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拍板，用被俘美国飞行员换回钱学森
1935年钱学森赴美国留学。10年后，他成为当时一流的火箭专家。由于发表了“时速为一万公里的火箭已成为可能”的惊人火箭理论而誉满全球。这位加州理工学院的教授在“二战”期间，跟其导师冯·卡门参与了当时美国绝密的“曼哈顿工程”——导弹核武器的研制开发工作，在美国是一个屈指可数的稀世之才。
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诞生的消息传到美国后，钱学森和夫人蒋英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商量着早日赶回祖国，为自己的国家效力。此时的美国，以麦卡锡为首对共产党人实行全面追查，并在全美国掀起了一股驱使雇员效忠美国政府的歇斯底里狂热。钱学森因被怀疑为共产党人和拒绝揭发朋友，被美国军事部门突然吊销了参加机密研究的证书。这使他非常气愤，钱学森以此作为要求回国的理由。然而，钱学森万万没想到，他的回国夙愿竟酿成了一场劫难！美国海军部次长恶狠狠地说：“他知道所有美国导弹工程的核心机密，一个钱学森抵得上5个海军陆战师，我宁可把这个家伙枪毙了，也不能放他回红色中国去！”
从此，美国对他的政治迫害接踵而至。移民局抄了他的家，在特米那岛上将他拘留14天，直到收到加州理工学院送去的15万美金巨额保释金后才释放了他。后来，海关又没收了他的行李，包括800公斤书籍和笔记本。他们硬说里面有机密材料。其实，在打包之前，钱学森已交他们检查过。美国检察官再次审查了他的所有材料后，证明他是光明磊落的。
钱学森在美国受迫害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国内，新中国震惊了！国内科技界的朋友通过各种途径声援钱学森。党中央对钱学森在美国的处境极为关心，中国政府公开发表声明，谴责美国政府在违背本人意愿的情况下监禁了钱学森。
当钱学森要求回国被美国无理阻拦时，中国也扣留着一批美国人，其中有违反中国法律而被中国政府依法拘禁的美国侨民，也有侵犯中国领空而被中国政府拘禁的美国军事人员。美国政府急于要回这些被我扣押的美国人，但又不愿意与中国直接接触。
1954年4月，美、英、中、苏、法五国在日内瓦召开讨论和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国际会议。出席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联想到中国有一批留学生和科学家被扣留在美国，于是就指示说，美国人既然请英国外交官与我们疏通关系，我们就应该抓住这个机会，开辟新的接触渠道。
中国代表团秘书长王炳南6月5日开始与美国代表、副国务卿约翰逊就两国侨民问题进行初步商谈。美方向中方提交了一份美国在华侨民和被中国拘禁的一些美国军事人员名单，要求中国给他们以回国的机会。为了表示中国的诚意，周恩来指示王炳南在6月15日举行的中美第三次会谈中，大度地作出让步，同时也要求美国停止扣留钱学森等中国留美人员。
然而，中方的正当要求被美方无理拒绝。7月21日，日内瓦会议闭幕。为不使沟通渠道中断，周恩来指示王炳南与美方商定自7月22日起，在日内瓦进行领事级会谈。为了进一步表示中国对中美会谈的诚意，中国释放了4个被扣押的美国飞行员。
1955年7月25日，我外交部成立了一个中美会谈指导小组，由周恩来直接领导。8月1日，中美会谈由领事级升格为大使级。
中国作出的高姿态，最终是为了争取钱学森等留美科学家尽快回国。可是在这个关键问题上，美国人耍赖了。尽管中美双方接触了10多次，美国代表约翰逊还是以中国拿不出钱学森要回国的真实理由，一点不松口。
正当周恩来总理为此非常着急的时候，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陈叔通收到了一封从大洋彼岸辗转寄来的信。他拆开一看，署名“钱学森”。他禁不住心头一震，迅速地读完了这封信。信中的内容，原来是请求祖国政府帮助他回国。
这封信是钱学森当时摆脱特务监视，写在小香烟纸上寄给在比利时亲戚的家书中，夹带给陈叔通副委员长的。对于这样一封非同寻常的海外来信，陈叔通深知它的分量，当天就送到周总理那里。“这真是太好了，据此完全可以驳倒美国政府的谎言！”周恩来总理当即作出了周密部署，叫外交部火速把信转交给正在日内瓦举行中美大使级会谈的王炳南，并对王炳南指示道：“这封信很有价值。这是一个铁证，美国当局至今仍在阻挠中国平民归国。你要在谈判中，用这封信揭穿他们的谎言。”
8月1日中美大使级会谈一开始，王炳南率先对约翰逊说：“大使先生，在我们开始讨论之前，我奉命通知你下述消息：中国政府在7月31日按照中国的法律程序，决定提前释放阿诺维等11名美国飞行员，他们已于7月31日离开北京，估计8月4日即可到达香港。我希望，中国政府所采取的这个措施，能对我们的会谈起到积极的影响。”可谈到钱学森回国问题时，约翰逊还是老调重弹：“没有证据表明钱学森要归国，美国政府不能强迫命令！”于是，王炳南便亮出了钱学森给陈叔通的信件，理直气壮地予以驳斥：“既然美国政府早在1955年4月间就发表公告，允许留美学者来去自由，为什么中国科学家钱学森博士在6月间写信给中国政府请求帮助呢？显然，中国学者要求回国依然受到阻挠。”在事实面前约翰逊哑口无言。美国政府不得不批准钱学森回国的要求。1955年8月4日，钱学森收到了美国移民局允许他回国的通知。
