙，每个礼拜还要抽出一天时间陪自己的妻子，这样的丈夫在当时的俄国上层社会就是一个模范丈夫，那安娜还有什么不满足呢？安娜自己也这样想，但是，我们看一看小说里的描写，就知道事情不这么简单。
就在安娜从莫斯科去她哥哥奥布郎斯基那里调解家庭问题回来后，她由于遇到了握伦斯基，心情有一些纷乱，但是呢，快到彼得堡的时候，她就强迫自己忘掉握伦斯基，对自己说，这不过是偶然的生活中短暂的插曲，“忘掉他”。然后她就开始想自己的丈夫，想自己的孩子。就在这时候火车到了彼得堡，从火车上下来，她就看到了自己的丈夫。分别了一段时间的夫妻在火车站见面会怎么样呢？如果妻子和丈夫的感情比较好，那么按照西方式的，见面就会拥抱、亲吻，说一些很热情的话；如果按照中国式的，一对感情很好、分别一段时间的夫妇，在火车站见面后，大概不会去拥抱、接吻，但是，在一个眼神、一句话、一个细微的动作中，你都会感觉到丈夫对妻子的思念、妻子对丈夫的柔情。不管怎么说，如果夫妻感情确实很和谐，那么分手一段时间后再见面会感觉到更加地亲热。我们看安娜和卡列宁在火车站见面的情形是怎样呢：
到彼得堡，火车一停她就下来，第一个引起她注意的面孔就是她丈夫的面孔。啊哟，他的耳朵怎么是这个样子的呢？望着他的冷淡的、威风凛凛的神采，特别是现在使她那么惊异的撑住他回帽边缘的那双耳朵。一看见她，他就走上来迎接她，他的嘴唇挂上他那素常的、讥讽的微笑，他那双大大的、疲倦的眼睛瞪着她，当她遇上他那执拗的、疲惫的眼光的时候，一种不愉快的感觉扼住了她的心，好像她期望看到的并不是这样一个人。特别使她惊异的就是他会见她的时候所体会到的那种对于自己不满的感觉用那种感觉她在和她丈夫的关系中是经常体会到的、习惯了的，那就是一种好像觉得自己虚伪的感觉，但是她从前好像从来没有注意过这个，现在她才明白地、痛苦地意识到了。
“噢，你看，你的丈夫还是像新婚第一年那样的温存，望你眼睛都望穿了。”他用缓慢的、尖细的声音说，而且用他差不多老是用的那种声调对她说——那是一种讥笑任何认真地说他这种话的人的声调。
“谢廖沙很好吗？”她问。
“这就是我的热情所得到的全部报酬吗？”他说，“他很好呢。”
我们感到很奇怪：安娜一下车——她本来在火车上就想着自己的丈夫，想着自己的孩子，拼命地要忘掉握伦斯基——见到自己的丈夫，马上就想：“啊哟，他的耳朵怎么是这个样子的呢？”不是很奇怪吗？她和他一起已经生活了lO年，难道不知道丈夫的耳朵是什么样子吗？怎么会到了火车站突然一下子发现他的耳朵长得特别难看？这是怎么回事？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样的体验，比如说你的老师或者你的辅导员把你训斥了一顿，你心里非常反感，但是你又没有办法反驳——他说的都是有道理的。听完了训斥之后你出来了，碰到你的好朋友，他问你：“某某老师跟你说什么啦？”这时候你一肚子怨气，但是你又不愿意跟你的好朋友说，因为没有什么道理好说。你就跟他讲：“你有没有注意到，咱们这位老师一只眼睛大一只眼睛小？”这在心理学上叫“情感移植”，你对一个人不满，但是你又不能言说他，你觉得你对他的不满是不对的，但是你又不能抑制自己的不满，这时候你就会在他的生理上、在他的容貌上找到一点觉得特别难看的东西，你用这样的办法把自己不满的情绪在他的容貌上发泄出来。所以安娜这时候对她的丈夫有了一种下意识的不满——像小说里描写的那样。但是这种不满安娜觉得是不能说的，因为这种不满，问题其实不在丈夫，而在自己。她总觉得丈夫是无可挑剔的，他各方面都很优秀，整个上流社会都觉得自己的丈夫非常好，自己也没什么话好说，但是内心里又对他有一种不满，甚至是一种反感。那么自己为什么对这样一个优秀的丈夫反感呢？是因为自己不好。所以她意识到既然是自己不好，那么就应该对丈夫好。但想对丈夫好，内心里又不接受，所以她就觉得自己对丈夫虚伪。可是，卡列宁一张嘴说话，我们就觉得这个男人确实是不太可爱，他讲什么呢？“噢，你看，你的丈夫还是像新婚第一年那样的温存，望你眼睛都望穿了。”这说起来是一句抒情的话，丈夫见到了别后的妻子，说一句“我望你眼睛都望穿了”，这不是在表达自己的爱意吗？但是，小说写道，“他用缓慢的、尖细的声音说”，这个卡列宁的嗓音大概是不太好，有点像金属相摩擦时发出的尖细的声音，很刺耳，当然让人听着就不舒服。但是问题不在这儿，再看下面：“而且用他差不多老是用的那种声调对她说那是一种讥笑任何认真地说他这种话的人的声调。”他在说这样一些想念自己妻子的话的时候，是用了一种讥讽任何说这种话的人的腔调来说的。他觉得自己是一个省长，一个最优秀的男人，他在对自己妻子说话时也要用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所以他在说一些亲热的话的时候，是用一种“讥讽”的语调来说的。那么，安娜会有什么感觉？