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建川对战争的激情没有持续多久，因为想象中的战争并没有爆发。不久，樊建川的部队生活又恢复了平静，他在部队中的人生轨迹已经被清晰地画了出来。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优秀士兵樊建川将被提干，成为一名基层军官，比他早一年入伍的战友杨建昭就是这样一个例子。1979年，对于生活在几乎与世隔绝的边防一线军营的樊建川来说，外部世界的变化似乎对他毫无影响。事实上，樊建川对外面的变化尽管有所感觉，但还是懵懵懂懂。1979年对他来说是幸福的，他早已摆脱了农村艰苦而不能保证温饱的生活，他在部队的前途似乎是光明而一帆风顺的。
迟到的高考：与时代同步
就在樊建川幸福而快乐地过着他的军旅生涯的时候，一天，对他非常赏识的教导员在和他闲谈时，无意中说了一段话，这段话使樊建川后来的人生被完全改变了。直到现在，樊建川对那段话还记得清清楚楚。
樊建川记得，教导员对他说：“小樊，时代在变，今后没有上过大学的，没有经过正规训练的，不光是社会上生存不下去，就算是在军队，如果不经过正规院校培养，也有问题。”接着，教导员对樊建川说，你应该想办法上学。
教导员无意中的一席话，彻底打破了樊建川内心的平静。此前，时代的变化，已经使樊建川在懵懵懂懂之中产生了读书的想法，但是一帆风顺的樊建川并没有立即将这种想法付诸行动。
命运之神在不经意间，将樊建川推向了另一个方向。喜欢向自己发出挑战的樊建川，迅速做出了一个决定：他要参加当年的高考。直到几十年后，樊建川还对这位后来成为中将的教导员怀有深深的感激之情。
这一年，高考已经恢复整整两年了，人们对于高考也不再陌生。樊建川向部队提出参加高考的申请，很快就获得批准。但是，樊建川面临着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这就是此时距离当年的高考只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而自从离开学校，无论是下乡当知青，还是到部队当兵，整整有四年半时间，他从来没有摸过课本。
樊建川性格中的倔强基因又一次发挥了作用。在这20多天里，樊建川一直穿着衣服，因为白天连里的工作他还得做，晚上就抓紧时间复习，累了就不脱衣服稍微睡一会。
每个人都有人生关键的那几步，眼下对樊建川来说就是关键的一步。许多年后，樊建川还记得这一步的若干细节。内蒙古地广人稀，部队和地方考生那几天都到县里去参加考试，大家住在一个招待所，樊建川因为喝招待所的蒙古奶茶，结果消化不良，考试那几天一直拉肚子，考完人瘦了一圈。
樊建川坦率地承认，他对这场考试完全没有信心。第一门考的是数学，樊建川拿到数学卷子一看大多不会做，就赶快把会的题做完，然后迅速交卷，腾出时间去临阵磨枪。他想，这门考试考砸了，把其他科目考好还有机会。
考试结果，樊建川的数学成绩是8分，满分是100分。
让樊建川至今感到得意的不是他的分数上了线，而是最后上了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正常情况下他应该上地方院校，然后再回部队。但是就在这个时候，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到他所在的部队招生，而且只有一个名额，樊建川决定去试一下。
考试的地方在大同军部，樊建川所在的军有几十个人参与角逐这一个名额。连队对这件事很重视，樊建川坐着马车来到了县城，再转乘汽车和火车来到军部。
考试很简单，就是一次面试。那次是西安政治学院的师资班招生，因为师资班培养出来的毕业生都是要到其他军校当教员的，所以对面试特别重视。
前来参加面试的几十个人都是上了当年高考的文科录取线的，按照樊建川的说法，这几十个人，都是这个军队的尖子，里面有军部的电影放映员，有首长的警卫员。樊建川觉得自己面试表现还不错，但是一想起几十个人竞争一个名额，樊建川就没有信心。面试完后，一个教官对他说，回部队等消息吧。于是，樊建川无声无息地走了，他并没有看到一点希望。
