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格是一个人最高贵的财富
品格，是人生的桂冠和荣耀。它是一个人最高贵的财产，它构成了人的地位和身份本身，它是一个人在信誉方面的全部财产。品格，使社会中的每一个职业都成为荣耀，使社会中的每一个岗位都受到鼓舞。它比财富更具威力，它使所有的荣誉都毫无偏见地得到保障。它伴随着时时可以凑效的影响，因为它是一个人被证实了的信誉、正直和言行一致的结果，而一个人的品格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显著地影响别人对他的信任和尊敬。
品格是人性最好的形式。它是道德规范在个体身上的体现。有品格的人不仅仅是社会的良心，而且，在任何有一个好政府的国度里，他们都是社会的动力和民族的脊梁，因为主宰世界的主要还是人的道德品质。即使在战争中也是如此，拿破仑曾经说过道德的力量比物质的力量强大10倍。
1801年，坎宁极有见地地写道：“我的人生之路必定是通过自己的品格获得权力，我不会尝试其他的途径。我对这条道路充满自信。它虽然不是最快的捷径，但它是最靠得住的。”或许你会崇拜有才智的人，但是，在你信任他们之前，他们必须做一些事情取信于你。因此，约翰·罗素爵士以深刻的洞察力指出：“在英国，向天才人物请求帮助，但听从品格高尚者的教导，这是一条根本的原则。”
弗兰西斯·霍恩的一生就极有说服力地证明了这一点。悉尼·史密斯指出，霍恩将会风范长存，名垂青史。科克本爵士发表评论指出：“他的一生散发着耀眼的光芒，他的精神将感召每一个心地正直的年轻人。他在38岁时英年早逝，他在公众中比任何个人更有声望。除了那些铁石心肠的人和那些卑鄙龌龊的人以外，所有人都尊敬、爱戴、信任和哀悼他。死去的议员从没有人像他这样获得议会的尊敬。”
现在，每一个年轻人或许会问，他为什么会获此殊荣？是因为他高贵的出身吗？而他只不过是爱丁堡一个商人的儿子。是因为他巨大的家产吗？而他和他的家人除了勉强维持生计外别无他物。是因为他的职位吗？而他只有一个，而且仅仅干了几年，没有任何影响，工资也极为微薄的工作。是因为他出众的才华吗？而他并不特别优秀，也没有任何天才。他慎重稳健，惟一的目标就是不要出错。是因为他雄辩的口才吗？他语调平缓，耐人寻味，没有任何夸张的恐怖或劝诱。是因为他高雅的举止吗？他只不过是行动正确、待人亲切而已。
那么，究竟是因为什么呢？只是因为他的见识、勤劳、严格的自律和善良的心地，这些品质是许多人所望尘莫及的。是他不同凡响的人格力量。这种人格不是先天的禀赋，不是由什么特殊的元素构成，而是他通过后天的努力形成的。在参议院中，比他更具才华、更有雄辩口才的大有人在，但是，在道德品质各方面的组合中，却无人可与他匹敌。
霍恩的一生表明，除了通过文化和慈善事业获得影响外，还可以通过其他各种途径获得社会影响，即使在公共生活的竞争和嫉妒中，这种影响也不可抹煞。
富兰克林也把他作为一个社会名流的崇高声望，归因子个人性格的正直诚实，一而不是自己的才能或口才，因为自己在这些方面都只是一般。因此，他说：“正直诚实使我在人们中阀享有声望。我日才很差，根本谈不上雄辩。遣词造句还犹豫不决，很难正确使用语言。不过我还是能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意思。”
和地位低微的人一样，对地位很高的人来说，个性使人产生信心。据说沙皇俄国的亚历山大一世的个性力量，抵得上一套法律制度。在佛朗德战争期间，蒙田是惟一不关上城堡大门的法国绅士。据说蒙田的人格力量比一个骑兵团更有效地保护了他的家园。
