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初，不管是租界里的外国头脑，还是各地军阀，大多都以鸦片烟为主要的经济来源。他们长袖善舞，经验丰富，利害所在，一眼便可洞察。许多军阀甚至完全依靠贩运烟土发军饷。淞沪镇守使何丰林和缉私营统领俞叶封等人何尝不垂涎这股财香呢？不过，由于他们在军阀之中地位低微，搭不上关系，只能以水陆查缉的方法没收、罚款搞些钱财。张啸林腰缠万金，一副大款的模样，打着满口杭谚，自下而上，由外而内，一步步地把淞沪镇守使衙门里的所有关节全部打通了。张啸林与何丰林、俞叶封都成了要好的朋友。几年之后，他还与俞叶封成了儿女亲家。
军阀、租界、帮会三方便在张啸林和黄金荣等人的努力下，结成了一个紧密的整体，大家同心协力发“土”财。一个月之后，三鑫公司便打开了局面，开始了上海鸦片贸易的辉煌时期。张啸林联合何丰林和俞叶封，一路在军警的保护下把鸦片从吴淞口运到十六铺码头。杜月笙派出的小八股党早已在那里等候，他们再把鸦片包运到法租界。在法租界内，黄金荣再以巡捕房的名义发放通行证，在巡捕的保护下，大摇大摆地把烟土运进三鑫公司的仓库。烟枪、烟灯吸食与买卖成为一个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在一些头脑清醒的仁人志士极力倡议下，当局开始提出禁烟的口号。然而政府官员在执行过程中总是阴奉阳违。他们大多和何丰林、俞叶封一样，贪婪自私，唯利是图，从中收受贿赂。更为严重的是，在负责打击毒品进口和走私的官员中，大多数人本身就是鸦片吸食者。因此，他们对鸦片交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当时，上海的烟馆大多由潮州帮把持。春生轩、老季吴氏、美泰、广昌号、林记、勃朗林、广福和、三溢公司、长泰、双狮牌记、双鹰牌记等烟馆是上海滩上的老字号。另外，这些地下烟馆、室内一般挂有门帘，上写“由此出入”，暗示瘾君子们，此处是烟馆。这些地下烟馆，室内设备简陋，脏乱不堪，光线昏暗，空气混浊。偶尔也有比较像样的，有铜床、铁床供烟客躺卧，可以在烟馆内叫酒饭，叫妓女。
烟馆老板对瘾君子们表面上恭恭敬敬，实际上许多烟馆经常掺杂使假欺骗烟客，尤其是对人生地不熟的外地烟客更要狠宰一刀。当烟客有钱时，烟馆老板将其奉为上宾，一旦烟客的钱财被榨干，烟馆老板就会毫不客气地将他们赶出门去。
吸食鸦片的烟民上至王公贵族、富商政客，下至商贩、工人、农民、市民，各个阶层、各种职业的人都有。吸鸦片甚至成为交际场上必不可少的项目。与别人谈生意、拉关系往往是请对方到大烟馆去，如同请客人赴宴会一般。许多人家里备有烟榻、烟枪、烟灯，请客人享用，如果不摆烟灯，反而会被别人认为是礼数不周，待客不恭。推而广之的结果是许多饭馆、旅馆、妓院、浴池、商店都备有烟枪、烟灯和卧榻供客人随时吸烟之用。
当时，医院和教养院充斥着大量的鸦片吸食者。根据资料显示，上海滩一家教会医院每天收容的患者为60人，其中六分之五是瘾君子。鸦片给人们的身体带来了非常严重的后果。这些后果包括昏迷、健忘、消瘦、衰弱、嘴唇和眼皮苍白、无精打采、眼镜失去光泽、没有食欲等。这些患者会在早上呈现出非常悲惨的状况，没有因为晚上的睡眠而显得精神焕发。他们会感到喉咙干燥灼热，希望吸食鸦片。如果在一点时间内没有吸鸦片，他们会显得极度虚弱，出现眩晕、昏迷、流泪等情况。经过这一过程以后，他们还会出现更为可怕的症状。鸦片吸食者会感到浑身寒冷，出现腹泻。如果不及时吸鸦片，他们可能失去自己的生命。
