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王朝在自北宋中期至南宋灭亡近300年间，虽然有过神宗的整军经武，南宋初年的岳飞反攻中原及后来宁宗时期的开禧北伐等积极进攻和反攻之举，但基本上还是贯彻的“专力防守’、“以战求和”及“来则备御，去则勿追”的消极防御思想。宋朝统治者这种消极防御思想，大致形成于宋太宗第二次北伐失败之后，一直延续下去，长期居于统治地位。
反映这一消极的思想观点大致有三：一是守内虚外论，认为“中兴之本不先于外攘，而先于内修政事”（《翠微先生北征录》卷3）。二是观衅待时论，主张“无衅可乘”，就应“外闭其营，内休其士，庶无轻举妄动之失”（同上）。三是后发制人论，强调“凡物未有不以先动而受制于人”（《武经总要》前集卷3）。表面看来，这些议论似乎无可厚非，但同当时的历史情况和军事斗争的实际联系起来分析，其为宋廷实行消极防御战略寻求理论根据的目的则非常明显。
战略思想上的消极和战略指导上的单纯防御，给宋朝的防御战争带来了屡吃败仗的严重后果。为改变这种被动挨打的不利局面，自北宋中期开始，朝野内外、文臣武将纷纷重视总结历史上的用兵经验，提出了诸如“守中有攻”之类的积极防御主张。例如，在敌处战略进攻、我处战略防御形势下，他们主张集中兵力，扼守要点，重点守备，反对分兵把口，因为“无所不备则有所必分，知所必守则不必皆备”（《美芹十论·守淮》）。再如，在肯定敌要进攻的情况下，他们反对消极等待敌人来攻，主张“均之不免于战，莫若先出兵以战人之地”（《美芹十论·详战》）。第三，即使在城邑防守中，他们也反对单纯防御，主张“以战代守，以击解围”（《武经总要》前集卷12），从而做到“藏战于守”，“守中有攻”。
五、宋辽金元时期有关策略、国防诸问题的认识
（一）利用义军和重用降臣的策略思想
家王朝重视利用义军，辽金元重用降臣的思想，在这个时期表现得也相当明显。先后被辽、西夏、金、蒙古、元占领的原宋朝辖区的广大汉族人民，对其占领者的野蛮统治极为不满。到北宋末年全军两路南下攻宋时，遍及山东。河朔（泛指黄河以北）各地几万乃至数十万的农民起义军，都把矛头指向南侵的金人。面对这支巨大的民族抗敌武装力量，南宋以高宗为首的主和派慌恐不已，惟恐危及其腐朽统治；而李纲、宗泽、岳飞等抗金名臣名将，则明确提出了利用义军以抗金的策略主张。他们认为，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义军”是支可以利用的重要力量，因为敌占区民众“未尝一日忘宋”（《宋史》卷359（李纲传》），“人心愿归朝廷”（《宋史》卷365《岳飞传》）。他们主张跟义军取得联系，把他们组织起来，只要“结诸路义兵，连燕、赵豪杰”，则“中兴之兆可见，而金人灭亡之期可必”（《宋史》卷360《宗泽传》）。据此，岳飞制定了“联结河朔”的战略反攻方针，并取得了巨大成功。
辽金元统治者重用降臣的思想也比较明确。辽金对占领区的汉族上层人士和叛宋投降的大小军政头目都能“信任益笃”，“羁魔使之”，或列为“近臣”，或“命参谋议”。元朝统治者，不仅对降者，就是对待战争中被俘人员，尤其是大小头目，有时亦能以诚相待，予以重用。
此外，辽夏金元统治者在对宋战争中，还充分表现出“战”、“和”并施，“俪向无常”的策略思想。
（二）城寨防守和江河防御思想
