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最大的成就是在运用干笔枯墨的方法方面。元朝画家黄公望、倪瓒最擅长用干笔。明末董其昌提倡以后就成为时尚，以为“艺术绝品”。清代有名的评论家张庚分析原因，认为是“湿笔难工，干笔易好。湿墨易流于薄，干笔易于见厚，湿笔渲染费劲，干笔点曳便捷，此所以争趋之也”。在清初甚至以湿笔为俗工，因而张庚反复地批评了这种不良风气。张庚没有指出这种风气的重要传播者是四王。在清朝初年，特别是由于王时敏、王鉴和王原祁的关系，善用渴笔皴擦的元代黄公望就被神圣化了。王原祁自以为用笔非常有力，谓笔端如“金刚杵”。从他们的某些作品看，他们的笔墨也有一定的表现效果，作为前代的艺术实践的经验，也有加以具体分析与整理的必要。他们的作品进一步地放弃了表现内容的要求，与沈周和文征明的重视作品的富有诗意的主题又有所不同；所以他们的作品就明白以“仿大痴”，“临巨然”为题，纯以临摹为宗旨了。四王之中，王翚尤其是临摹的专门家，临摹功夫极熟练，而且最多样。他说：“以元人笔墨，运宋人丘壑，而泽以唐人气韵，乃为大成。”王翚，这一有才能的艺人就是以此自豪的。
四王的画风在清代弥漫在北京以皇帝为中心的贵族士大夫社会中间，皇家画院和皇室、大臣都画这种山水画。追随王翚的画风的称为“虞山派”，有杨晋、胡节、徐溶、李世倬、上睿和尚等都成为当时名家。追随王原祁的称为“娄东派”，有唐岱、王敬铭、黄鼎、温仪、王昱等也都是康雍间的名家。乾隆年间，方薰、张宗苍、钱维城等称为“画中十哲”都是娄东的余风。王宸等“小四王”和乾嘉及其以后的山水名手都不出四王范围，四王所创导的风气是和董其昌的绘画思想分不开的。
陈洪绶人物画
陈洪绶（公元1599—1671年），字章侯，号老莲，浙江诸暨人。他的人物画的成就在明末清初有特殊的意义。
陈洪绶在少年时就显示出相当的绘画才能。他4岁时曾在白粉壁上画十尺余的关羽拱手立像，当作游戏，14岁时悬画市中可卖钱。他最初学画于蓝瑛，又曾去杭州临摹府学中的李龙眠72贤石刻，闭户摹了10天，因为摹得似而喜，后又10天因摹得不似而更喜。崇祯年间他曾奉召去皇家临摹历代帝王图像，因而得到机会纵观皇家的藏画，使自己的技艺得到更大的进步。他年轻时曾从山阴刘宗周求学，刘宗周是明末的重要思想家，是浙东学派的奠立人，提倡“慎独”，提倡独立的坚强的人格和行动。在刘宗周的弟子中有一些殉国死难，临危不惧的志士，而最有成就的是黄宗羲。刘氏的思想给陈洪绶以影响，所以过去常指出他的性格的“诞僻”，好酒，金钱随手而尽，尤其喜欢为贫不得志的人作画，据说贫士依赖其生活者前后有数十百家。入清以后他改名“悔迟”，生活更为放荡，是他长期积聚的悲愤思想发展到了极端的表现。
陈洪绶的作品为了表现自己的强烈的性格，追求有特殊表现力的形式。他的人物多经过夸张变形，有的作品，如《屈子行吟图》深刻地体现了他对于内心坚强而面容憔悴的古代伟大诗人的理解。《水浒叶子》中的一部分也有突出的性格描写的例子。但有的作品反映了反常的变态的心理，这变态心理是那一痛苦的时代（明朝末年，士大夫无耻堕落，黑暗无能的地主政权的颠覆，最后，来了外族的残暴的血腥统治）的产物，反映了思想上的矛盾而包括了对于其时代的否定与讽刺。陈洪绶不是用真实的描写和揭露的手法来反对那一社会，而是随着社会诸矛盾的发展走上追求怪诞形式的道路。他的独创性和有力的风格都和当时流行的风气处于相对的地位。
陈洪绶的艺术说明在形式主义的包围中，一个极有创造能力的士大夫画家在企图把自己的艺术与现实生活建立联系的时候所走的道路。
清代山水画
清朝初年，有若干画家和四王等人走了不同的道路。他们在政治上对清朝统治者持不合作的态度。在艺术上利用传统的形式描写了真实的生活的感情。其中最有名的是石涛和尚。
