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在长期共同的认识和实践活动中，必然要形成一定的价值观念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居核心地位、起主导和统领作用的就是其核心价值体系。任何社会都有自己的核心价值体系，这是一定的社会系统得以运转、一定的社会秩序得以维持的基本精神依托。核心价值体系不仅作用于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且对每个社会成员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都施加着深刻的影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精神和生命之魂，是社会主义制度在价值层面的本质规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在整个文化建设中居于统摄和支配地位。
1.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进一步增强。从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来看，思想观念多样化是发展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体现了“思想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适应”。正由于思想观念多样化有诸多积极意义，中国古代圣贤才会强调“和而不同”，我们党才会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才会把解放思想作为党的基本路线的重要内容，才会鼓励创新，特别是理论创新。但思想观念多样化也带来了人们价值取向的多样性，先进的与落后的、主流的与非主流的思想观念相互交织。另外，当今时代，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深入发展，在各国综合国力激烈竞争的同时，意识形态领域也是风云激荡。因此，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如何立足国内现实、把握时代潮流，借鉴人类有益文明成果，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之路，成为我们党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面对新形势和新任务，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个重大命题，这是党中央适应我国社会思想道德建设新形势，向全党提出的重要任务。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概括为四个层次的内容，即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其中，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题；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髓；社会主义荣辱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这四个方面，构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它们之间相互联系、相互贯通，形成了一个统一有机的整体。
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旗帜和灵魂。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马克思主义为我们提供了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提供了正确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只有正确运用于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才有强大的生命力。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是坚持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就是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党和国家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坚持以科学发展观指导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坚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在任何一个国家社会中，意识形态中的指导思想是不可能多元化的。正如自由主义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一样，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则是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但是，我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并不排斥社会思想观念的多样化。马克思主义从来就是在同各种思想观念的相互激荡中发展的。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经济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人们的观念日新月异，社会思想日趋多样化。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思想多样化是一种正常状态。就其作用来讲，一方面，社会思想多样化有利于激发创造活力；另一方面，社会思想在多样化中使正确的与错误的思想彼此交织、相互激荡，在多变中使人们思想活动的自主性、选择性、独立性、层次性在增强。我们既不能因为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而简单地排斥社会思想多样化，也不能因为存在社会思想多样化的倾向而怀疑和否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导作用，关键是进一步提高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多样化社会思想的水平，即如何在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社会思想的不同性质和变化过程中，区别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措施，扬长避短，趋利避害，使多样化社会思想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最大限度地形成思想共识，凝聚力量，齐心协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该指出，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思想共识，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动摇。意识形态越是纷繁复杂，就越需要主心骨，越不能动摇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社会思想越是多样化，就越需要坚持指导思想和主导价值的一元化，越不能让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思潮滋长。