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94—1895年的甲午战争中，执行海口重点设防任务的清军遭到沉重打击，北洋舰队全军覆灭。旅顺、威海等重要军港，辽东、山东半岛及台湾、澎湖被强占。其后，帝国主义列强趁中国国门大开，防御薄弱，掀起瓜分势力范围的狂潮。它们瓜分了沿海所有重要的军港，控制了北京周围的战略要地，使中国陷入有海难防，有土难保的空前国防危机之中。许多爱国之士痛定思痛，开始反思晚清海防战略的得失，总结甲午战争的经验教训，认识到晚清海防战略最致命的缺陷在于缺乏明确的海上决战思想，没有把中国近代海军摆在一个与敌人在大洋决战的位置上，对海军作战能力的强弱，对敌国海军实力后来居上的发展趋势，都鲜少切肤优患之感。20世纪初，一批有识之士为了寻求救国之道，闽东洋，留欧美，接受了西方的海军思想，并开始站在世界的高度来审视中国的海防问题。1900年，由日本乙未学会主办，在上海出版发行的汉文月刊《亚东时报》开始连载《海上权力要素论》，这是马汉《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一书的第一章。10年后，留学日本的海军学生创办的《海军杂志》再次刊载了马汉该书该章的译文。1909年，留英学生吴振南节泽了马汉的另一部著作《海军行政管理与战争：一些总原则及其他短文》（中文译名为《海军政艺通论》）。此书虽非马汉的海权论专著，但也贯穿着他的海权论基本精神。清末对推动海权论思想传播影响最大的有三部分人：一是以姚锡光为代表的一些清朝军事官员，二是孙中山等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三是海外军事留学生。其中孙中山为了促使国民海权意识的觉醒，到处发表讲演，撰写文章，呼吁“自世界大势变迁，国力之盛衰强弱，常在海而不在陆，其海上权力优胜者，其国力常占优胜”（《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564页）。民国建立后，孙中山所拟定的《国防计划纲目》中提出了建造和购买新式战舰、潜水舰，训练海军人才，建筑军港的设想；又在《实业计划》中提出了建设3个世界级大港、4个二等港、9个三等港和15个渔业港的宏伟计划，还提出中国应当拥有1000万吨的航海船队，应积极发展海外贸易等，显示出他对海权观念更深刻、更全面的理解。姚锡光在清末朝廷准备重建海军时，撰写了《筹海军刍议》一书，主张完全抛弃过去分区海防的办法，分别组建巡洋舰队和巡江舰队，以10年为期筹集巨资购买万吨级战列规和大型巡洋舰，彻底改变中国海军逡巡近海的被动局面。可惜受当时中国政治、经济状况的限制，这些进步思想只能停留在纸面上，无法对现实中的海军建设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五、近代战术思想
鸦片战争后，中国军事领域最早，也是最显著的变化是洋枪洋炮取代了大刀长矛。武器装备的改善直接影响到作战样式的变化和战术思想的更新，尽管其中历经曲折，又深受东西方文化冲突的困扰，但强调发扬火力的西方近代战术原则毕竟得到了承认，最终在中国的战争实践中得以广泛应用。
（一）从八卦阵到散兵线
清军人关前素以骑射见长，善用马队在无火炮掩护的条件下进行宽大正面的冲锋。随着滑膛前装火炮和霰弹鸟枪成批配发给步兵，一些火器较多的步兵部队里也逐渐采用了轮番齐射的“连环枪法”及连营跟进的密集队形冲击战术。如果说这套战术可以在野外大量使用骑兵、鸟枪兵和刀矛队，在以冷兵器为主的搏斗中尚有效验的话，它在1840年鸦片战争中，用来对付武器装备及战术都比较先进的英国侵略者，则显得毫无用处。因为清军大都采用队形密集的方阵队形，通常只重视正面一线防御，不懂得利用纵深机动来增强防御的坚韧性；只知道株守炮台；城垒，待敌来攻，不知出奇设伏，对付敌人的迂回包围；只知道使用大刀长矛肉搏，不懂得发挥火器的威力。特别是随着清军八旗子弟的腐化堕落，大多数八旗官兵已丧失了起码的作战技能和勇气。绿营兵则由于平时分汛设防，并担负着沉重的差役，临战前仓促调集在，起，兵将互不相识，无法组成一个强有力的战术集团，也谈不上良好的作战协同。不言而喻，一支缺乏训练、互不配合的军队甚至连冷兵器时代的战术水平也难以发挥出来。
