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西方政界对中国的灰暗认识相反，许多在华企业表现得非常坚定，他们认为中国改革不可能走回头路。一位西方汽车制造商甚至对中国一位副总理说，他们从未考虑过要撤离。美国一家研究公司指出：“尽管经济改革看似进展困难，但西方的投资者们仍然把赌注下在长远的发展上。美国的首席执行官们仍然认为这个国家对于美国的产品和服务始终具有极大的潜在价值。而且他们都相信中国的经济在未来5年内将更加开放，更加市场化。尽管这一进程可能比预想的更久，更曲折，但他们认为这一天的到来终将不可避免。”
这也是龙安志的认识，他认为这一切都是暂时的，改革开放的中国就像奔流东去的长江水，谁也无法令它倒流，它将排除一切阻碍，整个世界只能像大海那样张开双臂拥抱这条蜿蜒万里的东方巨龙。一切只是时间问题。龙安志认为，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不仅仅是一个值得羡慕的对象，也许还可以成为一个可资借鉴的样板。
1989年，东南亚的几个发展中国家开始研究中国的改革开放之路。龙安志受亚洲开发银行之邀到老挝中央银行任顾问。他刚到老挝就面对一场争论。一些欧美经济学家竭力推销休克疗法，要老挝在最短时间内放开物价，实行自由贸易，加快私有化步伐，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把股票市场和外汇市场全面放开。这一理念几年后在俄罗斯大行其道，结果俄罗斯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才在21世纪初凭借雄厚的资源扭转颓势。
龙安志的意见是老挝应按照中国方式进行改革开放，以渐进的方式把对人民生活的冲击降到最低。他后来回忆说：
“那时候他们经常向农民发放贷款，农民没有资产，有两头猪，猪值多少钱，先评估，再贷款。其实按照实际的情况研究出来的法规，是比较实际的。从美国照搬过来的很复杂的法律，跟他们的生活没有关系，行不通。中国有很多东西是摸着石头过河，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国家面临很多矛盾，很多问题，在克服困难中形成的经验值得参考，我把这些文件带过去，带到老挝，我们经常探讨这个（中国）模式。”
争论进行了很长时间，龙安志不愿再等待，他按照中国相关法律结合老挝的特点草拟了外汇法、企业法、银行法等一系列法律。一天晚上，老挝一位高级官员拜访龙安志，非常激动地说：老挝太穷了，已经没有时间再去进行没有结果的讨论，我们迫切需要改革。龙安志草拟的法律条文第二天就摆上了老挝政府的议事桌。
此后，龙安志还应越南政府的邀请，帮助越南政府处理通货膨胀问题。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龙安志一趟趟跑北京，向中国人民银行的专家们咨询，然后把中国在80年代控制通货膨胀的经验，以及外汇管理的经验带到越南去。
虽然龙安志在东南亚几国做得风生水起，但他从来没有停止对中国的关注。
1992年，在北京东城史家胡同的一个四合院里住着一个“老外”。他非常喜欢老北京的生活，早上到卖煎饼果子的小摊上买一份早点，和周围的邻居们聊两句，然后骑着自行车去国贸的办公室上班。当时的国贸远非如今这么热闹，基本是空的。就在空空荡荡的国贸，龙安志看到了那篇《东方风来满眼春》。
邓小平为整个中国提供了最强劲的动力，这位88岁的迟暮老人用睿智的大脑和非凡的魄力以及高度的影响力描绘了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春天。几个月后，中共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中国这列以改革开放为燃料的火车加速了。
这一切让龙安志感到热血沸腾，仿佛一个在荒野中埋头赶路的人突然发现自己已经处于一座巨大的城市，惊叹又喜悦。龙安志积极为中国和外资企业牵线搭桥，完成外国资本、技术与中国大地的融合。龙安志成立了南龙亚太投资有限公司，从柯达到爱立信，再到拜尔，专门为外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提供咨询服务。他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他为此接到了一个特殊邀请。