如果动摇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就会动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根基，动摇党和国家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导致思想混乱、社会动荡甚至亡党亡国。面对社会思想出现的多样化倾向，必须更加坚定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动摇，坚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权、主动权、话语权，这是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前提。只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才能做到真正的引领；只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马克思主义与多样的社会思潮之间才能和谐；只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多样”之间的客观矛盾才能得到协调和平衡，不同社会思潮之间才能和谐。总之，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才能使全国人民有一个共同的精神支柱。动摇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就动摇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根基和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就会导致思想混乱乃至社会动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题。这是因为，理想是一个政党治国理政的旗帜，是一个民族繁荣富强的向导，它基于现实又超越现实，寄托着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和追求。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认识和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只有同现阶段中华民族的共同理想结合起来，才有其现实的价值。近代史上中国既贫且弱，备受列强欺凌，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成为全民族最强烈的愿望。我们党在领导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经过艰辛探索，终于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是现阶段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它是我们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总结了过去在理想建设方面的经验教训，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客观实际提出来的。它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发展的客观要求，体现了我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者、爱国者的根本利益和愿望，是保证全体人民团结奋斗、克服困难的强大精神动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共同理想，可以说是把党的目标、国家发展、民族振兴与个人的幸福紧密联系在一起，把各个阶层、各个群体的共同愿望有机结合在一起，既实在、具体，又鼓舞人心；既具广泛性、包容性，又具感召力、亲和力和凝聚力。在这个共同点上，无论是哪个社会阶层、哪个利益群体，还是哪种信仰的人们，都可以消除分歧，达成一致，为着这个目标团结奋斗。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髓。这是因为，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长期共同社会实践中形成的民族意识、民族心理、民族品格、民族气质的总和，是一个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精神血脉，是民族文化最本质、最集中的体现。五千多年来，中华民族优秀儿女在创造辉煌历史的进程中，不断培育、积累和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这一民族精神是维护国家团结统一、鼓舞人们奋发进取的精神旗帜，也是中国人民在未来的岁月里继往开来、走向繁荣富强、构建和谐社会的精神纽带。时代精神，是指在一定的社会形态下的人们在划时代的创造性实践活动中，所形成的符合历史发展方向、引领时代进步潮流的精神。它是一个社会最新的精神气质、精神风貌和社会时尚的综合体现。进入新世纪，在当代中国人民的伟大奋斗中，培育、积累和形成了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进取、求真务实、奋勇争先的时代精神。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是构成一个民族精神状态、精神支柱和精神动力的核心内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一种既具有强烈的民族性，又具有鲜明时代性的先进思想文化，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共同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实现，两者不可偏废。民族精神离开了时代精神，不能及时地从实践中吸纳鲜活的力量，就会失去其时代的价值，民族精神的弘扬和培育也就无从谈起；时代精神离开了民族精神，就寻找不到民族的承载体，就会失去民族特征，时代精神的弘扬和培育同样也无从谈起。总之，民族精神是时代精神的基础和渊源，时代精神是民族精神在当代的继承和发展。面对世界范围内的思想文化激荡和中国转型时期社会结构深刻变革，我们必须把培育和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任务之一。
社会主义荣辱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这是因为，荣辱观是人们对荣誉和耻辱的根本看法和态度，属于道德的范畴。任何社会都有自己的核心价值体系，但它只有深入到社会成员的道德意识之中，内化到社会成员心中，实现社会的价值要求和个人的价值认同的统一，实现个人的行为选择和自我道德评价的统一，才能在社会中确立其核心地位，发挥其主导功能。因此，我们判断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是什么，要看这个社会的社会成员在实际的行为活动中以什么为荣，以什么为耻，其行为选择的价值依据是什么。古人说，荣辱乃“立节之大本”、“治世之大端”，其深刻涵义就在于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定的荣辱观乃是一定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的核心地位和主导作用得以确立和实现的道德基石，是核心价值体系获得其感召力、亲和力、整合力和凝聚力，充分发挥其实际功能的道德支撑。社会主义荣辱观不仅是社会主义道德规范的本质要求，而且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在体现。