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改变这种局面，赌场的老板们伤透了脑筋。因为杜月笙之前曾成功地解决了“剥猪猡”事件，此时，他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杜月笙。因为有了前车之鉴，杜月笙也不敢对这件事情大包大揽。他仔细地分析了事情的来龙去脉，认为这件事情非得黄金荣出面不可，但是碍于黄金荣华人巡捕头目的身份，也不能让其公开出面。不一会儿，他便想好了一条计策，轻描淡写地对广东老板们说：“这件事情比较难，洋人定好了的规矩，一时间也不可能收回。我先去摸摸看。”
当天下午，杜月笙来到了黄公馆，把这件事情向林桂生作了汇报。林桂生也颇感为难，便问他：“你在老板面前提起过没有？”
杜月笙摇摇头。林桂生颔首赞许，淡淡地说：“不和他说是对的。跟他说了，只有使他为难。”
杜月笙苦笑道：“不过，这件事情只能由老板来打通关节。”
接着，杜月笙就把自己的计策一五一十地向林桂生说明了。当时，赌场一天开两场，行业暗语称日场为“前和”，夜场为“夜局”。杜月笙想让自己的兄弟和从前专营“剥猪猡”的那帮朋友在“前和”充当赌客，“夜局”照样招待真正的赌客。然后由黄金荣在巡捕房打通关节，达成默契，让他们专到“前和”去抓赌交差。江湖上的朋友三教九流，早已不把面子当成一回事，就是被绑成“大闸蟹”也觉得无所谓。
林桂生觉得这个方法可行，便和黄金荣商量。黄金荣也认为这件事情为难，杜月笙突然献上了这条“避重就轻”之计，他豁然开朗，觉得打开僵局只是眼前的事情了。果然，经过黄金荣夫妇的硬软兼施，大力疏通，赌场和捕房巡捕达成了协议，一切依照杜月笙所说的实行。“前和”的生意本来就不算太好，赌场和赌客们一说，赌客们也都兴高采烈，纷纷转移到了“夜局”。如此一来，法租界三大赌场的生意依然如故。黄金荣在杜月笙的协助下扫清了赌场的隐患，赌场的老板们对他更是言听计从。
六、杜月笙组建小八股党
杜月笙发迹之后，人们提到他时，立刻便会想到“杜月笙会做人”这句话。众人对杜月笙的评价非常恰当，杜月笙在黄公馆平步青云之后，并没有忘记昔日码头上的兄弟们。他把抢土的门路悄悄透露给了自己的同参兄弟，让他们也去发一笔小财，同时又警告他们，不要抢到黄金荣的头上。渐渐地，黄浦江两岸靠抢土吃饭的地痞流氓多了起来。这些流氓们抢到烟土之后，或悄悄转运到苏浙皖等省，或就地卖给上海滩的烟土行，大发其财。
民国初年，各省军阀混战，中华大地上一时间硝烟四起，生灵涂炭。背井离乡，无家可归的农民、小手工业者被逼无奈，纷纷铤而走险，加入了帮会，干起了打家劫舍的强盗营生。上海由于有了租界这一层保护伞，在军阀混战的年代竟然奇迹般地躲过了战火。如此一来，各地失势的军阀、躲避战火的巨商富贾们便纷纷逃到了上海。这些人的到来一方面使得上海的局势更加复杂，另一发面也带来了巨额财富。上海越来越繁荣，已经成为了洋人口中所称的“东方魔都”、“远东第一城市”。
上海也逐渐成为国内外烟土最理想的集散市场。这也就是说，上海的烟土生意越做越大了。自世界各地而来的鸦片80%以上都集中在上海，然后又从上海销往各地，最盛时期，淮海地区和长江两岸的烟土全部由上海的烟土商供应。当时，天津因设有租界也成为了华北各省鸦片的吐纳港，但是由于华北地区发展较为落后，财富不能与东南及华中相比。因此，上海烟土市场161的规模自然不是天津所能比拟的。
