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樊建川无法降价，因为他承受不起亏损。小区建成之后，几百套房子只卖出去了一套，还是一个很好的朋友买的。此时，银行贷款早已花光，樊建川的第一个项目已经山穷水尽，他的公司最多只能维持一个月，工程就得停工，他的经商下海生涯眼看就要以亏本而告终。樊建川又想起了1984年的那次“手榴弹危机”，他的第一个项目就像一颗正在哧哧冒着白烟的手榴弹，眼看就要爆炸。
就在樊建川山穷水尽的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在日趋激烈的竞争环境中，仅仅卖出一套房子的樊建川，却莫名其妙地转危为安。
此时，成都双流机场需要一些宿舍楼来安置员工，樊建川说：“这样的国营企业一定要一个完整的小区，因为它要给员工补助水费，补助电费，开班车接送员工去上班，所以小区一定要很干净。我们卖不掉的房子成了我们最大的优势，我们最大的问题变成我们最大的优势了。”
双流机场以1430元一个平方米的价格包了樊建川的房子，而他的成本是一个平方米1400元。樊建川自称，做第一个项目，他把房地产做成了卖白菜。不过他有三万平方米，最后的利润还是将近100万。樊建川并不在乎这100万的利润，而是在乎把他解放了，他的第一笔生意成功了。
双流机场要得很急，公司拼命抢工，最后提前一天交工。当天晚上，樊建川带领全公司的人打扫小区卫生。打扫完后两个小时，双流机场就来验收房子了。
第一个项目是樊建川最困难的一个项目。樊建川觉得这个项目对他的公司来说至关紧要，这个项目做成之后，樊建川就知道房地产的成本和政策，知道哪些关键环节的手续该怎么办，要跟哪些部门打交道。后来，樊建川再做房地产项目的时候，每个项目都做得很成功。
有了第一桶金，以后的事情就变得顺理成章，尽管也不乏精彩的故事，但讲起来都是大同小异。樊建川的公司开始迅速膨胀。
此时，樊建川一家仍然住在租来的30平方米的房子里，他和蹬三轮、擦皮鞋的邻居相处得极为融洽。只是，樊建川的妻子和女儿对他的收藏根本不感兴趣，有时候樊建川的妻子看到他在屋子里放满了收来的“破烂”，难免会有些抱怨。
一天，房东到樊建川的公司来收房租，看到租他房子的房客居然是一位大房地产商，顿时感到不可思议。
樊建川赚的钱主要用于收藏和发展企业。租了四年房子之后，他才搬进了新居。
到2000年下半年，樊建川的公司挤进了四川省房地产公司十强，房地产商樊建川的生意达到了一个顶点。
在做生意之余，樊建川仍然去逛文物旧货市场。成都青羊宫附近的送仙桥古玩文物市场是他去得最频繁的地方，樊建川贪婪地吞噬着他认为有收藏价值的东西，他的经济实力足以支撑起他日益增长的收藏嗜好。樊建川还在各个省发展自己的眼线，他的收藏迅速膨胀。
樊建川将暂时卖不掉的房子当做他收藏文物的库房。于是，他的收藏品就这样散落在成都市的各个角落。
随着樊建川房地产生意的做大，他的收藏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宽，从“文革”、抗战逐渐扩大到世纪初的辛亥革命。樊建川的收藏“野心”和他的收藏品一起膨胀，一个世纪以来与中国历史有关的文物都进入了他的视野。
日本也进入了樊建川的视野。樊建川知道，历史上日本人收集情报和保存资料的意识很强，为了搜集抗战文物，他多次前往日本，他将之称为“反扫荡”。樊建川在日本搜集的方式是：看到多少就收多少，仅购买、翻拍的照片数量就达到30万张之多。
时日一多，樊建川开始安排线人在日本守候。
1996年，樊建川一共在日本购回了1000多本日本二战时出版的画报，包括《历史写真》、《支那事变写真》、《日支事变画册》、《北支事变画报》、《国际情报写真》、《支那事变画报》、《武汉陷难画报》、《跃进之日本画报》等，其中的照片大多是日本记者拍摄的，还有1000多张日本士兵的明信片。这些资料让樊建川大为兴奋，因为这些当年的战争宣传品披露了大量不为人们所知的真相。樊建川决定发动在日本的线人，集中收购日本人称之为“二战品”的文物。一时间，日本文物市场上的抗战文物在短时间内竟忽然大规模消失。