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涵盖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反映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时代要求，鲜明地体现了当代中国社会最基本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是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道德文化的现代升华，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必然要求。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大力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基本道德，大力发展各民族和社会成员之间平等、团结、友爱、互助的社会主义新型关系，在道德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但是，我国还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旧社会残留的封建主义道德的影响依然广泛存在，又面临资本主义腐朽思想道德的侵蚀。同时，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推动经济社会全面进步的同时，也给道德领域和社会关系带来深刻复杂的变化。荣辱观是一个民族思想道德的基点，一个国家精神文化的基石。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确立全社会普遍奉行的道德规范，形成和谐的人际关系和文明的社会风尚，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愿望，也是经济社会顺利发展的必然要求。可以说，将社会主义荣辱观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基本内容之一，对于形成全社会共同的道德规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也会内在地促进社会主义社会道德水平的进步与发展，从而使社会主义的发展日益凸显出人类社会发展的恒久价值追求。
总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四个方面的内容，相互联系、相互贯通、相互促进，是有机统一的整体。它既突出坚持一元化指导思想，又强调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它既明确了一致的追求，又涵盖了不同群体和阶层的愿望；它既体现了先进性要求，又体现了广泛性要求，具有广泛性和包容性以及强大的整合力和引领力。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讲到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时，突出强调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必须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要求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转化为人民的自觉追求。这是党中央适应我国社会思想道德建设的新形势，向全党提出的重要任务，它鲜明地亮出了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在思想、文化和精神上的旗帜，对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团结、引领全体社会成员在思想上、道德上共同进步，具有重大意义。
首先，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实需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然要求与之相应的核心价值体系。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是社会意识本质的反映，它决定社会意识的性质，涵盖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意识形态、价值取向，并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行为规范，是引领社会前进的精神旗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代表的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主流价值，它与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根本性质紧密联系在一起，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定、要求和目标取向，提供了和谐社会建设所需要的文化认同和价值追求，具有其他任何价值体系不可替代的高度的凝聚力和感召力。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有利于全社会取得广泛而深刻的价值认同，使人们以此为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超越民族、血缘、语言、习惯、地域等方面的差异，消除彼此之间的分歧和隔阂，增强社会成员的归属感和向心力，促进社会共同体的团结和稳定，从而提升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
其次，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引领社会思潮朝着优化、改善和健全方向发展的需要。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党中央审时度势向全党提出的一项重要任务。它的建立将为我国社会进入21世纪后引领社会思潮树起一面精神旗帜，为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建设和各族人民思想文化建设奠定一个共同的思想基础。社会思潮是社会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是一定时期社会存在的反映。它决定和影响着社会舆论的性质和走向，对社会生活产生积极或消极影响。如果社会群体心理敏感、浮躁、盲从、嫉妒，缺乏定力和理性，就极易受到舆论或谣言的蛊惑、煽动。当这些能量积聚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会因偶然事件而爆发出来，形成破坏社会和谐的有害思潮。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我们党坚定不移地坚持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民族精神获得了空前的解放，人们的价值观念也呈现出了多样化的趋势，社会思想空前活跃，各种思想文化互相交融，互相激荡。总的来看，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主流是积极健康向上的，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断加强和巩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思想道德体系逐步形成。但是，我们应当看到，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经济格局的形成，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出现“四个多样化”，即经济成分和经济利益格局多样化、社会生活方式多样化、社会组织形式多样化、就业岗位和就业形式多样化。