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婚期，郭凤莲头一天回娘家，第二天再返回大寨，这就算是结婚了。陪嫁的东西就是个包袱，里面有自己缝的衣服、裤子，还有哥哥们花了2.8元买的一双鞋和几块布。所谓的婚宴就是买了点白面，做了点拉面，吃了点年糕，这便算是“大婚”告成。下午，郭凤莲就开始参加劳动——搬沙。
第三天，爱人就回部队了，郭凤莲回父亲那儿去看了看，吃了点饺子就回大寨。整个结婚过程总共花了150块钱。据说主要是花在两个被面上了，一个被面是粉色，另一个是绿色，都是绸被面。爱人走了以后，郭凤莲越盖这个被面越心疼，干脆就把被面从被子上拆下来，拿到供销社又卖了，把钱换回来。然后，郭凤莲给爱人做了个布面被子，自己继续用“铁姑娘”时代的旧被子。
以今天人们的观点来看，郭凤莲的恋爱婚姻带着点不太让人“欣赏”的包办味道。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两人此后琴瑟和谐，称得上幸福。
当时，郭凤莲因为经常要开会、接待参观、参加劳动，白天晚上连轴转，太辛苦了。贾富元就承担起带孩子、操持家务等一切家庭琐事。郭凤莲的二儿子因为长期没和母亲在一起，长到8岁的时候，还不愿意叫妈妈。此后，在郭凤莲人生低谷期，贾富元更是不离不弃、体贴入微，使家庭的温暖成为郭凤莲栖息心灵的乐园。
对郭凤莲来说，那个时代最大的快乐是在“铁姑娘”们参加劳动的一年之后。那个秋天，郭凤莲看着在废墟上重建的新居和40万斤粮食，激动不已，因为那里也有她的一份辛劳和努力。大寨除了口粮、种子和饲料，还向国家卖了余粮。她第一次感受到人的智慧和勤劳具有多么大的力量，并深深沉醉于艰苦创业带来的成就感中。更令她惊讶的是，大寨这个普通农村的名字开始频频出现在报纸、电台和先进事迹报告会上。
如今的年轻人已经无法想象大寨曾经拥有的地位，他们只能从老人们的叙述中，去感受当年红色海洋中激情的氛围。其实，早在1964年，大寨就开始了辉煌的历程。
1964年2月10日出版的《人民日报》几乎成了一份“大寨专刊”。在报纸的头版头条是一篇名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的社论，与社论同时发表的，还有新华社记者宋莎荫、范银怀写的反映大寨先进事迹的长篇通讯《大寨之路》。
1964年3月28日，时任山西省委书记的陶鲁茄在停靠在邯郸城的主席专列上，向毛泽东汇报大寨的事迹。毛泽东对此非常感兴趣，他意味深长地说：“穷山沟里出好文章。”
1964年4月的一次中央会议上，毛泽东在听取小组讨论时插话说：“农业要靠大寨精神。”同年6月，他又在中央政治局的一次扩大会议上说：“农业主要靠大寨精神，靠自力更生，要多出几个大寨，多出几个陈永贵。”
中央决定树大寨这面红旗了。为了稳妥起见，1964年4月20日，周恩来派农业部部长廖鲁言赴大寨调查研究。5月下旬，廖鲁言写的《大寨大队调查报告》呈送中共中央。
大寨开始走入全体中国人的视野，他们在极其恶劣的自然环境中所体现出的智慧和勤劳，打动了许多人。
1964年12月召开的第三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专门表扬了一个小小的村庄——大寨，他把大寨精神总结为：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
这一切，开启了轰轰烈烈的“农业学大寨”运动。
在“农业学大寨”期间，周恩来曾经三次陪同外宾前往大寨，邓小平、李先念、华国锋等中央领导都曾经到过大寨。此外，还有22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也到大寨参观过，比如墨西哥总统埃切维里亚、马里国家元首特拉奥雷、塞内加尔总统桑格尔、缅甸总统吴奈温、莫桑比克总统马歇尔等。1964～1978年，据有关方面统计，全国各地先后赴大寨学习参观的人，超过了1000万人，有时候一天就有上万人。