后来，樊建川对记者说：“与日本人争夺抗战文物，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一次，樊建川收集到了一本侵华日本兵的日记，里面的一段话使他感到震惊和愤怒：“今天我的将军给我发了一把刀，我想尝试一下它有多快，我把几个中国人的人头给砍下来了。”语气轻松得仿佛是在游戏。
血液开始在樊建川体内翻腾，宏大的历史几乎每个人都知道，但是这种透着血腥的历史细节则让任何一个人都难以释怀。樊建川说，像这样的东西他看了很多，所以他的血气一直在体内翻腾。
此时，樊建川的收藏开始变得宏大，他的这项爱好开始逐渐脱离“业余”，在他生活中的比重越来越大，和他的房地产生意难分伯仲。尽管如此，樊建川的房地产生意仍然经营得非常稳健，自从第一单生意成功之后，他在投资中从来没有犯过错误，颇得公司股东的信赖。
而且，樊建川生活俭朴，也不乱花钱。
2000年1月发生在日本的一件事情，让这位平时低调的收藏家、房地产商人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这一年的1月21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和最高法院判决东史郎败诉，这位日本老兵在他的日记里详细记载了他的分队长桥本光治在南京大屠杀期间虐杀中国人的情况，却被桥本光治以“不实”、“毁损名誉”为由告上法庭。樊建川在他的收藏品里找到了民国时期的《最近实测新南京市详图》，这张民国二十九年（公元1940年）8月再版的地图上清晰地标明了桥本光治虐杀中国人的那个池塘。樊建川向媒体公布了这幅地图，为东史郎提供了有利的证据。
樊建川的收藏事业凸显了其独特的社会价值，他的抗战文物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
一个人的抗战
2000年8月，就在樊建川的房地产公司跻身四川省十强的时候，樊建川将他多年收藏的抗战文物写成书结集出版。这位集激情、热血与理性于一身的人给他的新著取的名字是：《一个人的抗战》。在首发仪式上，樊建川对于历史和抗战的情感突然爆发，他哽咽难言，泪流满面。
这本书的序言这样写道：
“55年前，抗日战争冲天的狼烟尘埃落定。而今，两军拼死厮杀的战场沧海已变为桑田。战争的亲历者年届高龄，接二连三撒手人寰。这段战争历史正在远离我们的视线，滑入那幽暗的历史隧道，变得越来越抽象和次要。
“我的父亲是在面对面的拼杀中认识‘皇军’的；我们这代人是在《地雷战》、《地道战》、《小兵张嘎》中认识‘皇军’的；而我的女儿已经不认识‘皇军’了，她正享受着日本先进的科技产品带给她的舒适，至于‘日本鬼子’，仿佛只是一个遥远的传说。”
在《一个人的抗战》的封底，樊建川写下了这样一行文字：“我常常想，一个国家的光荣，可以让13亿人中每一个人去分享；而国耻，同样需要每个人都承担！”
启功给他的新书题了两个字：“旁证”，樊建川曾经说过：“我要为百年历史保留细节。”在他看来，历史的细节是正史最有力的旁证，最容易被时光销蚀，他收藏的意义就在于此。樊建川为自己的收藏事业总结出了这样的意义：为了未来，收藏教训；为了和平，收藏战争。
2001年4月21日，四川省博物馆响起了一声漫长而令人感到压抑的警报声。“樊建川抗日文物收藏展”就在这个穿越历史的声响中正式开展，他收藏的数百件抗战文物走出尘封已久的历史，出现在人们眼前。
樊建川和一名老红军共同摇响了他收集的这个性能完好的警报器，它是50年前随侵华日军一路漂洋过海，从日本来到中国的。50年过去了，它仍然令人吃惊地保持着完好的性能，释放着带有血腥和杀戮气息的声音。战争怪兽的幽灵突然被释放了出来，毫无防备的人们纷纷停下了匆匆的脚步，这声音对他们来说遥远却绝非陌生。