经济社会生活中的“四个多样化”，导致了社会思潮的多样化。目前，社会思潮呈理性和非理性交织，政治因素和经济、文化因素交织，进步和愚昧落后交织的纷繁复杂态势。由于利益追求和价值取向不同，并非所有的社会思潮的立场、愿望表达都合乎社会发展要求，顺应历史前进的方向。在现实生活中，确实有一些社会思潮不能推动社会良性发展，不能与社会主流价值形成良性互动，不能繁荣社会文化和丰富人们精神生活，有的甚至危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因此，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朝着优化、改善和健全的方向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构建具有广泛感召力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可以引导社会热点，疏导公众情绪，使先进的得到发展，健康的得到支持，落后的得到改造，腐朽的得到抵制，形成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主导的健康向上、和谐融洽的社会思潮主流，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强有力的思想和舆论支持。
再次，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应对西方挑战，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前进的需要。自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建立以来，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从来就未曾中止过，对抗的焦点是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谁胜谁负的根本问题。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社会主义的发展出现了暂时的低潮和挫折，而资本主义则发展迅猛，这对人们的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我国作为现存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应该说通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社会获得了巨大发展和进步，但是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依然存在很大的差距。苏联解体后，美国把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当做潜在对手，并竭力用思想文化手段西化分化我国。目前，打赢意识形态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是现代西方传媒的主要任务之一。他们攻击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空想论”、“失败论”。不仅如此，他们还企图用所谓的“普世价值观”取代爱国主义。他们还极力推行“新干涉主义”，鼓吹“人权高于主权”、“内战非内政”、“主权有限论”、“文明冲突”等。这些极具侵略性和扩张性的价值思想，在国际政治生活中有着很大影响，也影响着我们的价值观念。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必须摆脱以前那种在理论上让人感觉模糊的、遥不可及的意识形态的历史叙述，鲜明地亮出自己的旗帜，形成和发展具体的、可感的而且符合人类价值需求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让社会主义在彰显人类价值追求的过程中显示其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内在生命力，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精神动力。
总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精神之魂，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大厦的基石，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必将有力地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进程。
2.中西文化观
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中国传统文化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新挑战。中国文化冲突的焦点由传统的“天人古今”之辩转移和演变为“中西古今”之争。“中西古今”之争纵贯了整个20世纪中国文化的论争。古今之争，就是怎样看待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乃是近代以来中国文化论争的焦点。中国作为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为推进社会进步必须参与和追赶现代化的时代潮流，但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在参与现代化的过程中，在文化上最大的难题是如何使社会既接纳现代性、又保持民族性的“文化整合”。中西之辩，就是怎样看待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问题。近代以来，中国文化不再是一个独自发展的系统，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冲突和交汇一直困扰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因此，如何对待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就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必须面对的问题。
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外来文化问题，毛泽东提出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方针。毛泽东之所以能够批判地继承和吸收中国古代文化的精华，在于他对中国文化遗产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科学的态度。文化的发展具有传承性。任何一种新文化的产生，总是以其母体文化为基础。中国的文化建设也必须以已有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作依托，即以传统文化为建设基点。毛泽东说：“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1960年12月，毛泽东在与外宾的谈话中说到：中国古代文化“并不全是封建主义的东西，有人民的东西，有反封建的东西，要把封建主义的东西和非封建主义的东西区别开来。封建主义的东西也不全是坏的，我们要注意区别封建主义发生、发展和灭亡不同时期的东西。”这就是毛泽东对待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的根本态度，也是他阅读卷帙浩繁的中国古籍所得出的基本经验。