三鑫公司正是靠着这种罪恶的生意来大发其财的。当时，当局虽然在厉行戒烟，但有了三鑫公司撑腰，法租界的大烟馆暗中营业，瘾客出入有增无减，生意兴隆。杜月笙、黄金荣和张啸林本身都是瘾君子。搬入华格臬路后，杜月笙还曾特辟出一间屋子作为烟榻房，供自己吸食鸦片用。在烟榻房，有一个专门为杜月笙装鸦片烟的人，叫郁咏馥。后来，他的表弟万墨林进入杜公馆之后，便由他专门伺候杜月笙吸烟。杜月笙的吸烟间，对外称作账房，一般人不能涉足，只有黄金荣、张啸林等关系非同一般的人才能进去。杜月笙每天起床的第一件大事，便是到“账房”里去享受早已为他准备好的鸦片。过足烟瘾之后，他才打起精神，处理其他事务。
黄金荣十分讲究烟土和烟具。他所吸的烟土必须是陈年老货，而且要和以沉香、珍珠粉等物。他用的烟枪上镶着珍珠、宝石、黄金和白银等物，烟签、烟匣、烟灯也都是黄金制成的。这些烟具通常由林桂生收着，只有黄金荣抽烟的时候，林桂生才会拿出来。
张啸林的烟瘾与杜月笙和黄金荣比起来，要轻得多。不论对烟土还是烟具，他都不讲究。闲来无事的时候，不管什么样的烟土，他都会抽一口。他的老婆娄丽琴也是如此。他们夫妻俩偶尔也会到烟馆去凑凑热闹，解解馋。
三、成了蒋介石的老头子
二次革命失败后，陈其美远赴日本，坚决支持孙中山另组中华革命党。1914年7月，他被推为中华革命党总务部部长。民国四年，袁世凯复辟帝制，陈其美匆忙回国，在上海参加策动讨袁，主持上海党务，并任淞沪长官司令，负责主持长江下游的军事行动。同年12月，陈其美与孙中山的保镖杨虎发动肇和兵舰起义，炮轰制造局，并分别派人进攻电报局、电话局、巡警总局、工程总局等，因袁军反扑后援无济而失败。不久，蔡锷组织护国军起兵讨袁，陈其美受聘为云南都督府顾问，组织东南各地的反袁军事行动。袁世凯卖国称帝的罪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公愤，甚至连北洋军阀内部也发生了分化，袁世凯手下的两员大将段祺瑞和冯国璋，对帝制都抱消极态度，冯国璋甚至暗中和护国军联络。
在这种形势下，袁世凯不得不在1916年2月25日下令缓办帝制，撤销大典筹备处，3月22日又宣布取消帝制，废除“洪宪”年号，仍以“大总统”的名义发布命令。
袁世凯复辟失败之后，把一腔怒火都撒到了国民党的身上，尤其恨透了陈其美，决定除掉这个眼中钉。袁世凯派特使尚晓忠到上海除掉陈其美。尚晓忠先后派盛卓、法国人勃罗特、英国人詹姆士行刺。前者是职业刺客，临阵发现没有退路而未行；中者只是个骗子后来被抓在牢中；而后者虽是个巡捕，凭嗅觉知道陈其美常去的窑子怡乐院，和那里的妓女红铃打得火热。当时，怡乐院有两个叫红铃的妓女，分别称为大、小红铃，陈其美的相好是大红铃。詹姆士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误杀了那里的小红铃的客人，使得自己也被乱枪打死。
尚晓忠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袁世凯给他下的是死命令，无论如何要除掉陈其美，否则，他自己的小命也保不住。尚晓忠决定孤注一掷，亲自出马。就在尚晓忠一筹莫展的时候，袁世凯的贴身保镖袁继良在五月八日赶到了上海。尚晓忠赶忙把袁继良领进房间，客气了一番，试探着问：“继良兄来上海有何贵干呢？”
袁继良悄声道：“奉大总统之命，让我来问问刺杀陈其美进展如何？”尚晓忠把行刺失败的情况细说了一遍，临了说：“我打算亲自动手。”袁继良笑了笑说：“不必了，大总统有妙计，我就是为此事来上海的。”原来，国民党中的一个小头目李海秋在北京被捕叛变，袁世凯打算利用他的关系下手。尚晓忠一听，喜出望外地说：“天助我也！继良兄，李海秋在哪里？”