安娜是一个渴望获得真情的女人，她不能忍受丈夫的这种傲然的亲切，她就想赶快把话题转开，她不想再听丈夫讲这样刺心的话，往哪儿转呢？当然最好的转移点就是儿子，所以安娜赶快问：“谢廖沙很好吗？”但是卡列宁这个人，他的自我感觉非常良好，他觉得他说这种话非常符合他的身份，又很机智，又很文雅，他根本就没意识到安娜厌恶他这种腔调。所以他继续表演，说：“这就是我的热情所得到的全部报酬吗？”从这次见面我们就感觉到了，这对夫妇之间有些不和谐。我们经常说“谁和谁真是合适的一对儿”，在说这样的话时，头脑里常常有一个不自觉的数学公式，比如对一个男人，他应该长得仪表堂堂，他应该有一个比较好的职业，有一个比较高的学历；而对于一个女人来讲，她应该漂亮，应该很有风度，有一个比较好的家庭背景。我们把男人的比较好的条件和差的条件∑一下，然后再把女人的这些条件∑一下，如果这两∑差不多是相等的，就说这两个人很般配。但是我们读了这段之后就知道庆妻之间的事情远比这个要复杂得多。一对和谐的夫妻所需要的东西，远不止我们刚才讲的那个∑，这里涉及的因素是很多的，非常复杂，而且非常细微，往往看起来微不足道的事情，可以导致两个人的决裂。如果是朋友则完全没有关系，作为夫妻就不行。
随着小说的发展，我们就看到卡列宁身上的的确确有一些非常不能让安娜喜欢，也不能让我们喜欢的品质。这些品质说起来在官场上也是很平常的东西，但是我们作为普通的人，就觉得挺不习惯，比如说书中有一段描写他们在赛马场上看赛马的时候.安娜看到卡列宁的样子：
安娜看到他向亭子走来，看见他时而屈尊地回答着谄媚的鞠躬，时而和他的同辈们交换着亲切的漫不经心的问候，时而殷勤地等待着权贵的一盼，并脱下他那压到耳边的大檐帽。
在这一段里，我们看到了卡列宁对三种不同的人的不同态度：第一种是谄媚者——他的下级，有求于他的，他很屈尊地回答着他们的鞠躬；第二种是他的同辈，就是同级别的同僚，交换的是一种“漫不经心的亲切的问候”；第三种人是他的上司，比他的官还大的人，怎么办呢？一看老远过来了，马上摘下压在自己耳边的大檐帽，老早就弯腰在路边等待着权贵的一盼，等待着这个比他高的官能够看他一眼。对三种人的这三种不同的态度，在官场上是很平常的事情。在封建社会，人的尊严的高低是按权力来分配的——权力大的尊严多，权力小的尊严少，没有权力的人就没有尊严可谈。在今天，社会权力在形式上有所转换，但尊严按权力分配的事实依然严酷地存在，即使在欧美的发达国家也是如此。启蒙主义者宣扬的人与人的平等并没有实现。安娜是一个接受了西方启蒙学者的自由平等观念的女人，她很不习惯卡列宁的这一套：
她知道他的这一套，而且在她看来很讨厌的，“想得到功名，想升官，这就是他灵魂里所有的东西，”安娜想，“至于高尚的理想，对文化，对宗教的爱好，这些都不过是为了升官的敲门砖罢了。”
但是，存在着价值观念分歧的夫妻也不一定就生活不下去，因为家庭当中终归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导致安娜家庭破裂的更深刻的原因是卡列宁的虚伪。这种虚伪可以说是一种深入骨髓的虚伪，我们举一个例子：在一次晚会上，卡列宁看到了很多人都对在一起亲密交谈的安娜和握伦斯基侧目而视，卡列宁感觉受到了侮辱，就走过去强硬地要求安娜和他一起回去。安娜拒绝了丈夫的要求，继续留在那儿和握伦斯基在一起，卡列宁受到了巨大的刺激，在独自回去的路上，自己就想：一定要和安娜认真地谈一谈。作为一个丈夫，看到自己的妻子和另外一个男人如此亲热而且引起了周围人的注意，他当然是很不高兴，在这一点上我们很同情卡列宁，希望他能很好地和安娜推心置腹地。开诚布公地谈一谈，表达一下自己内心的痛苦。因为这时候安娜的心情还是很矛盾的，她已经爱着握伦斯基，但是她又觉得很对不起自己的丈夫，对不起自己的孩子，自己是有罪的。如果卡列宁能够很坦白地把自己内心的痛苦，甚至于自己的愤怒倾诉给安娜，安娜会感到惭愧、自责，婚姻也许可以挽回。就在准备谈话的时候，卡列宁就想：我为什么感到不痛快？他又问自己：我为什么很生气？我嫉妒了吗？其实就是嫉妒，这很正常，但是他断然否定了，他觉得“我这样一个高尚的基督徒，不可能有嫉妒的感情”。嫉妒在基督教看来是一个很卑下的感情，我们前面讲但丁《神曲》的时候说那是要进炼狱的，一个嫉妒的人要到炼狱去赎洗自己的过失。卡列宁就对自己说：我不可能嫉妒，明明是嫉妒他却说不可能是嫉妒。他这样想了之后，内心依然感到很不痛快，就又想：我究竟为什么不痛快呢？他要为自己的不痛快找一个理由，终于找到了：“啊，因为我是一个高尚的基督徒，我现在看到了另外一个基督徒在堕落，所以我痛苦了。”这样想了以后好像感到心里比较舒服了，然后就开始考虑“她回来以后我怎么跟她谈”。想来想去，终于就像他准备一个工作报告一样，理出来以下四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