那一天，龙安志陪一个华侨经贸团走进人民大会堂，受到人大委员长万里的接见。万里谈笑风生，先后问候了来自东南亚的几位华人企业家和投资者。轮到龙安志时，万里笑着说：“你也是华侨吗？”现场一片善意的微笑。
龙安志一愣，同样微笑着回答：“我是龙安志，我是龙的传人。”现场一片掌声。
三年之后，龙安志写了一本书——《中国第一》。这本书谈了中国未来的改革方向，预测中国会变成市场经济极其发达的国家，中国产品将出现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货架上。对于他的说法，特别是书名，当时很多人都不以为然。在1979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出版了成名作《日本，世界第一》。那是个日本产品崛起的年代，不仅日本货风靡一时，连日本的企业管理模式也成为各国学习的对象。对于1996年的中国，一个刚刚认可市场经济概念的国家，会成为“世界第一”吗？
多年以后，龙安志回忆道：“我是在帮外国人了解中国的变化。我在书里预计的一些事情，现在都发生了。事实证明，现在的中国是商业投资和金融管理最安全、最不出事儿的地方。我当时的观点，现在成了主流。”
这是一个历史的进程……
1993年，身为一家外资咨询公司老总的龙安志背着包，打个“的”直奔北京首都机场。几个小时后他出现在湖北“活力28”集团的会议室里，拿着笔和本，认真做着记录。
这是一次国有企业与外资的合作谈判。从一开始，谈判就存在着很多分歧和不确定性，这既来自双方对各自利益的考量，也来自双方巨大的文化差异。龙安志这次的角色是德方聘请的律师。但在实际操作中，他的角色更加多元——律师、谈判者、顾问、双方的协调人。这实在是一项艰难的工程。事实上，双方的首轮谈判就谈崩了。
德国美洁时集团的谈判代表拍着桌子说：我们带这么多资金进来，力图改善你们企业，你们怎么可以不感谢我们？中国代表也大为愤怒，认为德方不尊重中国国情和法律。龙安志和中方翻译都停止翻译，出门抽烟、喝咖啡、聊天，听着会议室里吵架声越来越大，但是吵架双方相互间根本听不懂，估计对方说的不是什么好话，自己在气势上绝对不能示弱。可惜人的精力有限，吵到后来双方实在没力气了。这时候，龙安志和中方翻译才进去把双方带出来用餐。第二天，接着谈。
此时，双方分歧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商标，德方希望在新公司无偿使用“活力28”的商标，而中方希望将“活力28”品牌价值进行评估，作为中方投资计入新的公司。第二个方面主要是中方员工的安置问题。引入德国设备后，不再需要那么多工人，70%的人要下岗。中方希望德方安置，德方认为无此义务。
如果说第一个分歧是在任何一个商业谈判中都存在的话，那么第二个就颇有认识上的差异。任何一个跨国集团都以赢利为第一目标，美洁时也不例外，他们无意背上人力资源的包袱，认为这与己无关。但对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中国人来说，无论出于理智还是情感，都不愿意让为企业作出过贡献的工人们面对下岗的窘境。
德方作出了第一个让步，他们将为每名下岗职工提供3万元的补助款，这就是风行一时的“买断”。在这个概念中流淌着辛酸的无奈，因为谁都知道岁月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谈判再次陷入困境。
龙安志和湖北省主管部门的领导以及活力28的负责人进行了几番磋商，最后形成了一个共同的意见：由德国注资（近原补助款总额的3倍）另行成立一家企业，从事衍生产品和服务，将本来要下岗的职工纳入这个新企业，由中方负责经营。
这个全新的方案由龙安志传达给德方，龙安志甚至追到德方在欧洲的总部。他说：不管你到哪里发展，是中国还是德国，当地对你的要求都不仅仅是市场的扩大，更主要的是要创造就业机会，如果不但不创造就业机会，反倒造成大面积失业，这不是长远之计，也不是我们的目标。
最后，该方案被接受。作为德方聘请的律师，龙安志不可能不考虑德方利益，但龙安志对中国有更深刻的了解和情感。他能站在尽量公平的角度上撮合双方的合作，就像一个负责任的媒婆，为两个文化背景全然不同的家族做媒，既希望双方结成秦晋之好，更希望这个结合能够长远。只是文化差异的存在总是引发一些让人哭笑不得的故事。