鸦片战争中及战后，一些亲历英军“船坚炮利”情形的有识之士着手进行战术改革的初步探索。如林福样针对英军“善抄后路”的作战特点，提出改变固有的正面拦击战法，分兵两路，“以正兵敌其战船，而预伏奇兵于后路，以击其抄后之兵”（《平海心筹》卷下）。清扬威将军奕经也一度接受部下建议，打算在正面抗敌的同时组织兵力侧击敌人，进攻时使用数十人组成的散队，以减少敌人密集炮火下的伤亡。其幕僚减纤青则提出先用“人自为战”的游击战法疲惫敌人，然后以大部队“内外交通而尽歼之”。但在清军冷兵器与火器并用并以冷兵器为主的装备状况没有太大变化，清军祖制成规不可须臾更改的情况下，仅对个别战术细节做出更改是无济于事的。19世纪50年代，爆发了席卷全国的各族人民大起义。清政府为了镇压起义，不得不放任曾国藩等人大规模编练非经制兵的勇营部队——湘军。这就为曾国藩撇开八旗、绿营的祖制成规提供了必要条件。但曾国藩是仿效明人戚继光的“束伍成法”，侧重于在选募官兵和部队编制体制上另起炉灶，其武器仍以大刀、长矛和抬枪、鸟枪为主，其战术自然不脱古代战术的窠臼。
19世纪60至70年代，一部分由湘、淮军及绿营、八旗改编的防军和练军普遍装备新式洋枪洋炮，聘请外国教官进行技战术训练，至此清军战术开始发生明显变化。1871年，李鸿章签发了丁日昌所撰《枪炮操练图说》。该书以当时装备先进的近代枪炮的淮系防军为对象，规定了基本的战术动作。其基本战斗队形是以哨为单位排成前后两列横队，其他队形都是在进攻、退却及相持等不同情况下的变化队形。当时的淮系防军也保留了自古以来就沿用的密集方阵，即主要用来在平原地区对付马队掩袭和密集步队冲击的实心方阵和空心方阵。从战斗队形的种类来看，其战术水平大体相当于欧洲的拿破仑时代，同时也带有浓郁的冷兵器时代战术色彩。与昔日的八旗、绿营及湘军战术相比，淮系防军无论在进攻还是防御时，都更注重发扬火力。其主要表现：一是在进攻时，士兵们不再冒着敌人密集的火力，手舞大刀长矛进行伤亡极大的无谓冲锋，而是边射击边推进，有时排成紧密横队的二梯队也靠前射击，以增强火力密度。只有当发现敌人防线有动摇迹象时，士兵们才会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以横队队形快步前冲，如墙排进。二是即使是相当落后的密集方阵队形，也要排成四列横队，内外层分别立姿或跪姿齐射，构成较绵密的火力。三是淮系防军通常将炮兵以营为单位集中使用，进攻时以猛烈炮火对防御之敌急袭，打乱其防线；防御时协同步兵拦阻敌人的进攻队形。当然在采用西方近代战术时，传统阵法的影响仍不可低估。如淮系防军将领潘鼎新所撰《洋枪队大操图说》中，就将西方战术肆意改造，衍变出许多队形密集的阵势来，如回旋阵、大圆阵、撒星阵、八字阵、八卦阵等，都是花架子，真正上阵交锋，除了增加伤亡外毫无效果。对此，1883年驻德公使李凤苞曾评论说：“咸同以来，各省练军竟尚西国操法，习其分合进退，颇能步伐整齐。而间或能用己意，多设旗帜，甚至杜撰阵势，渐至徒饰观瞻。惟平定发逆之后，深知方阵跪伏，实足以防御马队而已。岂知西国炮械日精，方阵一式，亦久作签蹄之具耶！”（《陆操新义·译后记》）
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中期爆发的中法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中，清军因战术思想落后吃尽了苦头。在战争中，相当一些清军部队仍采用传统的密集队形冲击战法，士兵们在敌人的猛烈火力面前立姿冲锋；防御时兵力兵器缺少纵深配置，过于依赖一线火力和传统拦击战法。这一时期清军战术也有部分改进。如有的将领注意到使用散兵队形，创造了从敌人防御前沿数百米外向其城垒开挖“之”字形壕沟，以逐步接敌的“滚草龙”战法；防御时修筑以粘土和砖石砌成的胸墙，构筑低矮隐蔽、有顶盖被覆的土木结构战斗掩体——地营，并用明槽暗道相连接，组成工事群，等等。但这些有限的进步并没有改变清军战术落后的总体态势。
在经历了甲午战争的惨败之后，相当一部分清军将领看到了日本“治国用兵一从西法，而国势骤强”（《权制》卷3）的事实，争相上言仿西法改革兵制，创练新军。由于新建的军队在武器装备、军队编制上悉仿当时西方最先进的德国陆军，从而为全面采用西方近代战术创造了条件。从记录这一时期战术变化的《淮军武毅各军课程》、《强军西法类编》、《新建陆军兵略录存》、《训练操场法详晰图说》等操典教范中可以看出，西方近代战术体系已在这几支部队里占据统治地位。这时的清军战术更强调摒弃湘、淮军传统的稳扎硬打之“故智”，提倡发扬火力、灵活机动的战术原则，接敌队形也由过去的散兵与纵队相结合的形式向散队起伏转变。防御时，要求以随身携带的兵锹就地挖掘掩体和数道堑壕，以增加防御纵深，以地雷轰发和排枪射击等手段击退敌人进攻。步、骑、炮兵的战术协同也受到重视。