袁继良说：“在巡警队。我先来说一下，回头让他来找你。”
尚晓忠一见李海秋立即设宴款待。李海秋殷勤地献上一条计策。原来，陈其美最近正为党内经费短缺发愁，他们打算在这上面动动脑筋，谎称有一个煤矿公司，准备向日本人抵押贷款，苦于没人介绍，如果有谁能介绍签约，将谢他一笔款子。尚晓忠一听果然是条妙计，当即拍板。
陈其美果然上钩，李海秋一跟他联系，他就通知李海秋去老城隍庙春风得意楼等候，他会派人代表自己跟李海秋谈。李海秋欣然前往，约摸半小时后，陈其美独自赶来了。原来，他先前的那番话是假的，为的是蒙蔽他人，隐其行踪。
李海秋大喜，忙招呼跑堂沏茶。陈其美呷了几口香茶，推推眼镜，瞅着李海秋问：“有什么急事？”
李海秋说：“是这样的，英公。我有几个朋友合伙开了一家鸿丰煤矿公司，就在安徽淮南，上几年倒好，近来情况不妙，眼看就要维持不下去了。最近他们准备从日本购买新式设备，重振矿业。但苦于缺乏经费，万般无奈，只有将公司作为抵押向日本实业界人士贷款，但一时又找不到介绍人……”
说着，李海秋掏出一张报纸放到陈其美面前，故作坦诚地说：“您看，他们已经在报纸上登过启事了。”陈其美信以为真，饶有兴趣地问道：“他们准备给介绍人多少头寸？”李海秋说：“他们那公司注册固定资产为300万元，准备全部抵押贷款100万元，言明谁若是从中介绍签约，愿以贷款的30%相酬。我想英公曾留学日本，跟日本人有交往，若肯介绍签约，无疑是一笔财富，因此特来报个信。”
陈其美正为反袁起义缺乏经费而发愁，听李海秋这样一说，不禁怦然心动，当即问道：“对方现在在淮南，还是在上海？”李海秋说：“他们已经来上海了，正急着找门路哩！”陈其美心花怒放地说：“此事我可以一试，三天之内听回音。你给我留个电话号码，到时候我打电话给你。”
李海秋见陈其美果然上钩，不由得心花怒放。陈其美求款心切，未作调查就相信了。第二天，他积极奔走，联系了虹口的一家洋行，连忙给李海秋打电话，约定5月18日下午3点带贷款意向书底稿来萨坡赛路14号公寓所签约。李海秋马上报告尚晓忠，尚晓忠立即作了布置。
5月18日下午，李海秋带着朱光明、许国霖、程子安来到寓所。一番寒暄之后，陈其美招呼仆人奉上烟茶，开门见山地说：“三位老板，抵押贷款一事我已代为联系过了，他们委托我为代表，先和贵公司签意向书。之后，总公司派人和我一起去淮南核查贵公司固定资产，如确认无误，就可签正式协议，然后汇款。另外，我据李先生所转达的贵公司愿向介绍人支付30%报酬的意思，起草了一份合同草稿，诸位也可以过目一下。”
此时，李海秋忽然站起来说：“你们先谈，我去买包烟。”
李海秋走出大门，朝站在马路对面佯装等人的三个刺客打个手势，自己匆匆离去。三刺客留下一个望风，另外两个径进陈宅。那天也凑巧，陈其美的两个保镖都不在他身边。因此，刺客得以顺利入室。
陈其美听见脚步声，抬头一看是两个陌生人，惊问：“二位找谁？”说时迟那时快，刺客掏出手枪“砰砰砰”三枪打倒了陈其美。
陈其美遇刺后，黄金荣极为震惊，他无法相信陈其美这样的人竟会被刺死。很快，黄金荣便找到了线索，找到了尚晓忠。
两天之后，袁继良来访。黄金荣不敢怠慢，赶忙迎接。黄金荣知道袁继良是袁世凯的贴身保镖，十分恭敬地问：“袁先生此来有何贵干啊？”袁继良说：“无事不登三宝殿，听说黄探长正为陈其美的案子烦心，我此来只是给黄探长捎句话！”黄金荣双手抱拳，恭敬地问：“不知是什么话，请袁先生赐教！”袁继良严肃地说：“袁大总统说陈其美之死，就请黄老板不要过问了。”
黄金荣联想到尚晓忠的表现，顿时明白了八九分。他怎么敢和袁大总统抗衡呢？于是陪着笑脸说：“多谢袁先生指点，黄某人正举棋不定呢！既然袁大总统有话关照，我定会妥善安排的。”