渐渐地，大寨的接待工作也成了一个中心任务。昔阳县专门成立了一个接待办公室，负责协调大寨的接待。只有重要客人，才由大寨干部出面。当时，在接待各地来“取经”的人群时，来访的人们站成两排，大寨干部从中间走过。然后，由在场职位最高的大寨干部讲讲话，就可以了。据说这是得到中央批准的接待方式，因为大寨的干部白天要劳动。陈永贵、郭凤莲本人也是边劳动、边接待。在无数来“取经”的人群中，一位来自江苏省江阴市华西村的农民给郭凤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叫吴仁宝，在多年之后，他和他的村庄对大寨产生了另一种影响。
在这个过程中，郭凤莲就像一只雏凤已发出清音，引人注目。有一次，周恩来视察大寨。当他看到一个深坑时，就问郭凤莲：“你看这人厉害，还是这水厉害？”
郭凤莲笑着说：“还是人厉害，几千年才形成这么一个坑。我们人呢，战胜灾害没有几年，就慢慢地把狼窝掌和大寨的七沟八梁治理了，还是人厉害。”
周恩来对陈永贵说：“这是个好苗子，你要培养她。”
1973年6月，陈永贵不再担任大寨党支部书记，26岁的郭凤莲接掌大寨的帅印，成为大寨村第三任党支部书记。
9月，在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陈永贵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6个月后，头上裹着白毛巾的陈永贵当选国务院副总理，走进了中南海。后来，他写信给毛泽东，要求1/3时间在中央工作，1/3在全国搞调研，1/3在大寨、昔阳蹲点。
就在郭凤莲就任大寨党支部书记的这一年，周恩来最后一次来大寨，在快走的时候，郭凤莲鼓起勇气，请求总理和大寨的女同志合个影。周恩来慨然应允。可惜拍照的时候，男同志们也围了上来。这是郭凤莲与周总理的最后一次合影，也永远烙在她的心灵深处。
郭凤莲开始走上了人生中的第一个高峰。她带领大寨人继续进行土地改造和建设，实行种植制度改革，并大力推进山区田园化、水利化、机械化，大寨的农林牧都有长进。同时，她满足地看着大寨成为一片精神圣地，各地的人们朝圣般的涌来。
当然，并不是每一个笼罩在光环之中的人都能意识到光环背后的阴影。
郭凤莲坚信作为一种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具有普遍意义。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文革”期间，大寨已经不单纯是一个山区农业生产的典型，而是成了一个无所不包的先进大“熔炉”，只要是中央的号召，或是上级的提倡，大寨很快就能整理出一整套先进经验。
大寨成了那个时代的“明星”。但是，那个时代所有被历史裹挟着往前走的人恐怕都来不及思考：大寨带有特殊性的建设模式能适用于从农村到城市，从农业到工业，从教育、卫生、科学、文化，甚至到国防建设的一切领域吗？人们似乎忘记了这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逻辑本身就不符合逻辑。
当大寨这篇“文章”在“文革”的政治舞台上越做越大，它的示范意义也就越来越偏离中国农村的实际，尤其是当大寨的经验被总结为“大批促大干”的时候。“文革”中推行的大寨“经验”，包括一系列“左”的错误做法和表现，但最集中的是所谓“三条根本经验”，即“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这“三条根本经验”，又常被概括为“大批促大干”。
所谓“大批资本主义”绝不仅仅是一句口号，它意味着把农民的自留地、正当的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统统作为“资本主义的尾巴”割掉了。为了学习并超过大寨，有的地方还搞过所谓“五大革命”，也就是没收农民的自留地、自留树、自留羊、缝纫机，等等。