因种植罂粟远比种植普通农作物获利丰厚，西南边陲各省，如四川、云南、贵州等省在清朝末年就已经纷纷改植鸦片。民国初年，各地军阀为了应付军费，中饱私囊，也在不断鼓励农民种烟，因此往往有罂粟花开香闻百里的大量生产现象。最盛时期，甚至连北方的热河（今内蒙、河北与辽宁的交界处）、陕西，东南的福建、安徽等省，也有不少鸦片烟田。
由于上海的特殊地位，各省的鸦片商都希望将烟土销往上海这个大市场。他们不辞万里跋涉，不惜绕道迂回，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经过他们的努力，上海市场上便不断有新鸦片品种问世。上海人按其产品的来源，将它们定名云（云南）土、川（四川）土、陕（陕西）西土、毫州浆、福州浆、“183”等，其中“183”是热河生产的烟土，因为每支重183两，故名之。
国内的罂粟种植和烟土生产在短短的几十年间扩充到这么多地方，产量相当可观。按理说，国产烟土应可取洋土而代之，将外国鸦片驱出中国。实际上，在1927年之前，仍以外国鸦片为进口大宗，长江两岸乃至淮海地区，仍然以印度大土和波斯的红土最为畅销。
之所以会形成这种反常的现象，最大的原因还得归咎国内各省军阀各自为政，经常挑起战争，动乱不安，匪盗遍地，交通阻隔，烟土长途运输，风险太大。另外，沿途关卡重重，横征暴敛，所抽税收有时竟会超过烟土本身所值。当时，四川农民种植鸦片丰收时期，收购价格仅合每两一二角钱，但若运到上海，售价却达一二元之多。鸦片烟自四川顺江而下，航运无阻，它所负担的运费和苛捐杂税，已经达到鸦片烟本身价值的十倍左右。
和国产烟土比较，外国烟土确实幸运得多，它们自原产地运送出口以后，沿途不管经过哪些国家，哪些口岸，都无须缴纳税款，而运到上海吴淞口外的公海上，自有走私者以神出鬼没的伎俩，接驳到上海租界。整个过程之中，外国烟土一分钱地税收都不需要缴纳。运费与税收超过十倍生产成本的国产烟土，自然无法和外国烟土抗衡。于是，吴淞口外成箱成包的鸦片，依然络绎不绝，源源而来。层出不穷的抢土事件，也在照常进行不辍。这种状况也为黄金荣、杜月笙和张啸林等帮会流氓提供了一条发财的捷径。
当时，上海滩最大的抢土者是大八股党。大八股党个个权势滔天，他们分别为沈杏山、杨再田、鲍海筹、郭海珊、余炳文、谢葆生、戴步祥和季云卿，其中尤以沈杏山的势力最大。沈杏山是崇明人，在英租界担任华探的职务，和黄金荣一样，他也是上海滩上炙手可热的人物。黄金荣不但把法租界三大赌场的生意都交给了杜月笙去管理，还让他领导一批人，将抢土的勾当也拦了下来。杜月笙做得顺风顺水，好不得意。但在1918年冬季，却遇到了麻烦。原来，英租界的大八股党发迹之后，由于腰缠万贯，有了身家，锐气消减，迥异当年。他们逐渐从抢土的勾当中退了出来，从暴力的手段而渐趋温和，极力洗清自己的发家史。大八股党开始了另一种可靠而又不冒风险的敛财方法，他们纷纷投效上海的两大缉私机构——水警营与缉私营。他们利用金钱和帮会的势力，上下疏通，很快便把水警营、缉私营，乃至英租界巡捕房抓在了自己的手中。郭海珊和戴步祥还分别坐上了水警营与缉私营营长的宝座。
如此一来，大八股党便将水陆两途英租界查缉烟土大权抓到了手里。于是他们不再抢土，而是化暗为明，广向大烟馆和土行的老板收取保护费。当时，烟土行和大烟馆大多是潮州帮的人开设的。潮州帮欢天喜地，自愿奉献，他们以为从此可以安享太平，再也不会发生令人心惊胆跳而又肉疼的抢土事件了。