毛泽东多次讲“不能割断历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要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立足于时代发展，服从于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的要求和实际，对传统文化“挈其瑰宝，而拒其淄磷”，“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原则，对那些“凡是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加以利用。一是利用传统文化的形式，表现新的时代内容；二是发掘整理和继承传统文化中包含的合理成分，赋予它新的含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要求在新文化建设中“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同样，对待西方文化，毛泽东也主张应该采取批判继承、借鉴吸收的态度。西方文化相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来说，是一种异质的外来文化，鸦片战争以后大量传入中国，也曾出现了对这种异质文化认识和态度上的种种偏颇：文化保守主义、全盘西化，等等。毛泽东对此进行了批判和总结，认为，我们应该大量吸收西方文化中进步的东西，作为我们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凡是今天我们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但是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肠胃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那种“排外主义的方针是错误的，应当尽量吸收进步的外国文化，以为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借镜；盲目搬用的方针也是错误的，应当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
毛泽东从青年时代起，他一方面为中国古代灿烂的文化而自豪，但另一方面也深切地感到了传统文化在西方现代文明挑战下的危机和弊病。他曾经表达“庇千山之材而为一台，汇百家之说而成一学”的宏大抱负，积极主张出国留学，向外发展。他和先进青年一起创办文化书社，经销各种书刊，包括西方政治、经济著作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毛泽东认为，西方文化是西方现代文明这一特定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在其发展过程中的整合物，是西方古代传统文化的发展和演变，它反映的是西方文明的方方面面，与我们的文化不仅有民族差异性，更有时代差异性。它本身也有进步和落后两个方面，决不能“生吞活剥”，毫无鉴别地拿来，而必须批判地吸收。
建国初期，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上宣布：我们这个民族，从来就是接受外国的先进经验和优良文化的。封建时代，在唐朝兴盛的时候，曾经与印度发生密切的关系，学了佛教。我是不信佛的，但那个时候很多人信佛教，我们的唐三藏法师，万里长征去取经，比后来人困难得多。现在有人证明，我们现在的乐器大部分是西域传来的。我们这个民族从来不拒绝别的民族的优良传统。在帝国主义压迫我们的时候，特别是从中日战争失败到辛亥革命那一段时间里，全国有一个学习西方资本主义文化、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他们的科学的高潮。那一个学习对我们的进步是有很大帮助的。1956年，毛泽东指出：“中国的面貌，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都不应该是旧的，都应该改变，但中国的特点要保存。应该是在中国的基础上面，吸取外国的东西。应该交配起来，有机地结合。”这就是毛泽东的中西文化互补观。不同民族的文化之间，只有相互交流、相互吸收、相互补充，文化肌体才会产生新的血液，才会有新的生机，文化发展才会由低级到高级，由不完善到逐渐完善。文化互补，不仅推动各民族本身的发展，而且会推动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同年，他在《论十大关系》中说：“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照搬。”1965年9月，他接见来访的印度尼西亚客人，在谈到现代科学技术已经不为帝国主义所垄断时，他兴奋地说：是嘛，全部开放，全部交流，不要垄断。他要求中国的文化建设面向世界，实行对外开放，在对外交流中吸纳、融会世界各民族的先进文化。
当然，向外国学习，必须摒弃敝帚自珍、夜郎自大的文化心态。那种借口强调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而盲目否认西方文化的长处是完全错误的。毛泽东指出，中国有向外国学习的传统，过去，中华文化处于领先地位时我们都能接纳外来文化，何况近代以来中国落后了，我们更应向外国学习。学习外国的先进文化将是一项长期的任务，必须坚持不懈。毛泽东要求中国新文化建设应在对外交流中吸纳、融会世界各民族的先进文化，他说：“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毛泽东的中西文化观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都产生了划时代的巨大影响，成为共产党人的价值观基础。但总结他的文化思想和实践，从理论到实际作整体分析，也有不少地方值得我们反思。如过分强调政治革命，强调意识形态领域无产阶级的纯洁性，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强烈地反对资产阶级文化思想，也导致了现实中的严重不良后果。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无疑成为邓小平对中西文化新的认识的基础。
作为党的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主张在广泛吸取古今中外一切优秀文化成果的基础上，建设具有民族特色和时代精神的新文化，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这种文化的模式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共产主义为核心、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以外来优秀文化为辅助、以现代化为着眼点的有机整体。
邓小平曾经深情地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深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和毛泽东一样，他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优秀的文化而自豪，但他没有囿于传统文化的束缚，而是以开放性的思维来反观、审视和评判。一方面他主张要“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提高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另一方面又提出要“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打破旧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他主张要在前人的基础上，用前人的优秀成果来发展自己，使中国走向世界。1978年3月，他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的讲话中说：“在科学技术方面，我国古代曾经创造过辉煌的成就，四大发明对世界文明的进步起了伟大作用。但是我们祖先的成就，只能用来坚定我们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信心，而不能用来安慰我们现实的落后。”