人格就是力量，在一种更高的意义上说，这句话比知识就是力量更为正确。没有灵魂的精神，没有行为的才智，没有善行的聪明，虽说也会产生影响，但是它们都只会产生坏的影响。
诚实、正直和仁慈，这些品质并不是与每个人的生命息息相关，但它却成为一个人品格的最重要方面。正如一位古人所说的：“即使缺衣少食，品格也先天地忠实于自己的德行。”具有这种品质的人，一旦和坚定的目标融为一体，那么他的力量就可惊天动地，势不可挡。他有能力实施善行，有能力抵制邪恶，有能力忍受各种困难和不幸。
当史迪芬落入卑鄙的加害于他的人手中时，他们带着嘲讽的口吻问他：“现在你的堡垒在哪里呢？”“在这里。”史迪芬把手放在心窝上，勇敢地说。正是在不幸的环境中，这位正直的人的个性闪烁出了最耀眼的光辉。在其他各方面都已遭致失败，但他凭着自己的正直和勇气傲然屹立。
艾斯肯爵士是一个独立性很强、小心谨慎而坚持真理的人。他的行为准则值得每一个年轻人铭刻在心，他说：“我早年的第一条行为准则是，做我的良心告诉我那是我的职责的事情，把后果留给上帝去考虑。父母给我的教导我至死不忘，我相信他们从实践中得出的经验。我一直在实际生活中严格遵循，我没有任何理由去抱怨这种顺从是一种牺牲。相反，我发现他们指给我的是一条通向幸福和富贵的道路。我也应该给我的孩子们指出一条同样的成功之路。”
每个人都会把拥有好的品格作为人生的最高目标之一。好的方法是使他获得努力的动力的保证。而刚毅的思想观念，作为一种向上的因素，使他的动机保持稳定并受到刺激。人生最好是有一个较高的目标，但是并不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认识到。迪士累利先生指出：“不向上看的人往往向下看，精神不能在空中翱翔就注定要匍匐在地。”乔治·哈伯特极有见地地写道：“职业低下的人，如果把目标定得较高，他也可以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不要让精神消沉，一个壮志凌云的人肯定会比一个胸无大志的人有出息。”
一个具有崇高生活目的和思想目标的人，毫无疑问会比一个根本没有目标的人更有作为，有句苏格兰谚语说：“扯住金制长袍的人，或许可以得到一只金袖子。”那些志存高远的人，所取得的成就必定远远高于起点。即使你的目标没有完全实现，你为之付出的努力本身也会让你受益终生。
在生活中有许多虚假的性格，不过，人们并不难对此加以识别。一些人知道品格的金钱价值，他们会为此弄虚作假，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克罗尼·克托雷斯曾经对一个以诚实正直著称的人说：“我愿意以1000英镑来换取你的美名。”“为什么呢？”“因为我可以用它赚1万英镑的利润。”这个流氓回答说。
诚实正直的言行是个性的脊梁，而对诚实正直的持之以恒则是它最显著的特征。罗伯特·皮尔勋爵这位伟大的政治家死后几天，惠灵顿公爵谈到了他的品格，他说：“爵士阁下们：你们都感受到了罗伯特·皮尔先生崇高的和可敬的品格。我和他共事多年，我们两人都在议会工作，是多年的朋友并且私交甚笃。在我们的相处中，我深深感受到了他的真诚和公正，他一直致力于公共事业的改善与提高。他是我最为信任的朋友。在我的一生中，我从来没有对他的一言一行表示过怀疑。”这也是这位忠诚_的政治家赢得巨大影响和权力的秘密所在。
爱国是忠士的品格
中国能有这样幅员辽阔的版图，能有今天这样的民族和谐共处的氛围，能有今天这样众志成城、欣欣向荣的气象，应该说正是古往今来炎黄子孙的爱国结晶。神州大地抛洒下多少先民英烈的报国热血，长江黄河流淌着多少慷慨激越的爱国壮歌。
哀莫大于心死，痛莫大于国亡。吉鸿昌被蒋介石勒逼卸职出洋“考察实业”期间，对灾难深重的祖国仍然一片赤诚，为祖国的命运而担忧。
