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三会”、“老三会”的作用不能相互替代——在中企协第44次厂长（经理）座谈会上的讲话
（1995年4月26日）
关于企业领导体制，中央有三句话：充分发挥党的基层组织在企业中的政治核心作用，坚持和完善厂长（经理）负责制，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三句话”实施情况总的看是好的，但也确有一些企业三者关系至今还没有完全理顺，其中有些企业又出现了“新三会”与“老三会”的关系问题，这就更复杂了。如何正确处理三者关系呢？
第一，“新三会”、“老三会”的作用是不能相互替代的。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新旧体制的过渡时期，新的体制还不成熟，旧的体制在我们的思想深处影响还相当大。用通常的话来说，还在“磨合过程”中，疙疙瘩瘩的事情不少，也难免。我认为，理顺三者间的关系，有认识问题，也有实践的问题。理顺要有一个实践的过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国家颁布的法律如《企业法》和《公司法》也都需要经过一段实践的“磨合”。当然《企业法》和《公司法》也是实践的总结。《企业法》是改革开放十年的经验总结，所谓“孕育十年”就是十年经验的积累。《公司法》颁布时，虽然股份制企业已经有一大批了，可是用理论家的话来说，都不够规范，就更需要在今后的实践中去“磨合”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大家的认识是一致的。因为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但对现代企业制度的具体设想，特别是如何操作，认识并不一样，所以中央决定试点。试点就是实践，通过实践提高认识、统一认识。试点虽然画有框框，但不能被框框所束缚。试点的过程实际上是不断完善的过程，也是创新的过程。例如《企业法》实施已近七年，哪些规定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适合的、有利的，哪些是不适合、不利的，通过实践，有利的就坚持，不利的应依照程序进行修改、创造。对于“新三会”和“老三会”的关系，我看也应本着这种态度。对“新三会”，先要把它的职权明晰一下，哪些职权该是谁的，哪些职权是需要共同担负的，职权一明晰，矛盾就暴露出来了。然后针对矛盾，在试点中制定新的法律法规重新界定。当然新的法律法规也还会随着实践的深化需要再进行修改。
“新三会”、“老三会”的作用是不能互相替代的。股东会或股东代表大会是企业的权力机构。有的理论家讲：职工代表大会是企业的权力机构，说两个权力机构会形成两个权力中心。意思是说，有了股东代表大会，职工代表大会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我想这些同志大概没有看过《企业法》。《企业法》明确规定职工代表大会是职工行使民主管理权利的机构，一个是企业的权力机构，一个是行使民主管理权利的机构。职代会与股东代表大会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机构，不能互相替代，更不要说职工代表大会的构成与股东代表大会的构成完全不同了。办好一个企业，说到底，还得依靠全体职工。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指出：“企业活力的源泉，在于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的积极性、智慧和创造力。”职代会可以起到发扬民主、集思广益、调动全体职工积极性、共同努力办好企业的作用。只要股东会和职代会的职责明晰，做到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就完全可以同时并存，互为补充。
董事会是公司重大问题的决策机构，它的组成关系到各有关方面的利益。对此，《公司法》规定了一些原则，具体实施还要根据各个企业不同的情况进行探索。我认为，公司资产涉及国有的，其董事会必须有国有资产管理者的代表参加，有有关部门的代表参加，更需要有企业的负责人参加，在国外还有社会贤达即知名人士参加。国外有的公司在董事会里设有若干个或叫“名誉董事”，或叫“非执行董事”，一般都是社会贤达来担任。我国企业领导体制问题，还需要继续深入探讨，在实践中不断地完善，通过实践证明哪种做法对企业发展有利就采取哪种做法，并以此修改、完善《企业法》、《公司法》。但我认为，试点也好、立法也好，企业领导体制不能也不应该千篇一律，都用一个模式。总之，研究“新三会”、“老三会”问题，还是那句话“实事求是”，坚持邓小平同志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一文中提出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试点，一定要实事求是，一切从企业的实际出发。陈云同志说，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在试点过程中会有干扰，这是肯定的。现在有些部门自行发布的有悖于国家法律法规的规章，在企业撞车的事时有发生，应引起注意。