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在世，我们的身上总是背负着各种各样的责任，家庭、事业、道德，等等，这些责任就像沉重的担子压在我们的肩膀上。面对这些，我们只能站直了、挺住了，才能不被责任的重担压趴在地。
另一方面，挑担子又是个技术活。这门技术的关键就在于挑担人的腰杆一定要直要硬，否则，走不了几步就会被沉重的担子压垮了。所以说，要想担得起，首先就要有身正腰直的基础。
明英宗正统年间，宦官头子王振把持朝政，他培植党羽、排斥异己、横行跋扈、无恶不作。一时间人人畏惧，谄媚逢迎他的大臣有的竟称他为“翁父”，还无耻地向他行跪拜之礼。
当时任晋豫巡抚的于谦对王振这个奸佞小人十分痛恨，深为国事忧心。于是对家人说：“小人当道，君子方显其贵。我虽然没有能力铲除王振，却要洁身自好，绝不与其同流合污，希望你们能够支持我。”
于谦的家人深明大义，却有些担心地说：“天下要是人人都能像你这样想的话，就再也没有王振这样小人的生存空间了，可时下人人畏祸、个个保身，你一个人和他们对抗，太危险了，还是忍耐一些吧。”
于谦长叹道：“我也知道得罪王振很危险，但愿以我一己之力，能唤醒天下人吧。”
当时，地方官进京办事，贿赂权贵已是公开的秘密，对此，于谦心知肚明，却从不按此规律办理。他的手下劝他说：“大人的气节虽令人钦佩，但未必是应对小人的上上之策，那些小人们贪财好货，给他们一些便可让他们满足；不给则会马上遭致报复，祸事无穷。既然能消财免灾，为何不投其所好，让他们纠缠于自己呢？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
于谦听罢大怒，说道：“小人的物欲永无止境，你越是迁就他们，他们就越贪得无厌。小人注定了要与君子为敌，若为君子，又岂能怕这些小人呢？”
于谦还写了一首《入京》，表明心迹。诗中说道：“手帕蘑菇与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两袖清风朝天去，免得阊阎话短长。”
于谦的“特立独行”让王振恨得咬牙切齿，于是他召来死党，对他们说：“于谦公然和我作对，你们可有法子将他除去？”
王振的死党们都很为难：“于谦廉洁无私、政绩卓著，名望甚高，我们实在挑不出他的错处，不好下手啊！”
王振冷笑道：“我要办他，还愁找不到罪名？”
正统十一年，于谦进京请求让别人代替自己担任晋豫巡抚一职。不想此事竟然成了王振陷害于谦的把柄，他指使同党上奏英宗，诬陷于谦说：“于谦久不升官，心怀怨恨，故有此举。他一向自作主张，不惜损害国家的利益以增长其个人的声望，这使他有了所谓的君子之名，由此亦可见他的歹毒和用心了。”
英宗向来对王振的话偏听偏信，于是下令将于谦关进监狱，打算判他死刑。但是王振得意得太早了！令他想不到的是，山西、河南两省的民众听到于谦被捕的消息，纷纷为他鸣冤，许多吏民更是进京上书，不绝于道。封在这两省的几个藩王也上奏说：“于谦人所敬仰，乃当世不可多得的君子。这样的人若被处死，只怕会激起民变，导致政局不稳。恳请朝廷不要加罪于他。”
为了一个于谦竟然捅了马蜂窝，这让王振感到心慌意乱。他的死党见事情越闹越大，于是劝他道：“杀一个于谦固然容易，若是因此让天下人怨恨大人的话，那可就太不值得了。现在人人都在替于谦说话，大人如果能暂时放他一马，也可以博得一个好名声啊。”
面对群情激愤的形势，王振也失去了威风，不敢一意孤行。无奈之下，王振也只能借坡下驴，“顺应民意”地把于谦放了出来，并且官复原职。
正义是天下最重的一副担子，古往今来没有几个人能扛得起来。在仅有的那些人中，于谦算一个。这副名叫正义的重担死死地压在于谦的肩膀上，令他在那个乌烟瘴气的时代里步履维艰，但同时，真正使他转危为安的则是他自己。事实上，于谦自始至终就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站直了，别趴下。肩上的压力越大，于谦站得就越稳，挺得就越直。真正上蹿下跳、忙里忙外的是王振。但是在于谦的坚持之下，王振费尽心机，却终于还是扳不倒他，因为于谦的傲然挺立已经成为了当时的一个正义符号。面对如此强大的力量，哪怕王振权倾朝野，也只能对于谦无可奈何。
所以，只要自身的“底子厚”，外界再大的打击也能扛在肩上不妥协。正所谓“身正不怕影子斜”，影子只是外界光线的反射，并不能完全反应事物的本质。只要有勇于担当的魄力，心态就会端正，精神就会振奋。
从某一方面来说，古往今来的任何一个人都是挑着担子努力前行的旅人，只不过他们所背负的东西各有不同，任务各有轻重缓急罢了。在世上辛苦打拼的你不妨也掂量一下自己身上的担子有多重，心里有个数，这样才能“知己知彼”，不断修炼自己，以成就大业。
同时，努力做到能站多直站多直，能挺多久挺多久。然后你就会发现，自己已经成了被命运所眷顾的宠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