在西北军中，吉鸿昌是一个机敏、果敢、无畏和屡建战功的虎将。人们亲切地称呼他“吉大胆”。正因为他为人刚正不阿，急公好义，一些西北军元老早就说他“桀聱不驯，难于驾驭”，想法排挤他。后来又因为他常与西北军中的一些共产党员接触以及对军阀混战产生厌倦情绪，就说他有“赤化嫌疑”，要求解除他的兵权，甚至鼓动上级杀掉他。只因冯玉祥爱他是个将才，极力保护，才使他幸免于难。
1931年8月，吉鸿昌因拒绝执行蒋介石的“剿共”的命令，被勒逼卸职出洋“考察实业”。9月，正当他准备从上海启程的时候，“九一八事变”的“噩耗飞来”上海，他闻讯后“发指毗裂，一向出国豪兴，遽行由沸点而降至冰点以下”。他立刻改变出国的主意，决心留在国内，与日本帝国主义决一死战。他给蒋介石发电报，表示国难当头，应该一致对外，愿提一支劲旅，北上抗日，粉身碎骨，以解国难。但蒋介石根本不理睬他的满腔爱国热忱，并对他软硬兼施，逼他立即动身。他不得已，只得“含泪登舟”而去。临行时，他写信劝冯玉祥举旗抗日，还在旅馆墙上写了：“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的诗句，以抒发内心的愤懑和抗日的决心。
吉鸿昌依依不舍地离别“最亲爱最悬念之祖国”。他“满腔热血，无处可洒”。一路上心情郁闷，寝食不安。他视察了欧美十多个国家，每到一地，都利用各种机会进行抗日宣传，讲演“九一八事变”真相，特别是向海外华侨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争取他们对抗日救国事业的支持。在德国时，他曾数次要求给他签发去苏联参观访问的护照，但都遭到国民党政府驻外机构的无理拒绝，这使他对蒋介石反共卖国的罪行更加切齿痛恨，激愤之下，赋诗一首：渴饮美龄血，饥餐介石头。归来报命日，恢复我神州。
在旅居国外的日子里，他无时不怀念着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祖国和人民。当1932年“一二·八事变”的消息传到海外时，他马上提起行装，踏上归途。
1933年6月20日，冯玉祥又任命吉鸿昌为抗日同盟军北路前敌总指挥，挥师北进，收复察东失地。
多伦是察东的商业重镇，有“蒙古小上海”之称。它扼华北与内外蒙古交通之要枢，为热、察两处之要道，战略地位重要。当时，敌伪在城外筑有炮台8排32座及内外交通沟壕与电网等工事。7月1日，同盟军向多伦发起进攻。夜11时，吉鸿昌发出总攻命令，经彻夜激战，攻克敌战壕两道。天亮后，敌因炮兵支援，又有飞机轰炸，战斗更为激烈。战至9日晨，城外要点全被同盟军占领，敌龟缩城内，据险固守。10日开始攻城，但因敌炮火密集，未能接近城墙。当晚，吉鸿昌亲率敢死队，肉袒匍匐前进，爬城三次，亦因敌以机枪扫射，并猛掷手榴弹，而未获成功。吉鸿昌也险些被手榴弹击中。11日拂晓，再次发起总攻，因敌机轰炸，同盟军官兵仅以大刀血肉相搏，伤亡累累，不得已又退回原阵地。12日晨1时，趁天色昏黑，敌机不能发挥作用之时，复续行全线猛攻。吉鸿昌亲率各部袒臂冲锋，呼号之声震天动地。敢死队员头顶浸湿的棉被，迅速靠近城墙，炸开几个缺口。此前为扰乱敌人后方，吉鸿昌曾派精兵40余人，化装携枪潜入城内。此时，他们便在城内鸣枪响应，同时高呼“同盟军进城了”，弄得敌军晕头转向。一时城内秩序大乱，敌人惊慌失措，无心恋战，四下奔逃。同盟军里应外合，乘势冲杀，至9时攻入城内。又经3小时巷战肉搏，残敌从东门仓惶逃去。至此，沦陷70余日之多伦，终被同盟军收复。接着，又乘胜追击，把日伪完全逐出察哈尔省境。