清军的操典教范中特别注意在制定作战部署和规定战斗任务时，让炮兵、骑兵与步兵之间的紧密协同。如将步兵部队分为排成线兵线的“前锋”、“小接应”（一梯队）、“大接应”（二梯队），将骑兵部署在两翼，炮兵置于二梯队之后，掩护和支援步兵主力作战。对步兵的战术动作，规定“宜随地跪卧，先隐身躯，再行瞄准。敌现则发，敌隐则停。遇敌隐身仅露其首，宜瞄准漫击。敌若动移，无论进退，必露全身，宜排枪快击”。1902年以后，清军由学德转向仿日。特别是日俄战争结束后，中国赴日留学军事者日渐增多，国内各军事学堂也纷纷聘请日本教官，翻译日本军事教科书。至此，清军战术终于彻底摆脱古代操法阵形的影响，作战队形进一步向科学、实用的方向发展：散兵队形成为步队作战的主要队形；原先白昼攻击，人夜力守的惯例被打破，夜战强袭受到普遍重视；攻击样式更趋细化，针对遇战（遭遇战）、半趋战（对仓促防御之敌的攻击），趋战（对预设阵地浓的攻击）都制定了相应的战法；防御被分成守势防御和攻势防御两种，后者因强调以步队依托工事进行阻击，以炮兵拦阻射击、预备队反冲击等手段驱逐敌人，伺机转入反攻，更具有积极、主动的性质，因此也受到人们的普遍称赞；兵种间战术协同也进一步走向成熟，原先的马、步、炮兵的协同扩大为马、步、炮、工兵的协同，辎重兵的作用也加大了。比如攻击时，要求先以马队进行侦察，次以步、炮兵之一部进行火力侦察，继之以炮兵火力摧毁敌人工事，压制敌炮兵火力，以工程队破障作业，保障步兵冲击的成功。攻击前的准备更充分，也更有点现代合同战术的味道。
（二）从蹙处海口到海上争夺
鸦片战争时期，面对武器装备和战术都比较先进的英国侵略者，清军的海战战法仍主要是以实心弹丸之火炮轰击敌船，以抛掷火砖，撒放喷筒焚烧敌船，使用火船抵近焚烧敌船，再有就是接舷靠帮，跃中仓，攻首尾。从实战效果看，这类简陋的中世纪海战战术对敌人形成不了多大威胁。当时清军将领对自身海战装备和战术的落后是很清楚的。故清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退而屯兵海口，以炮台夹峙海口水道，以原始前装火炮分段防堵，设置拦江木排铁链等办法，拦阻敌船沿海口内驶。但他所使用的炮台是两个多世纪前就被欧洲各国淘汰的裸露式炮台，只能正面抗敌，不能防范后路，火炮极易被很快摧毁，炮台也常常被迂回到侧后的登陆敌军所攻占。中法战争期间，由于清军积极引进西洋大炮，炮台加装了防护顶盖，并用沙包和泥土贴护炮台墙壁，开掘壕沟地营，加上发扬舰载火炮威力和在海口布设水雷，使海口抗敌的能力有明显提高。甲午战争前，清军在旅顺、威海修筑的海军基地，进一步克服以往海防炮台的种种弊病，仿德国最新样式建造而成。该两处海军基地实际上已完全要塞化，不仅向海一面密布可以相互依托的各式大小炮台，形成绵密火力，朝陆路的一面也修筑了许多陆路炮台，同时筑长墙，埋地雷，防范敌人从后路攻击。在海口处，又布置多重水雷防材，派舰艇“在炮台炮线水雷之界，与炮台合力抵御，相机雕剿，免敌船厂驶入口内”（《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28）。单就海口防御战术而言，不可谓之不严密。
但海口防御毕竟在战略上属于消极防御的范畴，所以战术上的改善并不能从根本改变清军的被动地位。尤其是清军海口防御战术中缺少明确的主动出击规定，致使清军在战斗中往往附台而守，消极等待敌人前来进攻，而不是相互支援配合，最终被各个击破。教训是极为深刻的。
另一方面，虽然清朝组建有一度在亚洲称雄的拥有多艘铁甲战舰的北洋舰队，但这支近代海军所使用的海战战术仍然是落后的。从当时被译成中文的《船阵图说》（又译《轮船布阵图说》）、《各国水师操法》、《海军调度要言》等海军战术操典来看，它们一边肯定了舰载火炮、鱼雷和军舰机动能力在近代海战中的重要作用，同时却醉心于舰队编队队形的转换。比如，《船阵图说》一书就列出了由二舰、三舰和四舰编队为基本单位的118种阵式的变换方法，如单行鱼贯阵、双行鱼贯阵，一字雁行阵、双叠雁行阵等等。也有的著作对冲角战法表示出特别欣赏的态度。其实，这都是帆船时代海战的产物，用于应付官员们的检阅尚可，在实战中是没有多大价值的。但晚清海军将领在引进这些战术理论时多少带有些盲目性，对战术原则的优劣缺少鉴别能力，对不断发展的海战新战术缺少持续跟踪和尽早采用的紧迫感，致使北洋舰队战术意识相当落后，在黄海海战中排出无法发挥全部火炮威力的横阵，除了打算发挥舰艏炮的威力，还有企图冲撞敌舰的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