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宪宗时担任宰相的韦贯之，政绩卓著，才学过人，在中唐是一代贤德名相。而且，韦贯之待人接物只按照应有的道德准则，决不轻易违背改变。是个性中正耿直之人。
在唐代，请人撰写碑志成风，花钱请名人为死者作文，刻于碑石之上，称述生平功德。这些形同“润笔”的钱就被称为“馈遗”。多数人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够传名于后世，仍然在世的亲人才算是告慰逝者。唐代文人士大夫因接受请托和贪图财物，为人作碑志时常常褒扬过实，多被后世讽为“谀墓”。只要有钱，哪怕死者是恶霸流氓，同样把你写得光芒四射，流芳百世。韦贯之作为当时著名的官员文士，自然有不少人希望能得到他撰写的墓志铭，认为这不但是去世的人，就是对于生者也是于有荣焉。可是，韦贯之为人做铭，从来中肯有度，评价持重。对于他尊敬的人，或是应当尊敬的人，他可以分文不取；但是对于那些生前行为不端，死后却希望浪得虚名的人，就算是黄金万担也换不来他的些许笔墨。
裴均与韦贯之政见不同。最关键的是韦贯之认为裴均做事可以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是毫无操守品行的人。他一向耻于和这样的人有所瓜葛往来。可是，裴均生前留给子女遗命是，自己的墓志铭要由韦贯之来写，无论馈遗要给多少。也许裴均到死都认为，天下没有不为利所动之人吧。于是在裴均死后，他的儿子带着一万匹绢帛来请韦贯之撰写碑志，这笔馈遗是很丰厚的。换了有些人，恐怕就算是不共戴天的仇敌，也早就写了。一篇碑文，少至几十个字几百个字，多则千把字，大笔一挥，立时可得的，何乐而不为？可是韦贯之说死不写，骨头硬得很。他觉得为这样的人写墓志铭，还不如自己从此不再握笔为文。书生风骨，昭然存世。最后，裴均的儿子见好没可能说服韦贯之，只好灰溜溜地离开了。
修身点拨
“慎独”必须以“诚意”为前提，只有诚心实意地坚持自我修身，才能把“慎独”落到实处。不因时势的变化，不因环境的变迁，而改变自己的道德节操才算得上有道德修养。韦贯之不为丰厚的馈遗所动，而放弃自己为人为官的原则，替无行之人做墓志铭，我们要尊重和学习的正是这种始终不变的道德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