正当吉鸿昌满怀信心在新的革命征途上热情工作之时，1934年11月9日，国民党特务勾结帝国主义分子，在天津法租界国民饭店将他刺伤逮捕。14日，被引渡给国民党政府。22日，又由天津被押解到北平。以何应钦为首的北平军分会，想给他加上一个“危害民国”的罪行，以便能将他冠冕堂皇地杀掉，就煞费苦心地搞了个“军法会审”。在法庭上，吉鸿昌威武不屈、大义凛然，痛斥蒋介石、何应钦之流的卖国罪行。当审判官要他说出抗日活动的秘密时，他声色俱厉地说：“抗日是为了救国，这是四万万人民的事情，是最光明磊落的事情，有什么秘密？抗日救国是中国人民人人应知，人人能知的事情，哪里会有秘密？只有蒋介石和你们这班狗奴才，祸国殃民，残内媚外，和日本暗中勾结，干些不明不白的勾当，这才有秘密，才见不得人。”接着审判官又问他为什么要反蒋？他不卑不亢地回答说：“我吉鸿昌要救国，蒋介石要卖国，我不得不为救国而讨蒋；我吉鸿昌要抗日，蒋介石迫害抗日，我不得不为抗日而讨蒋。”在狱中，他不顾刑伤的疼痛，向难友宣传抗日，把嗓子都说哑了。他把随身带的金表卖掉，以改善难友的生活。他还鼓励大家保重身体，出狱后继续抗日。当时很多人被感动得落下了眼泪。
1934年11月24日，蒋介石密电何应钦将吉鸿昌“就地枪决”。这一天临刑时，他对特务们说：“告诉你们，我为抗日而死，光明正大，不能跪下挨枪，我死也不能倒下！”接着喝令特务搬来椅子让他坐下。椅子搬来了，他坐下后又对行刑的特务说：“我为抗日而死，一生光明磊落，不能在背后挨枪。”特务发抖地问：“那您说怎么办？”他厉声说：“你在我眼前开枪。我要亲眼看到敌人的子弹是怎样打死我的。”那特务迟疑地绕到他面前，胆怯地、面对面地向他举起了枪。他用尽最后的力气，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革命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壮烈牺牲。
吉鸿昌是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伟大的爱国者，著名的民族英雄。他一生追求进步，探索真理，终于从一个彻底的民主主义者，成长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他为国为民，百折不挠，奋斗终生；他为抗日救国，为中华民族的毹放事业，威武不屈，视死如归。他和无数革命先烈一样，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崇高的国王
特布尔先生在他的《奥地利》著作中描写了一件弗朗西斯国王的轶事，展现了国王的崇高精神。那个国家的政府能够赢得人民的支持，多亏了国王高尚的个人品德。每次霍乱肆虐维也纳的时候，国王都会随着急救营穿梭在大街小巷。那天，国王在查访的时候，看见一个尸体孤单单地被拖走，身边只有一个哀悼者。这种不正常的现象引起了国王的注意，经过询问得知，死者是一个贫穷的人，死于霍乱，亲戚们知道他死于霍乱之后，害怕被感染，就没有参加他的葬礼。
弗朗西斯说：“那么，我们来当他的亲戚，我的贫穷的国人怎么能够这样离开人世，没有一丁点儿的尊严。”国王跟着死者来到了比较远的安葬处，脱帽肃立，静静地参加每一个礼节，并且非常虔诚尊敬地完成了所有仪式。这个例子所展现的就是一个绅士所应该具备的良好品德。这里我们还有一个类似的故事，是有关在法国的两个英国工人的，这个故事刊发在几年前的一期晨报上。“有一天，一辆灵车行驶在去往蒙马特尔的路上，白杨木的棺材里面装着冷冰冰的尸体。没有一个人跟在后面，连一条狗都没有。那天下着蒙蒙的雨，阴暗凄凉；路人们都像往常看见灵车通过的时候那样脱帽以示敬礼，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