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中国几千年来的执政者，凡治绩卓著而社会得以长治久安者，无一不具有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总是“先之劳之”，“居之无倦，行之以忠”。
唐太宗李世民之所以能开创历史上的“贞观之治”，与他坚持“先之”、“劳之”的态度，励精图治是分不开的。
贞观五年（631年），唐太宗对侍臣说：“治理国家和养病没有什么区别。病人觉得身体有好转，更需要调理保养，否则会旧病复发，那就必然有丧命的危险。治理国家也是这样，天下稍为安定，更应小心慎重，倘若刚一安定就骄奢淫逸起来，必然导致失败。现在天下安危，系在我一人的身上，所以，我一天天谨慎小心，该休息也不敢休息。”魏征说：“内外治安，我不以之为喜事，只高兴陛下能够居安思危啊。”
贞观二年，京城大旱，蝗虫大量滋生。太宗到禁苑中去视察庄稼，看见蝗虫，双手捧起几个蝗虫祝告说：“粮食是百姓的生命，你吃了粮食，是坑害百姓。百姓有过错，责任在我一人，你如果有灵性，只该吃我的心，不要伤害百姓。”祝告完毕就要吞下蝗虫，左右的人急忙劝说：“吃下去怕要生病，不能吃。”太宗说：“我希望灾祸转移到我身上，还害怕什么病呢！”他毫不犹豫地把蝗虫吞吃了。李世民为求神灵赐福免灾而吞食蝗虫的行为是否科学，不必追究，但他体察民情、不顾个人安危的精神是值得称道的。
贞观十四年，唐太宗因平定了高昌国，召见侍臣，在两仪殿设宴招待。太宗对房玄龄说：“高昌的国君如果不失掉臣下的礼仪怎么会走到灭亡的地步？我平定了这样一个国家，心中更加感到危惧，只有力戒骄奢淫逸来自己提防，采纳忠直之言来匡正自己；罢黜奸佞，选用贤良，不拿小人的话来议论君子，用这种办法来谨慎守业，也许可以让国家获得安宁吧。”魏征趁此良机，劝谏太宗说道：“我看自古以来的帝王，他们在拨乱创业的时候，必定很谨慎，随时警戒自己，善于采纳平民百姓的意见，听从忠诚正直的建议。天下已安定，他们就恣意放纵欲望，喜欢听阿谀奉承的话，厌恶刚正的规谏。张子房是汉王刘邦出谋划策的大臣，到刘邦当了皇帝时，打算废掉嫡子刘盈而立庶子刘如意为太子。子房说：‘今天的事，不是凭口舌可以争辩的。’始终不敢再用话去开导汉高祖。何况陛下功业、德义的盛大，用汉高祖来相比，他是比不上的。陛下即位至今已有15年，圣明的德泽像灿烂的光芒照耀着四海，如今又消灭了高昌，还多次将国家的安危记挂在心里，刚才又说想进用忠直贤良的人，大开直言规谏之路，这是天下的最大幸运。过去齐桓公曾与他的臣子管仲、鲍叔牙、甯戚在一起饮酒。齐桓公对鲍叔牙说：‘为何不向我祝福呢？’叔牙举起酒杯站起来说：‘但愿君王不要忘记当年出奔在莒国时的情景，管仲不要忘记在鲁国被捆绑时的状况，甯戚不要忘记喂牛于车下时的境遇。’齐桓公听完叔牙的话，离座而起感谢叔牙说：‘我与两位大夫都能够不忘记先生的话，那么，国家就不会有什么危险了！’”唐太宗听后十分激动，对魏征说：“我一定不敢忘记当百姓时候的情景，你也不要忘记鲍叔牙的为人啊！”
唐太宗不仅如此说，而且也确实有不少实际行动。
《贞观政要》记载：臣子们认为宫中炎热潮湿，李世民休息与用膳的地方不合适，请求他在地势高宽敞明亮的地方，修建一座小小的楼阁。因顾及修建楼阁需耗去十户人家的资产，李世民竟制止了臣子们的建议，不吝惜身受寒暑，安心地居住在低下简陋的地方。正巧有几年因霜灾歉收，普天之下饥荒严重，丧乱开始出现，仓库里也十分空虚。李世民内心怜悯百姓，不断地救济抚恤，他自己只吃一般饭菜，停止赏乐，撤除了悬挂钟磐的架子，说话也是凄婉动容，面庞已大大消瘦。平时李世民心中深切思劳忧虑，断绝游玩巡幸；每天清早就设朝理事，听取和接受群臣的意见毫不懈怠。散朝之后，还召见有名的大臣，共同探讨议论治国的得失；倾尽全部心力，惟一涉及的只是治国大事，再没有别的话；到太阳西斜，一定叫才学渊博的人进宫，畅谈古代典籍，中间有时写文咏诗，有时清谈玄理，到深夜还不顾疲劳，夜半还不安寝。这些，看起来不大难做到，但对于一个处于一国之尊的皇帝能做到这些，确实难能可贵。
到了晚年，唐太宗则不大检点，对内不愿纳谏，对外实行扩张，但总体来说，唐太宗李世民对为政艰难的理解是深刻的，基本上算是一个“居之无倦，行之以忠”的勤快皇帝。一个从政者如果想事业有成，必须具备一种良好的政者品德，那就是诚敬自己的职务，不辞劳苦，身先士卒，尽心尽力、毫不厌倦、不顾疲劳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孔子在这里虽没有讲从政的具体策略，而重点讲从政者的素养、情操，或者说是强调从政者的执政态度、工作作风和精神面貌。“先之”、“劳之”、“无倦”，确实是关系到国家政治的大事，同时也是符合对执政者的要求的。
为政之道，在于以身作则，身教重于言教。同样，无论做任何群体性事情，相信只要自己带头做在前面，那么大家就会和你同甘共苦，付出劳力也心甘情愿。时时处处，做在前头，身先士卒，办事充满活力，不辞劳苦，要是果真这样了，就不怕大家不拥护你，就不用担心事情做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