邓小平同样清醒地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优秀的精华的成分在今天仍然是有用的文化和精神价值，而落后的糟粕的成分显然不适应社会发展。中国传统文化毕竟是中国历史发展中的产物，其中包含着封建思想的残余。建国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中，特别是十年“文化大革命”中，这种封建思想曾一度严重地侵蚀了毛泽东个人的思想和行为，带来了人们思想的混乱。所以，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固然重要，但同时要反对封建思想残余，防止封建思想借尸还魂。邓小平列举了我们党内和干部队伍中存在的问题，如官僚主义习气、官气，脱离群众、权力过分集中，领导干部终身制、家长制，领袖指定接班人，宗法观念、等级观念等，尖锐地指出：“我们进行了二十八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成功的，彻底的。但是，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否则国家和人民还要遭受损失。”“我们过去的一些制度，实际上受了封建主义的影响……我们现在正在研究避免重复这种现象，准备从改革制度入手。”怎样改革制度？邓小平提出必须抓民主和法制建设。他说：“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现在我们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为此，邓小平专门提出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如何认识西方文化？邓小平首先肯定了文化是人类的共同财富，一切对我有用的文化思想、科学技术都应该吸收和学习。在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指出：“科学技术是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我们不仅因为今天科学技术落后，需要努力向外国学习，即使我们的科学技术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也还要学习人家的长处。”1979年，他又指出：“资本主义已经有了几百年历史，各国人民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发展的科学和技术，所积累的各种有益的知识和经验，都是我们必须继承和学习的。我们要有计划、有选择地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其他对我们有益的东西”。这是在一个历史转折时期的振聋发聩的指示，是对实践中扭曲西方文化的“左”倾错误的修正。
其次，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评判西方文化。邓小平说：“属于文化领域的东西，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它们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西方如今仍然有不少正直进步的学者、作家、艺术家在进行各种严肃的有价值的著作和创作，他们的作品我们当然要着重介绍。”对于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思想，当然应该采取科学的态度。“要弄清什么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要比封建主义优越。有些东西并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的。比如说，技术问题是科学，生产管理是科学，在任何社会，对任何国家都是有用的。我们学习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科学、先进的管理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而这些东西本身并没有阶级性。”“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可以看出，邓小平的这些论述都是围绕着一个目的，即改革开放的中国要吸收和借鉴世界上一切国家，尤其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所创造的先进文明成果来加速自己的现代化进程，只要是对社会主义有益的文化，都可以学习，都可以为我所用。但是，学习西方文化并非兼收并蓄，必须批判地吸收和借鉴。邓小平认为，对于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西方各种丑恶颓废的东西我们绝不学习。“绝不允许把我们学习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技术和某些管理的经验，变成了崇拜资本主义外国，受资本主义腐蚀，丧失社会主义中国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针对现实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他严肃地指出，“现在有些同志对于西方各种哲学的、经济学的、社会政治的和文学艺术的思潮，不分析、不鉴别、不批判，而是一窝蜂地盲目推崇。对于西方学术文化的介绍如此混乱，以至连一些在西方国家也认为低级庸俗或有害的书籍、电影、音乐、舞蹈以及录像、录音，这几年也输入不少。这种用西方资产阶级没落文化来腐蚀青年的状况，再也不能容忍了。”这就给我们明确了在对待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上，要防止两种错误倾向：一是不加分析地排斥和反对，只要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就不能用；二是盲目地崇拜，只要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就拿过来。
相对于毛泽东的中西文化观而言，邓小平对中西文化的把握是站在新的时代发展的高度，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以发展、进取的观点把正确的思维转化为理论并运用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科学的思想方法与当代中国基本国情的有机结合，也是邓小平恢宏的政治胆魄和广博的文化涵养的充分体现。