当德方代表第一次到湖北的时候，中方盛情款待，却不谈合作事宜。德方很着急，龙安志协调中方，中方再次邀请德方参加晚宴。宴会上宾主双方频频举杯，最后都喝醉了，正事却没谈。德方更加着急，对龙安志说，下一次能不能不按中国国情办事，别老是除了喝酒还是喝酒，能不能正式开会。
龙安志再次协调湖北省外事办，请求分管副省长接见。湖北省外事办表示没问题，但接下来一个问题又是谁安排吃饭。情况汇报上去，湖北省政府的领导非常重视，决定专门由分管副省长开会协调。会上，副省长问有什么问题，双方把情况一说，副省长表示支持，同时为表示欢迎，他代表省政府宴请双方企业。最后，问题是解决了，但德方已是闻宴色变。
当中德双方代表形成了最后合同样本的时候，合同要交给双方老总作最后的审定。几天后，德方一位谈判代表问中方一位代表，对合同的感觉如何。
中方代表回答说：“可以。”德方代表追着问：“别说可以，你觉得合同怎么样？”
中方代表回答说：“应该可以。”德方代表说：“别说应该可以，这个合同到底怎么样？”
中方代表回答说：“还行。”德方代表只好说：“那么，总裁会签字吗？”
中方代表回答说：“不知道，我们还没把合同给他看！”
由此发生的有趣故事很多，但这毕竟是一次成功的合作。1996年的这个合作为民族品牌参与国际化的努力探索了一条路径，事实上这次合作得到了国家有关部门的肯定，尤其是在那个下岗成了大问题的年代，活力28的模式无疑是一个让人们眼前一亮的好模式。
对于美洁时集团来说，他们控股60%，中方40%，凭借着活力28这个桥头堡，美洁时集团旗下的若干国际品牌顺利进军中国市场，并赢得了丰厚的回报。
虽然此后商海波涛汹涌，活力28的老东家几度沉浮，被其他企业并购，但是活力28这个品牌并没有从中国品牌榜上消失，它至今仍然具有相当影响力和知名度，并创造了相当的商业价值。
对于龙安志来说，这次谈判和无数次类似谈判一样，构成了一个历程。他看到中国的企业是如何改造旧有的经济结构，逐步过渡到市场经济中的，在他看来，这是一个必然的历史的进程。
“1992年以后的状况，真是摸着石头过河。外资的进入，合资公司的成立，那些下岗再上岗的模式，或者国外收购国内的品牌，很多的事情当时很成功。但是后来有的品牌消失了，企业也有重建的，或者再被收购，总是在改变。现在中国市场的状态，与国际市场差不多一致了，因为中国已经加入WTO，是与之前完全不同的新经济状态。但那个时候很多概念还不存在，只能根据实际不断地创造新的模式，一个新模式就代表着国企改革以及中外合资等等经济改革的新突破，一个突破接着一个突破，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是一个历史的进程。”
正当龙安志着力弥合东西方差距的时候，他的祖国与中国之间的蜜月期已经过去了。苏东剧变，尤其是红旗从克里姆林宫顶上悄然落下，让一些人带着看笑话的心理等着看中国的窘态。
1992年底，克林顿当选美国总统，刚一接任就改变了布什总统的许多政策，比如将对华无条件最惠国待遇政治化，并与人权问题挂钩，甚至将人权问题凌驾于中美关系之上。不久之后，美国人干脆以一种极其蛮横无理的行径向世界证明了自己的独霸地位。
1993年7月，一个轰动性的事件让全世界的新闻媒体都瞪大了眼睛。美国指责中国“银河号”货轮向伊朗运送可以制造化学武器的原料，美国派出第七舰队跟踪，并坚持要检查“银河号”。中国经调查向美国驻华大使芮效俭说明情况并不属实。消息传回美国，中央情报局却一口咬定中国政府在掩饰罪恶。
最后，中国政府同意由第三方沙特对轮船进行检查，经过一周时间对所有集装箱角角落落的检查，没有发现所谓制造化学武器的原料。中国、美国、沙特共同签署文件证实“银河号”与化学武器无关。中国政府强烈谴责美国的霸权主义行径，要求美方道歉、赔偿。但这两个要求如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回音。甚至有美国官员倒打一耙，指控中国用假情报设计陷阱，打击美国的全球形象。
美国的行为让自己丢了脸面，一些政要也对此非常不满，前国务卿黑格甚至公开批评克林顿的对华政策，并质疑道：我们凭什么告诉全世界必须执行美国的人权标准？
也许是质疑的声音还不够强烈，美国随后以更加轻蔑的姿态挑衅中国人的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