当时，农村老太太养鸡也是有定额的，多养一只鸡也会被当做“资本主义尾巴”割掉。偶尔有农民将自留地上的农产品拿到城里出售也得提心吊胆，因为这种行为在当时是“专政”打击的对象。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哪里会有生产的积极性？1978年，中国人均粮产量是318公斤，只比国民经济恢复的1952年多30公斤。
在那个年代，大寨被树为中国农村的代名词，从大寨村、大寨公社，到大寨县，人们恨不得把全国都建成“大寨”。随着大寨声名日隆，郭凤莲也一步步走上了人生的高点。
1977年8月，郭凤莲当选为中共十一大代表，中央候补委员；1978年，当选为五届全国人大代表，人大常委会委员。
1978年8月，郭凤莲随中国农业代表团赴美国访问。在20多天的时间里，郭凤莲走过了美国13个州，她默默地对比着中美两国农业的特点。美国人口少，土地面积大，森林面积大，水利灌溉条件好，一户人家经营一个农场，种田几千公顷，农牧俱备。郭凤莲想，要比自然条件，大寨是比不过美国农场的；整个大寨村才几百公顷，人口多，土地少，就算把地种出花来也达不到美国农场的生产条件。大寨能仅仅依靠人均几亩地就实现社会主义吗？那么，大寨要怎样才能实现富裕呢？
现实不能给予郭凤莲答案。就在郭凤莲感到困惑的时候，历史已渐渐对那个年代的逻辑失去了耐心，对富裕生活的向往在人们的心灵中占据了日益重要的地位，一些人走在大寨的前面寻找到了答案，又一个风起云涌的时代即将来临。
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1978年12月18日，北京。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会场上，在169位中央委员和112位中央候补委员中间，有一位31岁的年轻女性，她默默地坐着，茫然地感受着眼前热烈的气氛和一项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决策。她是山西大寨党支部书记、中央候补委员郭凤莲。
一切变化让她目不暇接。一直以来作为中国农村典范的大寨，在这次会议中却难觅踪影。郭凤莲感到有些意外，她还没有意识到，眼前这一切将被后人视为人类历史上少有的转折点之一。这是中国新的起点，也是大寨16年辉煌的结束，她和大寨由此将开始艰难的蜕变。
此时她并不知道，其实在此之前，变化已开始酝酿。当辛勤的劳动并不能让人们收获富裕，甚至不能让人吃饱饭的时候，一些朴素的道理重新回到人们心中。
1978年，安徽大旱，全省绝大多数江河断流，土地龟裂，受灾农田6000多万亩，粮食减产。
在省委召开的紧急会议上，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心急如焚地说：“我们不能眼看农村大片土地撂荒，那样明年生活会更困难，与其抛荒，倒不如让农民个体耕种，充分发挥各自潜力，尽量多种‘保命麦’度过灾荒。”
1978年9月15日，肥西县山南镇黄花村在区委书记汤茂林的主持下，悄悄召开会议，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如何在1979年多打点粮食度过饥荒。他们让群众种“保命麦”，每人借三分，谁种谁收。对外称联工分不联产，对内则说明是包产到户、责任制。当夜分田到户。第二天天还没亮，根本不用吹哨，人们就下地播种，荒芜的土地出现了很多年没见过的热火朝天的景象。
同属山南镇的小井庄听到消息后，在全村的支持下，干脆把地分了，先干一年再说。龟裂的土地硬得连牛都犁不动，小井庄人就用锄头一点一点地锄开。一周时间，全村就种下了70亩小麦和30亩油菜。不几天，老天真的下大雨了，庄稼长得格外好。人们把“分地”和大自然的雨都称为“及时雨”。
不过这场“及时雨”，却惹得波涛汹涌。在山南镇的街道和小井庄的墙上，一时间都贴满了大字报：“筑防风墙，修拦水坝，坚决抵制肥西单干风。”一封状告汤茂林的信送到了安徽省委书记万里的手上：《汤茂林领导10万人到何处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