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梦寐以求的回国愿望得以实现了！这一天钱学森携带妻子蒋英和一双幼小的儿女，终于登上了“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踏上返回祖国的旅途。
由于钱学森的回国效力，中国导弹、原子弹的发射至少向前推进了20年！
钱学森为何请辞“院士”
中国科学界和工程界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荣誉称号“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但钱学森对中国院士和外国院士这些荣誉称号却看得十分淡漠。美国科学院和美国工程院曾邀请他去美国，拟授予他美国科学院院士和美国工程院院士称号，均被他拒绝。
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中美关系得到进一步改善，两国之间的科学技术交流和科学家互访逐渐增多。在这种形势下，一些美国著名科学家和在美国的华裔科学家不断向钱学森发出邀请，请他到美国访问。并表示他们和美国科学院、美国工程院讨论过钱在美国的工作，认为他成就卓著，举世公认。如果他应邀来美，将授予他美国科学院院士和美国工程院院士荣誉称号。
1985年，美国总统科学顾问基沃思访华，他在会晤原国家科委主任宋健时表示：钱在美工作过20年，对美国的科学技术进步特别是军事科学的发展，做出过很大贡献。在研究过联邦调查局的历史档案后，十分清楚，麦卡锡黑暗时期的美国是欠钱学森的债的。我们现在感到很难过。美国政府对钱学森横加迫害，是没有道理的。钱的遭遇和美国“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的情况很类似（奥在麦卡锡时期被诬为“苏联间谍”而受审，上世纪60年代美国以授予他“国家勋章”的形式为其“平反”）。美愿邀请钱学森访美，并由政府和有关学术机构表彰他对科学的重要贡献。如钱不去美访问，美方可派美国科学院院长普雷斯来华，授予钱学森“国家勋章”，表彰他的贡献。以上内容是引自国防科工委、国家科委和外交部1985年的请示件。
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同志在得悉美国有关方面邀请钱学森访美，并要授予他学术荣誉称号和国家勋章后，曾在一次会议期间找钱学森谈话，劝他，胡的谈话大意是，钱老，你在国际上影响很大，一些国家邀请你，我建议你还是接受邀请，出去走走。你出去和别人不一样，对推动中外科技交流会有很大影响。这也是今天改革开放的需要啊！今天，世界在变，中国在变，美国也在变。几十年前的事，过去了就算了，不必老记在心上。你去美国走走，对推动中美间的科学技术交流，甚至推动中美关系的发展都会有积极意义。听了胡耀邦这一番话，钱老说：“总书记，当年我回国的事很复杂，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我不宜出访美国。”胡只好说：“钱老，我这是劝你，不是命令你一定要去。如果你认为不便去，我们尊重你个人的意见。”
后来，当钱学森正式接到国防科工委、国家科委和外交部三家的联合请示件以后，他明确表示：“这是美国佬耍滑头，我不会上当。当年我离开美国，是被驱逐（deport）出境的，按美国法律规定，我是不能再去美国的。美国政府如果不公开给我平反，今生今世绝不再踏上美国国土。”所以，美国人给他再高的荣誉，钱学森也不稀罕。钱老说：“如果中国人民说我钱学森为国家，为民族做了点事，那就是最高的奖赏，我不稀罕那些外国荣誉头衔！”
钱学森1955年回国，1957年被增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94年改称中国科学院院士）。钱学森十分珍视中国科学界给他的这一荣誉，并积极参加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的各种学术活动。但到晚年，当他行走困难，不便参加学术活动以后，便给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写信，主动申请辞去学部委员的称号。
这份请辞报告送到科学院以后，在一次学部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会议上（钱学森是执行主席之一），周光召对他说：“钱老，学部委员不是个官位，是大家选的，不是我任命的。我无权批准您的请辞报告。”周光召也是主席团执行主席，他接着说：“我们主席团讨论过了，大家一致不同意你的请辞报告。”在这种情况下，只好让钱老勉为其难了。