黄金荣送走了袁继良，立即通知释放尚晓忠。当尚晓忠走出巡捕房大门的时候，黄金荣在楼上远远看着。在这个多事之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黄199金荣很庆幸自己没陷进去。黄金荣虽然没有陷进陈其美遇刺案，却在几年之后收留了陈其美手下一员落魄的大将。这员大将便是日后统治中国长达22年的蒋介石。
蒋介石于光绪十三年（公元1887年）生于浙江奉化溪口。蒋家亦农亦商，祖父、父亲都是小盐商。虽说蒋家衣食无忧，但三代以上并无多少社会背景，可为蒋介石后世所用。少年蒋介石顽劣异常，个性倔强。祖父、父亲相继病死后，同父异母的大哥就强分了家里的盐铺，只给他与母亲王采玉留下薄田30亩。此后，失去祖父、父亲庇护的蒋介石母子饱受邻人的冷眼欺辱。
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在家局促的蒋介石，不顾亲友反对，毅然决定离开家乡去日本寻找出人头地的机会。这一去，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命运。经同乡兼盟兄周淡游的荐介，蒋介石结识了陈其美。两人一见如故，很快结为义兄弟。蒋介石经陈其美介绍于加入同盟会，并结识了孙中山。
辛亥革命爆发后，蒋介石抵达上海，被陈其美派回浙江领导光复杭州的战斗。临行前，陈其美交给蒋介石一支特殊敢死队。这支敢死队大多是由浙江定海渔民组成的。有了这支敢死队，蒋介石胆气大壮。在光复杭州的战斗中，他按照自己事先拟定并得到过陈其美认可的军事战斗计划，身先士卒，率领敢死队英勇作战，结果胜利光复了杭州。
光复杭州是蒋介石人生的一次重要革命履历。陈其美对蒋介石在此战中的表现极为赏识！当上沪军督军之后，陈其美立刻命令蒋介石在杭州组建的一个团开到上海，编为沪军第五团，并提拔其为团长。
陈其美、蒋介石等三人还于当年11月底在上海打铁浜45号正式互换兰谱，结拜为把兄弟。陈其美大蒋介石10岁，三人中年岁最长，为大哥；另一位也是民国史上一位要人，名叫黄郛，小陈两岁，居中；蒋最小为三弟。
从此，蒋介石正像陈其美至死追随孙中山那样，紧跟陈其美，政治上一步不落。青年蒋介石知道，紧跟一个人，并终身不叛，对于自己将来赢得前辈的赏识提携、同僚的信任帮扶以及部属的忠诚效命，无疑是一则最好的广告。
陈其美遇刺后，因慑于袁世凯的淫威，一时无人敢去认领。唯独蒋介石狂奔至现场，抚尸痛哭，随即又冒险将陈的尸体送回浦石路（今长乐路）新民里119号的家中入殓，并亲书祭文：“悲乎哀哉，而今而后，教我勖我，抚我爱我，同安同危，同甘同苦，而同心同德者，殆无其人矣。”
陈其美死后，蒋介石在政界上失去了靠山，在经济上也开始拮据起来。他跟着一帮朋友，参加了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活动。可以说，蒋介石是中国的第一代股民。结果投机失败，蒋介石背了一身债，处境十分狼狈。在被债权人逼得无路可走的情况下，决定离开上海，到广州去投奔孙中山。
因为债务所缠又缺乏盘费，蒋介石就去找虞洽卿商量办法。虞治卿和蒋介石是同乡，当然不会坐视不管。但这位阿德哥当时在上海商界虽有地位，却也是一个卖空买空的“空壳老板”，不肯做这种赔本钱的事情。他给蒋介石出了个主意，介绍他去投帖子，拜黄金荣为老头子。如此一来，他不但可以利用黄金荣的牌子去对付债权人，还可以向黄商借盘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