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城北魏皇宫里。皇太子拓跋冕听完师傅高允讲解一段《史记》后，就顺便问他当今兴修“国史”的事。这部“国史”原是皇帝宠臣司徒崔浩主编的。高允因为职务是著作郎，加之文笔稳健，见识渊博，也参加了编写。
“崔司徒确实有才能，难怪皇帝几十年来一直对他那么信任！”皇太子礼貌似称赞，实际暗中带刺的说，“这回国史修成，他可又得高升了。”
“我以为，崔司徒锋芒毕露，疏于检点自己。”高允有点忧虑地说，“而且经常推荐那些无功也无本领的亲戚、朋友、学生当官，争权夺利。长此以往，我看是祸啊！”高允的谈论，触及了皇太子胸中的闷结，他对崔浩本来就有点不满意。前些日子，崔浩要让几十个姓崔的本家人出任地方官员，皇太子反对，他就和太子力争，结果还是照他意见办了。崔浩还向皇帝建议，回复到春秋战国以前的封建制，把中国分成一个个小国，还说秦始皇设立郡县制是错误的。他的用意是希望凭自己家族在北方的势力，和北魏鲜卑族政权分庭抗礼，这当然是皇太子难以容忍的。而崔浩却毫无忌惮，这回在北魏国史编写好后，他还向国库开支了三百万钱，让石匠把它一个字一个字地镌刻在高矗的碑石上，石碑一座接一座排立在平城西郊大路边，给来往过路人诵读。“国史”里有关鲜卑族老祖宗的家底全都毕露无遗，供人指摘。这样，包括皇太子在内的鲜卑贵族对他更痛恨了。
太武帝拓跋焘因为崔浩侮辱了自己祖宗，就下令逮捕他和他的家族，并且还准备将参与编写“国史”的所有人员和他们的家族全都杀头，高允当然也在被杀之列。但皇太子不忍心，他请来高允讲读，其实是设法为他开脱，救他一命。因为高允平时谨慎、正直，很得太子敬仰。
皇太子带高允去进见太武帝。走到宫门，皇太子对他说“先生上殿见到至尊（皇帝），至尊如果询问，你必须要按照我说话的意思回答。”又再三嘱咐高允“千万别忘记，切切不可讲自己要说的话。”“请问殿下，为什么要怎样啊？”高允有点疑惑地问。“到了大殿上，你就知道了。”皇太子说。
到了大殿上，皇太子向皇帝诉说高允为人从来小心谨慎，虽然参加崔浩编写“国史”，但职务低卑，起不了什么作用，所有文字修饰，定稿都由崔浩最后总裁，请赦免高允。皇帝就问高允“国史”是否都由崔浩审定？皇太子用眼色示意高允，要他顺着话说下去，这样就可以开脱了。
“《太祖纪》是前著作郎邓渊写的，《先帝纪》、《今纪》，乃是我和崔浩合作的，但是由于崔浩事务繁忙，只抓大纲，至于编写，还是我的笔动得多。”高允没有按照太子的话说，竟直率、如实地回答了。
皇帝听了大发雷霆，怒斥高允说：“你竟超过了崔浩所为，哪能赦免死罪？”皇太子见高允为讲真话把生死置之度外，心里很佩服，他赶忙插话说：“高允是一个小官员，看见皇帝威风凛凛，才惊惶失措，语无伦次的。可他平时和我说，那都是崔浩所为。”皇帝又问高允，东宫太子所说的，是这样吧？
“我的罪可以灭族，但我不愿说谎话。太子因为我侍讲时间长，可怜我，为我乞命，但他确实没有问我，我也没有讲这事。”高允不愿说违背自己良心的话。
太武帝听了高允侃侃而谈，颇有感慨地对太子说：“这是个正直的人啊，临死前还那么老实，不愿说谎欺骗。”于是就宣布赦免高允的死罪，并让他起草一份诏书，内容是从崔浩起，凡参与修史的共１２８个官员和崔浩的家族全都杀头。
高允没有立即起草诏书，皇帝催促了几次，他才对皇帝说：“崔浩如果有其他罪恶，当然可以处死。如果只是因为写史获罪，那也不至于处死刑。”皇帝又发了脾气，经太子再三请求，才再次赦免高允，并同意他的请求，除崔浩外，其余１２７人及崔浩的家族也都赦免了。
几天后，高允和皇太子又在一起闲谈。“人都应该是见机行事的。我想为你开脱，可你却始终没有按我的意思办，使皇帝一怒再怒，”皇太子责备高允说，“想到这里，我也真是心有余悸。”
“写历史的目的是使后人警戒以往过失。崔浩按自己好恶作为写史标准，这是最大过错，至于写皇帝活动、国家事务，那还是需要的。”高允心平气和地解释，“我和崔浩同事，哪能因此推卸责任，要我说违心的话，把责任都推到他人身上，我实在不愿意。”
皇太子听了高允这番话，对他更加敬佩了。
修身点拨
不说假话，是诚信的基本要求和基本表现。北魏太傅高允，基于自己诚信为人之道和对皇上的忠诚之心，置生死于度外，坚持说真话而不说假话，实属难能可贵。
社会是复杂的，有些时候，为了保护自身的生命或者利益，可能不宜说真话，但我们必须要求自己不说假话，并在适当的时候说出真话。要做到这一点着实不容易。许多时候，说真话往往会受到迫害，而说假话倒可能富贵发达，所以我们要有与恶势力作斗争的决心和信念，更要讲求对策，在保护自己的同时，揭穿坏人的阴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