1998年，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对院士制度进行改革，80岁以上高龄的院士改为“资深院士”，不再参加院士的日常活动。钱学森对这一举措十分赞成。当有人再称他为“院士”时，他会认真地加以纠正，说：“我已经不是院士了，而是资深院士。”这就是钱老对“院士”这一荣誉称号的态度。
钱学森在青年时代曾怀着报国之志出国留学，当他真正学有成就，成为世界一流科学家以后，便奋力争取回国。他回国以后，勤奋工作，将他的知识、智慧无私地奉献给了祖国和人民，他甚至将个人一生所得的几笔较大收入，或作为党费上交组织，或全部捐给祖国社会主义建设最需要的地方。他从不向组织提任何个人要求，更不要求人民对他有任何回报。当然，党和国家、人民给了他许多荣誉，其中包括两院院士称号。
原子弹成功，邓稼先的奖金只有10元
邓稼先是我国杰出的核科学家。在他生前，有不少人问他：“原子弹成功后，你得到多少奖金？”邓稼先总是笑而不答。
直到1986年6月他病危时，杨振宁先生到医院去看望，提起此事，邓稼先的夫人回答：人民币十元。杨振宁又看看邓稼先，邓稼先说：“是原子弹十元、氢弹十元。”杨振宁问：“不开玩笑？”在场人员回答：“是真的，不开玩笑。”并连忙解释：1985年颁发原子弹特等奖的奖金总数是一万元，单位里平均分配，人人有份儿。九院人多，还得垫上十几万元，才按10元、5元、3元三个等级发下去了。从1964年10月16日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到1985年首次颁奖，这21年中，没有颁发过奖状也没有一分钱奖金。
邓稼先去世后，国防科技成果办公室曾经追授《原子弹的突破及武器化》、《氢弹的突破及武器化》两个特等奖的奖金共1000元，以及突破中子弹等另外两项特等奖各1000元给邓稼先，家属把这些钱全部捐给了九院的科技奖励基金会。
邓稼先“至今热血犹殷红”
研制核武器除了连续作战、费尽心思地用脑非常伤人身体之外，还有一个更可怕的东西，那便是钋239和铀234的放射性核辐射对人体的伤害，这是一个看不见的东西。“两弹元勋”邓稼先一次又一次地主持着新的核试验。他经常出入车间，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他几乎天天接触放射物质，受其辐射的损伤。干这一行的人只把这种事叫做“吃剂量”。有一次开密封罐观看测试的结果，原有防护的措施挡不住新材料良好放射性能的强度，使邓稼先他们一下子受到了超出常量几百倍的辐射。但所有的工作都照样进行下去。邓稼先自己对此并不太在意。
但是，不得不令人在意的事终于到来。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一次核试验时，一次偶然的事故出现了。为了找到真正的原因，必须有人到那颗原子弹被摔碎的地方去，找回一些重要的部件，邓稼先决定亲自去现场。他说：“谁也别去，我进去吧。你们去了也找不到，白受污染。我做的，我知道。”许多同志都反对他去，他没有听从。他和二机部副部长赵敬璞同行，乘坐一辆吉普车，向戈壁深处驶去。到了发生事故地区的边缘，他要汽车停下来。一下车，邓稼先立即感到了此地对于身体的危险性，这是核科学家的直感。他坚决阻拦赵副部长和司机与他同行。最后他急了，忘掉了对领导同志应有的尊重，他大声对赵副部长喊：“你们站住！你们进去也没有用，没有必要！”
邓稼先弯着腰一步一步地走在戈壁滩上，锐利的目光四处扫视，边走边找。终于，碎弹片被他找到了。高度的责任感使他在一瞬间变成了一个傻子，他竟用双手捧起了碎弹片——这个含有剧毒的危险的放射物。他立即放心了，他们最担心的后果没有出现。他的精神骤然松弛，然后拖着疲惫不堪的步子向远方的吉普车走去，他见到赵副部长的第一句话就是“平安无事”。就在这时，他意识到自己的身体一定是有事了。他主动邀请赵副部长与他合影留念。邓稼先在研制核武器这一类紧张的工作中，从来没有主动邀请别人合影。这次他要特别留下一张纪念照，一定是内心里有另外什么想法。他似乎觉察到自己此后的寿命期限了，尽管期限是模糊的，但危险是清楚的。他遭受到极为严重的放射性钋239的辐射伤害，这将是自己身体健康的巨大转折。
几天之后，邓稼先回到北京住进医院作检查，检查结果表明，他几乎所有的化验指标都是不正常的。他只对妻子说了尿不正常，许鹿希火了，跺着脚埋怨他。按道理邓稼先应该到疗养院去。受的放射性剂量这样大，疗养虽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但对身体无疑有很大好处。可是他没有去，直到他离开人世之前。
邓稼先自从那次“吃”了大剂量，身体有了明显的变化。1980年以后，他衰老得很快，头发白了，工作疲劳也不易消除。打从小时候起，他是非常喜欢出去玩的。但这时却已是力不从心。他觉出自己的身体是越来越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