江泽民同志十分重视中国的传统文化。在1994年全国思想宣传工作会议上他指出：“我们民族历经沧桑，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灿烂的中华文明，形成了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传统文化。我们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很好地继承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当然也需要“认真研究和借鉴世界各国的文明成果，善于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中吸取营养，发展自己。我们讲继承、讲借鉴，目的是通过继承和借鉴，使民族文化传统、外来文化的精华同我们党领导人民在长期革命和建设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革命精神，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并在新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建设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在对待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上强调“中国文化有辉煌的历史，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渊源于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又植根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江泽民同志于1997年11月2日在美国哈佛大学发表的演讲，是他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发扬最为集中、最为系统的一次阐述，因而也最具代表性。“哈佛演讲”以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作底蕴，全面总结了中国五千年来在人类文明进程中所作出的巨大贡献，详细回顾了中外友好交往合作的历程，高度概括了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改革开放方针政策的历史渊源和深刻内涵，表明了中国人民维护民族团结，热爱世界和平，促进人类社会文明健康发展的历史责任感和坚强意志，被认为是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在新世纪处理内政和外交的一个纲领性文献。在这里江泽民把中国在自己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形成的优秀文化传统，精辟地概括为“团结统一”的传统、“独立自主”的传统、“爱好和平”的传统、“自强不息”的传统。这些传统随着时代变迁和社会进步都得到了进一步的继承和弘扬，直到今天仍继续对中国人民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国家的发展道路等发挥着重大而深刻的影响。
在对待外来文化影响的问题上，江泽民是站在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的国策的高度来看问题的。他指出，扩大对外交流，包括文化交流，对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的意义，同时也有益于文艺工作者开阔眼界、增长知识，学习和借鉴世界各国的文明成果。在如何学习和借鉴外国文明一切优秀成果的问题上，江泽民特别强调要用辩证的眼光来看待外国文明。一方面，在向外国学习问题上，必须坚持“两点论”，他指出：“我们一方面要大胆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好东西，有些东西不仅要学，还要花钱去买；另一方面又要坚决抑制各种腐朽的东西和反映资本主义本质的东西。准备了‘两手’，掌握了‘两点论’，我们的学习和借鉴工作就会广泛正确地开展起来和长期坚持下去。”另一方面，吸收和借鉴外来文化要以自力更生为基点。我们吸收和借鉴外来文化的目的，在于博采众长，丰富自己的文化；要认真研究和借鉴世界各国的文明成果，善于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中汲取营养，发展自己。
尊重世界文化多样性，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正确对待外来文化的思想前提。江泽民明确指出：“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如同宇宙间不能只有一种色彩一样，世界上也不能只有一种文明、一种制度、一种发展模式、一种价值观念。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应充分尊重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文明的多样性。世界发展的活力恰恰在于这种多样性的共存。应本着平等、民主的精神，推动各种文明相互交流，相互借鉴，以求共同进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对这一思想作了更为全面和深刻阐述：“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各国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应尊重各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承认世界多样性的现实。世界各种文明和社会制度，应长期共存，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江泽民关于各国文化多样性的思想，既看到了由于各国文化的多样性而带来的各种文化的差异性，同时又指出了各国各种类型的文化和文明在本质上是可以兼容的。
3.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外来文化和意识形态，要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离不开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内容和形式上的借鉴和吸收。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在对传统文化进行改造和提升的同时，要不断汲取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使自身在内容上得到丰富和完善。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必须具有鲜明的中国作风、气派和风格，才能真正为中国广大民众理解和接受。
毛泽东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乳汁哺育下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他从小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和熏陶，接触和阅读了大量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从经史子集、楚辞汉赋、唐宋诗词、民间乐府到稗官小说，他都爱不释手，历朝纪事本末，各种野史、稗史、历史演义等，他都广泛涉猎，从而奠定了毛泽东深厚的民族文化修养。毛泽东的文化心态、个性品质、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思想理论，无不受着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特质的影响。当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以后，他并没有把学习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对立起来，而是把学习马克思主义与批判继承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结合起来。