大八股党和土商们完全没有把法租界的流氓势力放在眼里。不过，这在当时看来也是合理而自然的事情。首先，法租界地小，人少，所能使出的力量有限。其次，鸦片商和土行，多半开设在英租界，法租界没有码头，烟土行很少。大八股党认为偶而有些法界的朋友抢几包土，发笔小财，渺不足道。他们认为，收了土商的保护费以后，到法租界那边打个招呼，分几份俸禄，也就够了。
大八股党的头目沈杏山患有神经质失眠症，身体不好，每天无精打彩，对于任何事情都提不起劲。由于同在巡捕房做事，他和黄金荣颇有来往，心想法界方面只要他跟黄金荣打个招呼，天大的事都可以解决。但是他不曾想到，利之所趋，关系饭碗问题，黄金荣和沈杏山交情再好，也没有跟钱的交情好。自从大八股党转为地上，收保护费，包接包运，他们利用水警营、缉私营、英租界巡捕房的三重力量，烟土一到吴淞口外公海，便明目张胆，沿途顺利无阻163地向英租界运送。如此一来，以抢土为生、靠抢土发财的各路流氓个个惊慌失措，因为他们的财路几乎已全部断绝。黄金荣虽然得到了一份俸禄，但是由于失去了抢土这一无本万利的生意，故而对沈杏山之流非常不满。
民国七年冬日的一天，黄金荣派人把杜月笙请到了黄公馆，向他说明了情况。杜月笙当下无计，便回去了。两天后，杜月笙再次来到黄公馆，对黄金荣和林桂生说：“大八股党羽翼已丰，我们不能力敌，唯有智取。沈杏山他们收了土商的保护费，拍胸脯保证了以后不会再有抢土的事情。我们偏生要抢给他们看看！要让他们知道我们是不好惹的！”
黄金荣对硬抢这一招颇为担心，他说：“现在他们运土有水警营和缉私营保护，抢土恐怕不大容易！”
杜月笙也知道硬抢风险太大，但除此之外，已经别无他法，便说道：“我倒要找几个狠角色来跟他们拼拼看！”
杜月笙开始到处物色亡命之徒。不久他便笼络了四位正在与饥饿做抗争的人。第一位是顾嘉棠。此人虽然个子不高，但是练就了一身好武艺，尤擅拳术，因为早年种植过花木，人送绰号“小花园”。
第二位是高鑫宝。他个子高，骨头硬，早年曾在外国人的网球场上当球童，练就了眼明手快，反应敏捷的本领。此人后来在上海滩上也是一位叱咤风云的人物，而且与张啸林过从甚密。
第三位是人称“花旗阿柄”的叶绰山。阿柄是他的小名，因为曾在美国领事馆开过车，所以得了一个绰号“花旗阿柄”。叶绰山是一名神枪手，据说，曾有人在一间房子里向天花板抛一枚铜板，他从肋下掏出手枪，可以击中空中的铜板，而其西装、围巾竟然丝毫不会被弄乱。
第四位是铁匠出身的芮庆荣。此人性格急躁，腰阔膀粗，两手力道奇大。
杜月笙派人找到这几个人的时候，他们正饿着肚子，为吃饭而发愁，忽见同孚里的杜大佬派人来找自己，都倍感荣幸。更让他们感动的是，杜月笙对他们就像兄弟一样，每天同进同出。于是，他们便死心塌地地跟着杜月笙，为他卖命。
不久，杜月笙又找到了另四个人，即杨启棠、黄家丰、姚志生、侯泉根。这四人也各自身怀绝技，而且非常向往江湖中人的生活。杜月笙派人把他们找来，与他们称兄道弟一番，便将其征服了。因为杜月笙在他们的心目中就是上海滩的大亨，能和“亨”字号人物称兄道弟，就是让他们去死也心甘情愿了。
就这样，杜月笙的身边就有了一支可以和大八股党相抗衡的力量了。这八人为杜月笙立下了汗马功劳，在上海滩也留下了赫赫声名，人们便带着敬慕和畏惧的复杂心理称他们为“小八股党”。小八股党在杜月笙的指挥下，每次行动都经过精密的调查和详细的计划，是故他们神出鬼没，屡屡得手，让大八股党在土商们面前丧失了威信。
七、一石二鸟，收拢大帅就在黄金荣和杜月笙春风得意之时，张啸林在小东门一带也混出了名堂，变成了一个真正的流氓头子。他穿着短打，敞着怀，腿插匕首，腰别手枪，走到哪里都是前呼后拥。张啸林得意洋洋，自比东北军阀张作霖，号称“张大帅”。他手下的一帮小流氓们也不再称呼他为“爷叔”了，全都改口叫他“大帅”了。从此，小东门里的“张大帅”名声渐响，连乌木开泰等小有势力的流氓头子也开始巴结他了。
