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是流血的政治，军事在整个社会政治生活中占有特殊重要的位置。对此，两千多年前的古人早就有比较清晰的认识，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云云，就是这种认识的概括与揭示。与之相联系，中国军事历史也有丰厚的积淀，成为中华文明的主体构成部分。
更为重要的是，在中国历史上军事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成为历史嬗变的指针和标识。具体地说，首先是最先进的生产力往往发源于军事领域，军事技术的进步在科技上呈示领导性的意义。换言之，最先进的工艺技术首先应用于军事方面，最优良的资源优先配置于军事领域，最突出的科技效率首先反映于军事实践。这种情况早在先秦时期便已出现，所谓“美金以铸刀剑，试诸狗马；恶金以铸锄斤且属，试诸壤土”（《国语·齐语》）；所谓“聚天下之精材”，“来天下之良工”，“论百工之锐器”（《管子·七法》）云云，都表明军事技术的发展程度乃是整个社会生产力最高发展水平的一个标尺。秦汉以降，军事技术这种标尺地位仍没有丝毫改变，战船制作水平的提高，筑城工艺技术的进步，火药火器的使用，钢铁铸造武器装备的突破等等，都是历史上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都起到了带动其他生产领域工艺技术水平提高的火车头作用。
在今天，人们要正确认识和全面把握中国历史发展的脉络，总结中华文明的辉煌成就，从历史中借鉴经验，汲取启示，就不能不重视对军事史的研究。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国家有关军事史的研究处于相对沉寂与相对薄弱的状态，这既表现为研究成果数量有限，影响微弱，也表现为军事与历史的结合方面存在着种种欠缺，严重影响了军事史相关研究成果的科学性质与质量提升；更表现为军事史研究领域内部各个分支发展上的无序性与不平衡性。这些不足，直接导致了军事史研究被学术界置于边缘化的尴尬境地，进而制约了历史学整个学科建设的发展。值得庆幸的是，近年来漠视军事史研究的局面正在逐渐得到改变，其研究的内容渐趋充实，研究的方法渐趋多样，研究的成果渐趋丰富，从而为军事史研究的全面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军事史研究的影响在学术圈内外也有了一定的扩大，社会大众对于军事历史知识的普及提出了亟切的需要，这就为军事史研究的深化提供了很好的氛围和条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中国军事史》一书正式问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