就在樊建川离开军部的时候，他的前途其实已经尘埃落定。几个教官一致认为，这个小伙子像个教书的样子，是个当老师的料。
这一年，樊建川收到了分别来自地方和部队院校的两份录取通知书，他决定去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从部队基层考入军校的大学生，樊建川的人生轨迹第一次和这个国家的命运发生了交叉。
来到西安以后，樊建川很长时间不会过马路，因为一过马路，看到来来往往的自行车、汽车，樊建川就会不知所措。
在西安政治学院，樊建川接触到电灯和自来水，一时间竟然感到非常兴奋。无论是在四川农村插队，还是在内蒙当兵，樊建川用的都是马灯，吃的是井水。让樊建川感到高兴的还有一件事，那就是他买了生平第一双皮鞋。吃饭也不再是土豆加白菜。能穿上皮鞋，有自来水，有电灯，还可以读书，樊建川觉得没有比这更幸福的了。
在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等待樊建川的不仅有全新的政治经济学课程，还有随处可见的被抛弃的毛主席像章和语录。在1979年到1980年这个新时代刚刚开始的岁月里，这些保留着那个大动乱年代鲜明印记的物品大多被当做废品丢弃，或者成为孩子们的玩具。对这个时代的记忆，也渐渐在人们的脑海中褪色、淡化了。
中国人素来有厚今薄古的传统，当下是绝大部分中国人生活的重心。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可逆转地走进历史之后，这些承载着中国人上一个时代生活记忆的东西就淡出了中国人的生活。在很多人眼里，“红宝书”和“宝像”是那段狂热和荒诞岁月的象征，他们并不愿意保存这些物品。
如果要认真追溯樊建川的收藏史，应该是从这些永远退出历史舞台的像章和语录开始，它们勾起了樊建川心灵深处的某种意识，他拣了好几百个人们丢弃的像章和小红书。
这些沾满灰尘的像章和小红书唤起了樊建川对那个逐渐远去的时代的记忆，他想起自己的父亲和全家在“文革”中的遭遇，开始对自己的经历进行反思。对以往经历的记忆和模糊的历史使命感的萌动，引发了樊建川对“文革”旧物的收藏冲动。此时，军校学员樊建川并没有多少钱搞收藏，他的主要收藏途径是在垃圾堆、废品站翻拣旧物，以及到朋友熟人家软磨硬泡。
两年后，樊建川从西安政治学院毕业，他选择了离家较近、地处重庆的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樊建川说，他当时非常高兴，觉得像做梦一样，就等着毕业去报到了。
初到重庆的樊建川踌躇满志，壮怀激烈，他的人生又揭开了新的一章。这一年，樊建川24岁，成为一名排级干部。
在经济改革的大潮中研究经济
在第三军医大学，这个聪明而且勤奋的人很快就进入了角色。报到两个月后，樊建川就走上了讲台，开始了他的教书生涯。樊建川说，这主要是因为他在西安上学时读书比较刻苦，一本《资本论》他读了几百遍，最后把厚厚的一本书读得散了架。
就在樊建川初登讲台的时候，中国社会的大变革开始从农村走进城市。
1984年10月20日，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在农村改革取得巨大成功之后，城市改革的号角吹响了，中国改革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国企改革成为改革的重点。
研究经济的樊建川自然非常关注中国社会的变革。在教书之余，他用了大量时间进行社会调查，重庆钢厂、嘉陵机器厂等重庆大中型国有企业是他调查的重点。许多发生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的鲜活案例被他结合进了教案，原本沉闷乏味的政治经济学课程居然受到了学生的追捧。
对樊建川来说，一个意想不到的收获是，到地方上进行调查，使他对地方上的经济建设非常熟悉。几年之后，他转业到了宜宾，很快就进入了角色。
在1984年，樊建川还做了一件至今引以为豪的事情。这一年，樊建川到三医大新兵连当指导员。一天，在训练中，一个女兵过于紧张，在把手榴弹拉环拉掉之后，没有把手榴弹投出去，冒着白烟的手榴弹在女兵的脚下哧哧作响。