有一天，乌木开泰去找张啸林，与他商议抢土的事。他与张啸林虽然有些过节，但大利当前，小小的过节自然也就不算什么了。现在张啸林手下人多，关系网大，如果能与他联合，肯定可以大发其财。张啸林也有自己的打算，他一直在码头上散打，与官方或上海滩的几大亨素无瓜葛，他一直等着能被黄金荣赏识。杭辛斋将他介绍给黄金荣之后，他更想做出几件像样的大事，以引起黄金荣的注意。乌木开泰主动来要求与他联合，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张啸林想都没想，便答应了他。
当晚，乌木开泰在老正兴酒楼宴请张啸林。法租界烟土行大老板苏嘉善和英租界的烟土行大老板范回春两人做陪。苏嘉善是常州人，此人虽然做的165烟土生意，但与一帮的流氓不同，身上透露着一股书卷之气。
范回春是上海人，在英租界是鼎鼎有名的大人物。关于他和乌木开泰之间的关系，坊间的说法不一。有人说他是乌木开泰的叔叔，也有人说他是乌木开泰的哥哥，还有人说他是乌木开泰的堂侄。由于正史上没有记载，二人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已经无法考证。但可以肯定的是，范回春的势力远比乌木开泰要大，据说他还做过7天上海县的县长。而且，二人之间的关系显然并不十分融洽，否则，乌木开泰根本不需要同张啸林联合，只需要投靠范回春就可以称霸十六铺码头了。
酒过三轮之后，大家转入正题。原来，大八股党被小八股党扳倒之后，一些烟土商便不再信任他们了，也不愿意再同他们合作了。但是杜月笙的小八股党毕竟是在暗中活动，由他们来提供货源也不太合适。于是，苏嘉善、范回春等人便想另辟蹊径，让乌木开泰联合张啸林，把码头上的鸦片贩运保护权拿下来，专门给他们供货。这乌木开泰和张啸林的势力虽然无法同大八股党或黄金荣相比，但给他们几个土行供货，已然是绰绰有余了。
这是一桩赚钱的买卖，张啸林岂有不干之理。当下，张啸林便与乌木开泰击掌为誓，准备联手抢夺鸦片贩运的保护权。当时，由于抢土事件频频发生，鸦片商一再提高鸦片贩运的保护费。码头上的流氓们为了争夺鸦片贩运的保护权斗得你死我活。乌木开泰的主要竞争对手便是黄金荣手下的金廷荪。张啸林当时只顾着赚钱，什么都不顾，也没有去打听一下金廷荪的背景。如果知道金廷荪是黄公馆的人，他肯定不会答应乌木开泰，与他联合了。
当时，十六铺码头一带鸦片贩运的保护权大部分都在金廷荪的手中。在那里，鸦片提货装运，全由他独享。黄金荣为他撑腰，坐地分赃。如果别人去提货装运，黄金荣就会出动，以巡捕房的名义严加缉捕，归案法办。
张啸林从来不敢在十六铺码头上抢土，对金廷荪也没有多少了解。再加上乌木开泰不惜用金钱、美女极力拉笼他，张啸林想都没想，就同乌木开泰一起，与金廷荪斗上了。乌木开泰与张啸林联合，出其不意地抢走了金廷荪的生意。这件事情惹怒黄金荣。黄金荣在客厅大发淫威：“小赤佬，竟敢跟我抢码头，翻天了不成？那个乌木开泰仗着有英租界巡捕房撑腰，已经闹得不成样子了！现在又多了一个瘪三！不能不对付他们了。那个瘪三叫什么？”
金廷荪唯唯诺诺地回答说：“他叫张啸林，是个浙江佬，手下拉拢了一帮人，在十六铺一带称王称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