2001年9月18日，在“九一八事变”70周年之际，樊建川收藏的抗战文物赴香港展出，顿时引起轰动。
此时，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的樊建川，已经是一位抗战文物收藏家，他房地产商的身份反而被人们淡忘。
2002年4月，樊建川在北京卢沟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办了抗战文物收藏展。
樊建川第一次到卢沟桥是在1987年。当时正准备转业的樊建川看着这个刚刚建成的、占地数万平方米的博物馆，觉得自己一辈子也不可能有一个像这样的博物馆。2002年，樊建川借办展出之际，仔细研究了一下纪念馆的馆藏文物。此时，樊建川收藏的抗战文物已经有上万件，樊建川觉得，自己收藏的文物和纪念馆的差不多。
樊建川在纪念馆转了转，一个想法慢慢地出现在他的心里：盖一个跟它差不多的房子，然后再把自己收藏到的抗战文物放进去……他突然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跳，原来自己也可以建一个跟卢沟桥的抗日战争纪念馆一样的抗战博物馆！
樊建川冷静下来，仔细想了想。他的企业规模不大，但是挣的钱建两个像样一点的博物馆还是可以的。作为房地产商的樊建川，可以找到很好的设计师来设计博物馆。樊建川开始兴奋起来，他的藏品足够他开一个博物馆，而盖房子则是他的本行。
一种自信在樊建川胸中开始建立，他决定凭一己之力，建一个博物馆。樊建川觉得办博物馆主要是要战胜自己，相信自己能办博物馆，敢想才会敢干。
理想主义者樊建川给自己确立了一个新的目标，博物馆的规划在他的头脑中逐渐清晰了起来。但就在他走出了第一步的时候，他发现，建一个博物馆并不像搞收藏那么容易。对于民营资本来说，投资建博物馆并没有太大问题，在樊建川之前，民间力量建博物馆已有先例。樊建川的问题是：他要建的是一个规模远远超出人们想象的博物馆，这将是一个占地500亩的博物馆群。樊建川将之称为博物馆聚落，他认为这是一种很好的博物馆经营模式。
樊建川首先想到的是北京，洽谈的结果是在卢沟桥地区可以划给他八亩地，有关方面认为卢沟桥的抗日战争纪念馆才占地十几亩地，一个私人博物馆，8亩地足够了。樊建川又跑到上海，上海方面倒是很干脆，同意给他500亩地，但是上海高昂的土地转让金却让樊建川难以承受。
碰壁之后，樊建川把眼睛放回了四川盆地。他先后来到重庆和都江堰，建博物馆的计划得到了当地的支持，但是在土地这一环上还是出了问题。有人怀疑，樊建川是打着建博物馆的旗号搞房地产开发。
樊建川的计划搁浅了。
2003年年初，一次意外的机遇使四川大邑县的安仁镇进入了樊建川的视野。樊建川对安仁镇有一些印象，他知道这个地方地处偏僻，交通不便，是一个非常冷清的小镇。但是在这里樊建川可以以很便宜的价格得到他想要的500亩土地，这样就有足够的空间将他的博物馆聚落逐一完成。用500亩地来建博物馆，这在中国本身就是一个纪录。
作为房地产商的樊建川对城镇规划也了如指掌。在这个历史文化名镇不允许建超过13米高的建筑，这意味着全镇不能有超过4层的楼房，他规划中的博物馆壮士广场将看不到高大建筑、立交桥和烟囱。
樊建川迅速做出了决定：投资2亿元，集中建设一个占地500亩的中国最大的博物馆聚落。樊建川说，当地政府对他的项目非常重视，允诺修一条四车道的公路直通他的博物馆。
作为一个收藏家，樊建川一来到安仁镇，就被镇上刘文彩家族的老公馆吸引，他清楚地知道这15座老公馆的价值。当年，统治四川的刘氏家族建造的这些老公馆，无论面积、规模还是园林艺术水准，都是当时四川最高的。此时，这些老公馆被当地驻军占据，部队觉得这些漏风漏雨、长满蒿草的老房子居住和管理都很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