城寨防守和利用江河险要，是骑兵落后的宋王朝为防御以弓马见长的北方少数民族军队的进攻而提出的设防思想。其理由是“以步制骑，莫善于险”。即主张“用地阵（利用山陵水泉为阵）而设险，以山泉而作固”（《宋史》卷273何承矩传》）。据此，北宋时在河北沿边地区，疏通大小湖泊塘烁，筑堤储水，以限辽兵；在河东、陕西沿边一带筑堡立寨，挖掘堑壕，以防夏兵。南宋初期，宋廷不利用江、淮之险，以沿江要郡为依托，组织分区防御体系，以防金兵。南宋后期，主持四川军事的大将余玠，为防止蒙古用兵四川，赴任后便积极主张城寨防守，并开展了大规模的城防建设。先后修筑了钓鱼城《今四川合川东）、大获（今四川苍溪南）、青居（今四川南）等10余城。所建城寨，“皆因山为垒，棋布星分，为诸郡治所，屯兵聚粮为守计”（《宋史》卷416余玠传》）。
（三）“内外相制”的屯驻思想与“分区防御”的国防思想
“内外相制”是宋太祖赵匡胤提出来、并在北宋前期和中期中央禁军屯驻和部署的思想原则。所谓“内外相制”，指的是驻京城内同驻京城外及驻开封府畿内同畿外的兵力互相制衡。即：“艺祖养兵止二十万，京师十万余，诸道十万余……内外相制，无偏重之患”（《曲洧旧闻》卷9）；“非特此也，几天下之兵，皆内外相制也”（《历代兵制》卷8）。赵匡胤提出的这一思想原则，在其后的太宗、真宗、仁亲诸朝都得到了贯彻。例如，仁宗时，北宋的禁军主要屯驻于北方，驻兵有1732指挥，其中开封府界驻684指挥，京东、京西、河北、河东和陕西诸路共驻1048指挥。诸路之兵多于京师，那是因为对西夏用兵后，“陕西、河北、京东、京西增置一百八十五指挥，武卫七十四指挥，宣毅一百六十指挥”（《曲洧旧闻》）。如果去掉这新增的419指挥，开封的兵力仍然同诸道兵力的总和大体保持平衡，并多出了55指挥，正是所谓内外可以相制的情形。同时，这个时期三衙所属兵力的分布也贯彻这一“内外相制”思想。如，殿前司的禁兵主要驻在开封及其附近，而马司、特别是步司的禁兵则分布较广。但是，作为马司和步司主力的龙卫、神卫、虎翼等军，仍驻扎在开封及其附近。这说明，殿前司同马、步司驻府畿的兵力亦大致平衡，足以互相牵制。此外，由于三衙禁兵的分布是插花式的，所以很多州府往往同驻三行或侍卫两司的禁兵，实际上也起着互相制约的作用。赵匡胤提出的这一思想原则，其主旨是“使京师之兵足以制诸道，则无外乱；合诸道之兵足以当京师，则无内变”（《曲洧旧闻》）。简言之，就是为了防止军队的犯上作乱，以维护赵宋王朝的长治久安。实践证明，这一思想的贯彻落实，客观上对保持社会安定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天下之兵”都互相牵制、互相制约，也给北宋禁军造成了战斗力分散甚至互相抵消的消极影响，成为北宋军队战斗力差的一个重要因素。
“分区防御”的国防思想，在西夏统治者元吴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在元昊立国之前，西夏的版图已“悉有夏、银、绥、宥、静、灵、盐、会、甘、凉、瓜、沙、肃，而洪、定、威、龙皆堡镇号州”（《宋史》卷485《夏国传上》）。若连首都兴州（后改为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市）和新增的怀州（今宁夏银川市东南），共有20个州。而元吴独立建国时的兵力有50万人。为此，元昊设置了类似今天军区的12个“监军司”，各立军名并规定驻地。又将全国划分为左、右两厢，左厢设有神勇、祥祐、嘉宁、静塞、西寿保泰等5个监军司；右厢设有卓罗和南、朝川、甘州甘肃、瓜州西平、黑水镇燕、白马强镇、黑山威福等7个监军司。很明显，其南面的神勇、祥丰右、嘉宁、静塞、西寿保泰和卓罗和南6个监军司是防宋的；北面的黑山威福、黑水镇燕2个监军司是防辽的；西面的甘肃、西平2个监军司是防吐蕃和回鹘的；而白马强镇、朝川2个监军司则是为了加强首都侧后贺兰山战略要地的防务。同时，对于50万兵众，元昊也采取了分区部署的做法。即以17万兵力重点部署于以首都兴庆府为中心的三角线上，具体分布是：以7万人护卫兴庆，5万人镇守首都南面的西平府，5万人驻守首都侧背的贺兰山。此外，以10万兵马防宋，3万兵马防吐蕃和回鹘。其余10万余众，为随时可以点集的机动力量。