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一贯强调，要反对教条主义，反对本本主义。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的本本主义。”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国人民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马克思主义是要在群众生活群众斗争里实际发生作用的活的马克思主义。任何思想理论，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不为人民群众所真正掌握，即使是马克思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要“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他主张，必须废除教条主义和洋八股，马克思主义必须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中国传统文化为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智慧。读中国古代哲学著作使毛泽东深刻。从《周易》、先秦诸子百家典籍、宋明理学著作到早期启蒙思想家顾炎武、王夫之、颜元等人的作品，近代维新运动的领导者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的著作，毛泽东从中汲取了丰富的思想资源、渊博的历史知识，为后来确定正确的世界观，提出辩证唯物主义的知行统一命题，坚持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奠定了理论基础，像《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中处处闪耀着中国古代哲学的光辉。读中国古代历史著作使毛泽东睿智。在毛泽东著作中，一个个历史典故信手拈来，一个个历史成语运用贴切，马克思主义的原理被赋予中国特色的思维形式和语言载体，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总结中国历代农民战争的经验教训，深刻地阐明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意义，创立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理论，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毛泽东批判地吸收了儒、法思想精华，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加以改造，阐明了人民民主专政理论，成功地解决了新中国的国体和政体问题，使我国成为一个以共产党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以史为鉴，有利于我们开创未来。读中国古代军事著作使毛泽东坚定沉着。如《孙子兵法》、《战国策》、《汉书》、《三国演义》等名著中的军事思想、兵法，古代有名的战略战术，特别是对以少胜多、以弱制强的典型战例的剖析，都被毛泽东出色地与中国革命武装斗争的需要和实际相结合，用以研究战争规律，指导中国革命战争一步步走向胜利。
邓小平一再强调马克思主义要和本国实际相结合，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和科学性所在。相结合是一个不断需要解决的问题，在相结合上要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两种错误的倾向。改革开放以后的近20多年中，邓小平仍多次阐述，马列主义的原则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但一定要结合新的实际、解决新问题。小康社会思想是邓小平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邓小平同志吸收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精华，并使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而得出的思想结晶和理论创造。
众所周知，“小康”与“大同”之说，作为儒家学者的价值目标和社会理想，始见于《礼记·礼运》篇。所谓“大同”社会，被描绘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等社会图景。这是一个财产公有、政治民主、社会文明、保障健全、秩序稳定的理想社会状态；而小康，则要低一个层次，是“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禹、汤、文、武、成王、周公，此其选也”。在这里，小康社会是一个财产私有、生活宽裕、上下有序、家庭和睦、讲究礼仪的社会状态。大同小康，一公一私，前后相继，成为后世审视现实、向往美好的根据所在，并逐渐发展成为对脱贫以后比较宽裕的新生活的一种向往。邓小平把我国摆脱贫困后至达到中等发达国家之前这一社会发展阶段称之为“小康社会”，小康成为邓小平理论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其文化渊源关系清晰可见，但邓小平赋予小康以新的时代内涵。在这里，邓小平同志吸收、扬弃和改造了儒家的“小康”之说，提出了属于科学社会主义范畴的“小康社会”概念，用以表征中国式的现代化的阶段性的奋斗目标，以及它的发展程度。这与儒家所讲的“小康”，或封建主义所谓“小康社会”，具有本质上的区别，因而是重要的理论创新，意义极为深远。一方面，这是对过去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存在的急于求成、超阶段的“左”的错误的否定；另一方面，则体现了邓小平同志规划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求真务实精神，即既积极进取、又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以“小康社会”作为关键内容的中国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目标、战略步骤，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因为这样，党的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报告，都写入了“小康”和“小康社会”的概念，体现了邓小平同志关于中国式现代化在近期以建设“小康社会”作为奋斗目标的科学思想。
以胡锦涛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主张，也吸收和改造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贵和尚中”思想，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相结合的又一典范。孔子在创立儒家学说时，十分重视“和”的价值与作用。他强调“和为贵”，把“和”视为做人处事、治国理政的价值判断标准。他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孔子的“和同”思想，也是既承认差异，又要求和合，通过互补互济，达到事物的矛盾统一，形成和谐的状态。老子在《道德经》中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他认为，万事万物都包含着阴阳两个矛盾的方面，阴阳相互作用构成“和”。“和”是宇宙万物的本质以及天地万物生存的基础。充分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贵和尚中”思想的现代价值，提炼出适合当代社会发展的“和谐文化”，提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是一个创造。
总之，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一项十分重要而又紧迫的任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必将有力地推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