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人不能太老实，老实过头就是傻实在，傻实在易吃亏。当然，做人老实本身不是错，而关键要掌握好老实的分寸。社会关系复杂，要想在社会上立足，就要懂得伪装自己，以防被人欺被人骗。人性究竟是善还是恶，绝非三言两语能够说清楚。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与人打交道时的确要谨慎小心，否则事情发展到糟糕的程度时就为时晚矣。
做人金典：好心可以用，但不可以乱用；原则要坚持，但不能死坚持。
过分坚持原则，很容易走极端，把原则抬高到一个不适当的位置，结果造成许多不良的后果。究其根本原因就是没有真正理解原则的本质内涵。
太老实的人，特别是那些性格比较耿直的太老实的人，往往给人以一种不近情理的感觉。他们冷面无情又一片公心，他们顽固不化又能以身作则。从社会发展的角度说，我们的确需要一部分这样的人坚守住某些信念的堡垒，但是同样出于这一角度，我们更希望他们能以更加灵活和务实的态度把这些原则变成使众人受益的现实。
显而易见，太老实的人片面坚持原则的做法有一定不良的后果。从社会角度来讲，它事实上阻碍了创新和尝试，因为任何新生事物总是以异于传统的面目出现的，不能学会宽容和权变，就很可能成为一种妨碍进步的力量。从个人角度来讲，片面坚持原则使自己应该做成的事没有做成，自身利益反而受到损害，整个事业也因人际关系僵化而陷入孤立无援的状态，空有大志而无从实现，最终想坚持原则亦不得，更不要说影响社会了。
太老实的人为什么对原则看得这般重要而近乎神圣？归根结底乃在于缺乏对原则本质的真正理解，其坚持原则的行为在很多情况下只是一种情绪化的盲动。
原则不是绝对化的。无疑，坚持原则、遵守规则会给我们的社会带来秩序，但如果对原则绝对化，那么这个社会就会变成一潭死水，不再有热情、冲动和生命力；可以说，一个社会需要某种程度的非原则的、反原则的行为，这些行为的存在有利于我们社会的完善和进步，这就好比是生物界里狼群的存在会使鹿群更加健康强壮一样。有些时候，我们为了一个更高的原则很可能就要短暂地牺牲一些其他的原则，这不可避免。太老实的人由于不懂社会运行的两套法则，不知道社会运行既有其原则性的一面又有其非原则性的一面，更不明白非原则的东西有时会更能促成某种理想的实现，他们只是一味地排斥现实法则，一味地抱住死原则不放，结果给自己带来了许多的悲剧性后果。比如，善良是一种美好的品德，但对谁都善良岂不是自讨苦吃？农夫和蛇的故事不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吗？
原则不是绝对的，还因为它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时间、地点、对象的变化，原则就会自然而然地发生变化。以时间角度来看，现在我们身边发生的一些事情在几十年前是不可想象的，那时候人们认为只要有电灯电话就是社会主义了，而现在家电一应俱全也只能叫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小康水平。以地点角度来看，“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故事就告诉我们，同样的东西在不同的领域将会产生大不相同的结果。以对象角度来看，同样是“爱”，对父母就多意味着孝敬，而对孩子就很可能成为引导其正确成长的要素。太老实的人不理解这一点，他们坚持原则往往是千篇一律的，不分对象，不看具体情况，硬要把活生生的现实套入同一个框子里，做事怎么能够成功？又怎么会不引发与他人的矛盾呢？
原则不是绝对的，还在于原则自己并不能证明自己，原则是好是坏必须要用实践去检验，要看结果怎样，效果如何。如果效果不好，那这个原则就是假原则、坏原则、有缺陷的原则、别有用心的原则。我们可以很肯定地说，多数太老实的人所认定正确的那些原则是传统教化的结果，是别人告诉他的而不是他自己经验的总结。在这些情况下，太老实人的“傻实在”很可能就会成为一些人达到不可告人目的的工具。而太老实的人不关心效果的习惯更加重了其对原则的模糊认识，反过来，不辨真伪地、抽象地、教条地坚持原则又会使太老实的人一次次地碰壁、吃亏。
总之，太老实的人没有把握好老实的分寸，而是老实的过了头。那么，出路在哪里？
（1）把原则性与灵活性结合起来。在大原则保持的情况下，在具体问题上则可灵活掌握，在某些情况下，还要敢于突破原则。讲究灵活性，就是要掌握方式方法，要学会用多种手段去达成同一目标。
（2）注意关心结果。在行事之前多考虑一下效果如何。毕竟我们做事是为了成功，只有成功了，我们才有可能增强自己的实力，才谈得上进一步地坚持原则。在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曾指出，打仗要以消灭对方有生力量为目标，而非为争夺一城一地之得失，为了消灭敌人，我们还可以主动让出一些地盘，使敌人背上包袱。一旦敌人的有生力量受到重创，那些地区迟早还是我们的。毛泽东对战争艺术的这种高超领悟在我们今天仍是颇有启发价值的，太老实的人应该学会理解其中的精髓并运用到工作和生活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