（四）重视精兵利器的思想
宋辽金元时期，随着战争的不断发展，人们对“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个道理的认识也更加深刻。他们指出：“兵不精与空手同，甲不坚密与袒裼同，弩不及远与短兵同，射不能中与无矢同，中不能人与无镞同，斗而不勇与无守同。”（《武经总要》前集卷13）不仅未王朝，就是辽金元各政权的统治者，对兵器在战争和作战中的重要性的认识也日益加深。元太祖成吉思汗就非常赞成“攻城以砲石为先”（《元史》卷122《崦木海传》）的观点。
基于“斗而不勇与不守同”这一指导思想，宋辽金元，特别是科技居于领先地位的宋朝统治者，在不断提高冷兵器质量的同时，十分往意开发研制火药兵器。北宋仁宗时编修的《武经总要》，不仅记载了世界上第一个火药配方；还记载了由配有火药制成的诸如火炮、引火球、蒺藜火球、铁嘴火鹞、竹火鹞、烟球、毒药烟球等多种弹丸（弹球）的制作方法。到南宋时，火药兵器的制造技术、数量和种类又有了较大发展。南宋后期研制的铁火炮，是先造铁壳，后填充火药，是以火药的爆炸力直接将其外裹的铁壳炸成碎铁飞扬出去杀伤敌人。这比蒺藜火球的制造技术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杀伤力也有了很大提高。管形火器的出现，更是兵器发展史上革命性的进步。继陈规制造长竹竿火炮之后，南宋后期寿春府所造的突火枪已经能够发射子弹杀伤敌人，说明当时已经基本掌握了利用管内弹道控制子弹的技术，从而提高了射击的准确性。
由于战争和作战的需要，特别是在对未作战中积极吸取了宋的先进技术，金和元朝的武器装备也获得很快发展，其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高。金在世宗大定（1161—1189）末年研制成的铁火炮，“形如匏状而口小，用生铁铸成，厚有二寸”，爆炸时“其声大如霹雳”，“震动城壁”（《辛巳泣蕲录》）。元朝又发展了南宋管形火器技术，造出了新型火器——火镜。这种火铣，用金属做筒，利用火药在室内燃烧后产生的压力把弹丸射出去，产生杀伤作用。据《元代军事史》称：世界上现存的最早两尊火铣，一尊造于文宗至顺二年（1332年）；另一尊造于顺帝至正十一年（1351年）。火铳在元朝中、后期已开始装备军队。
当然，我们在肯定宋辽金元军事思想历史地位的同时，也不能不看到其阶级的、历史的局限性。诸如，宋王朝长期实行的“守内而虚外”的战争政策，致使它在长期战争中处于被动挨打地位，使广大人民深受其苦；宋王朝奉行的“将从中御”政策，也大大限制了将帅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宋王朝所实行的募兵制度，虽然创建了一套完备的制度体系，但由于主要考虑巩固赵来王朝统治的需要而募兵数量过多，也严重影响了军队的战斗力，并成为社会“积贫积弱”的重要因素。辽金元在其初人中原时期，在广“崇用军事”思想指导下，把掠夺人口和财富作为战争重要目标，更给宋辖区的广大汉族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对民族关系产生了消极影响。所有这些，都是宋辽金元军事思想中的糟粕部分，应予剔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