我们不要为干扰所动摇。搞试点，只要国家法律允许，对一些问题就要结合企业实际进行独立自主的思考，不能风来了是风，雨来了是雨，我们要对社会主义事业负责，要对企业负责，要对国家负责。至于具体操作，只要是从企业的实际出发，都可以试试。如企业党政领导职务是否分设，是否一肩挑或交叉兼职，都应由企业依据自身条件作出决定。至于企业厂长（经理）、基层党组织和职代会的关系，还是中央提出的那三句话。“三句话”是近年来实践的总结。企业党组织重在发挥政治核心作用、强化思想政治工作。这是我们的优势。对于这一优势，一些了解中国的外国投资者早已看清楚了，松下幸之助先生就是一例。他在中国投资办企业，把共产党的领导，特别是思想工作诀窍，作为中方投入之一，他认为这与“生产技术诀窍同样重要”。这件事我在一些场合讲过，因为它给我的印象太深了。它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在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不仅是我们的工作优势，也是我们不可估量的财富，对企业的兴旺是何等的重要。
企业领导体制的“三句话”，是有机的整体，关键是要三股劲拧成一股绳。近一时期一些企业又有很多创造，如一肩挑就是创造，交叉兼职就是创造，有些企业不光是交叉兼职，有条件的还试行换位，厂长是共产党员的要做一阵子党委书记，懂经营的党委书记也做一阵子厂长，通过换位相互实践会有更深的体会，不只是增长了知识，而且强化了感性认识，在工作的协调上共同语言就多了。看来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只有理性的认识还不够。定期换位，厂长、书记感受就不同，有没有感性认识，工作起来也不一样。正如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讲的：“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换位”的道理即在此。
第二，办好一个企业，除企业本身的努力之外，确实需要改善企业的外部环境。改善企业的外部环境，主要是两条，一条是政企分开，一条是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不实行政企分开，企业的自主权不能落实。不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企业不只是长期存在的人员过多的负担不能够解决，今后还会继续出现新的问题。就是说，企业职工如果还是只能进，不能出（除非他自己要求出去），人员还会越来越多。虽说解决这两大问题需要有个过程，但政企分开已经讲了十几年了，一直到现在还是没有完全分开，企业自主权有一部分没有落实，或者说没有完全落实。至于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健全，更是一个比较长的过程。就企业来说，从长远考虑，支持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而从眼前来说，增加了部分负担。这两个问题，一头一尾，一个政企分开，真正落实企业自主权，一个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健全，都能促使企业三项制度改革的进一步落实。要使企业真正活起来，没有这两条不行。
现在看，最困难的是解决企业负担问题。企业机制不顺，管理不善，后劲不足，在很大程度上都和负担重有关系。企业背着三个沉重的包袱，这些包袱好多是历史形成的。一是背着人员多的包袱，也就是人浮于事的包袱；二是沉重的债务负担；三是背着办社会的包袱。大城市市区的企业好一些，离城市较远的企业都是“小社会”，可又不能不办“小社会”。上海金山石化总厂，离市区不算远，但“小社会”也是齐全的。要它上市，首先遇到的问题是人多了。人多在什么地方？多在办社会。现在不少这类企业除了火葬场，什么都得办。股票要上市，股民可不能背个社会包袱。金山石化总厂的做法是先把2万多人分流出去，将全厂5万人分流出一半以上。多余的人员分流出来，一部分单独成立服务公司，一部分分流到若干辅助生产部门，一部分重新进行培训再就业，这就是所谓的再就业工程。
债务怎么办？一些企业最困难的是债务。不只是“拨改贷”后形成的债务，还有不断形成的新债务。我认为，首先要解决过去形成的债务。对此，体改委和经贸委的初步意见是，将“拨改贷”形成的债务以“贷改投”的形式，作为国家对企业的投入，也就是国家的资本金，使企业免除这部分的利息负担。这个问题现在还在酝酿中，有些问题还要进一步研究，如“贷改投”，谁来投？是银行投，还是国有资产部门投？银行投，银行分不分你的利润？而这部分利润完税后也很有限。所以，银行也吃不消。这确实是个难题，要一步一步地来解决。看来，一些企业沉重的包袱应采取“三分”的办法，即分离、分流、分担。分担就是不能让银行一家负担，财政上分担一些，原来的主管部门，即利润收受部门分担一些，企业自己也分担一些。当然，如何分担，真正具体落实也会有困难。对此，目前大家都在进行调查研究。现在的问题是，怎么才能使企业不再形成新的包袱，如何堵住新包袱的源头。这些问题要在实践中去探索，去创造，要多想点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