反应迅速的连长冲上去一脚把手榴弹踹开，然后就地卧倒。樊建川则下意识地冲上去，把吓呆了的女兵摔到地上。在他卧倒的时候，手榴弹的弹片呼啸着从他的头顶飞了过去。
当樊建川站起来的时候，脖子里灌满了土，三个人毫发未伤。一场“手榴弹危机”就这样被化解了。
从危险中走出来的樊建川和连长两个人用颤抖的手点了支烟，抽完后继续训练。事后，樊建川没有挨批评，也没有立功受奖。
20多年后，樊建川在天津找到了连长。在这位昔日战友的帮助下，樊建川把他在天津发现的一个日军碉堡运回四川，成为建川博物馆最大的收藏品。樊建川希望有朝一日，他们三个战友能再见一面。
在80年代初的一个深秋，樊建川经过一个工地，具体的年月日他已经没有任何印象。此时，收藏已经成了他最大的业余爱好。在这个工地，工人们无意中挖出了一个蒋介石的铜像，这引起了樊建川的注意。
樊建川记得，工人们挖出了这个蒋介石铜像之后，就开始用工具敲砸。樊建川用废铜的价格，将这个被砸了一个裂口的铜像买了下来。现在，它被陈列在建川博物馆聚落国民党抗战中的醒目位置。也许，我们今天会感慨那些工人对历史的无知和狭隘，但在当时，即使是樊建川对此也没有更高的认识。
从这尊有裂口的蒋介石铜像开始，重庆得天独厚的条件，使收藏家樊建川搜集到的反面教材越来越多，但他对“国民党消极抗战”这个先入为主的印象并没有任何改观。
直到1987年，广西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血战台儿庄》公映，才让军人出身的樊建川对原来根深蒂固的观念产生了怀疑。《血战台儿庄》是新中国拍摄的第一部反映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电影，影片公映之后在大陆、台湾和香港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影片最后一幕中国阵亡将士的尸体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血肉长城，使观众受到极大的震撼。《血战台儿庄》所表现的国民党杂牌军这种敢于牺牲、死打、硬打的精神使樊建川感到震动。他觉得，真实的历史可能跟原来想象的不一样，作为“反面教材”收藏的国民党文物，现在得重新认识了。
从那个时候开始，樊建川有意识地去收集国民党抗战以及美军抗战的文物。樊建川说，这部电影给他敲了一棒子。他意识到：樊建川，你要去关注。
直到今天，只要电视上播放《血战台儿庄》，樊建川总会坐下来把它看完。
从收藏文物到关注历史，樊建川的业余收藏完成了一次飞跃。但是，跨过这一步对樊建川来说只是意味着更多的艰辛。正像樊建川后来出版的第一本书《一个人的抗战》的书名那样，一个人的抗战开始了。
樊建川的收藏开始从爱好变成了一种责任和探究，成为了一种现在与过去、当下与历史的对话，一种对于历史的责任感已经在樊建川心中产生。他继续在成堆的破烂和废品中寻找他感兴趣的东西，收藏的范围从“文革”扩大到了民国，收藏在他生命中的权重开始增大，直至成为一种事业。
在重庆做收藏很方便，樊建川的收藏嗜好逐渐传了出去。很多朋友把家里的“文革”传单、小报、搪瓷缸子、唱片主动送给他。樊建川说，收藏品多了起来很重要，这样在翻看的时候就会有归类、整理的习惯，平时也会下意识地去研究这些藏品。时间长了，藏品就会和自己形成一种互动，就会从看到什么收集什么到主动去收集。
但是在这个时候，樊建川的工作和收藏并没有关系。
在第三军医大学，樊建川的才华迅速显露了出来，他成了教学和研究的骨干。在几年之内，樊建川先后在《红旗》、《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等高等级的期刊上发表了许多篇文章，涉猎的范围从农村改革到个体私营经济。他在这些文章里所持的观点，现在看来是正确而富有前瞻性的，但是在当时，部队的氛围还不像现在这么开放，樊建川的观点被视为异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