石涛（公元1642-1707年）清代杰出画家。原姓朱，名若极，小字阿长、削发为僧后更名元济、超济、原济、道济，自称苦瓜和尚，游南京时，得长竿一枝，因号枝下叟，别署阿长、钝根、山乘客、济山僧、石道人、一枝阁，他的别号很多，还有大涤子、清湘遗人、清湘陈人、靖江后人、清湘老人，晚号瞎尊者、零丁老人等。广西全州（今全县）人。明靖江王朱赞仪十世孙，父亨嘉因自称监国，被唐王朱聿键处死于福州。时石涛年幼，由太监带走，后为僧。凡山水、人物、花果、兰竹、梅花，无不精妙。且能熔铸千古，独出手眼。其构图之奇妙，笔墨之神化，题诗之超逸，都表现了他的风骨，早脱前人窠臼。他轻视泥古不化之风，是明末清初画坛革新派的代表人物。强调“画家要面向现实，投身到大自然中去”，“搜尽奇峰打草稿”，创造自己的艺术意境。要“借古以开今”，从实际生活中获得感受。其创造性，就表现在他个人心情与自然的交流，达到从古人入、从造化出的艺术境界。他的皴法是为山川“别开生面”，用得很灵活。石涛最初住在庐山，中年以后他分析画中的“点”说：“晴点有雨雪风睛，四时得宜；点有反正阴阳衬贴；点有夹水恶化墨，一气混杂；点有含苞藻丝，璎珞连牵；点有空空洞洞，干燥没味；点有墨无墨，飞白如烟；点有似焦似漆，遢透明；点更有两点，未肯向人道破；有没天没地，当头劈面点；有千岩万壑，明净无一点。”直到年老力衰病重时，仍作设色山水册书画各十二帧。作品有：《松鹤图》、《十六阿罗应真图卷》、《疏竹幽兰图》、《枯墨赭色山水》、《云山图》、《兰竹图》、《乔松图》以及《山水册》。他在黄山与大自然的长期的接触，使其山水画艺术最后臻于成熟。他晚年长期住在扬州，对于后来的扬州的画风留下影响。他还擅长兰竹花果，笔意纵恣，功力很深而又脱尽窠臼。石涛的山水画在不大的篇幅中表现他自己的真切的感受和浓厚的爱。由于他的身世，可以设想在大自然中随处激发的强烈的情感是由压抑不住的亡国痛苦转化而来的。
石涛的诗作，特别是画上的题诗有助于说明他虽作了和尚而对于生活仍有极深厚的感情。他的论画的著作《苦瓜和尚画语录》和他的创作一样放出异样的光彩。其主要主张是反对临摹，反对泥古不化，反对把山水画艺术降低为单纯的皴擦点染的笔墨技术。他主张创造；主张写“天地万物”，山川大地的形势，要在山水画中写广大的理想；主张画家用自己的想象深入对象，要能领悟自然事物的形象的丰富的内涵，他强调绘画艺术的创造的意义，甚至从宇宙论的高度来说明在一幅作品中创造一完整的精神世界的重要性。
石涛的山水取景安徽黄山地区的很多，另一在清初很有创造性的画家梅清（字瞿山），也为黄山创作了充满了郁勃生气的形象。
朱耷（公元1626-1705），号八大山人，江西南昌人。明朱元璋之子宁献王朱权的后裔。他的晚年书画均署八大山人四字。这名号的来历有两种说法：一说“尝持八大人觉经，因号八大”；另说“八大者，四方四隅，皆我为大，而无大于我者也”。据《个山小像》八大的自署，少为世袭贵族。天性聪颖，八岁能诗。明亡时为诸生（秀才）。他20岁时“遭变，弃家后避贤山中”。23岁“剃发为僧”，释名传綮，号刃庵。31岁时“竖拂称宗师，从学者常百余人”。康熙十七年（1678）夏秋之交，病癫。至康熙十九年（1680）还俗。此后住江西南昌，以诗文书画为事，直至去世。八大经历明清之际天翻地覆的变化，自皇室贵胄沦为草野逸民，为避害而出家。但其诗文书画极其出色，颇引人注目，清统治者又千方百计地笼络他，“遂发狂疾”。他装哑作狂，均因家国之恨使然。其内心之悲怆由此可见。对山人的种种奇行，当时人们都认为“其癫如此”。
八大山人书法成就颇高，但被画名所掩，注目者不多。黄宾虹尝称“书一画二”，确为至言。八大的书体，以篆书的圆润等线体施于行草，自然起截，了无藏头护尾之态，以一种高超的手法把书法的落、起、走、住、叠、围、回，藏蕴其中而不着痕迹。藏巧于拙，笔涩生朴，此中真义必临习日久才能有所悟。
集中山人在中年时各体书风全貌的，莫过于《个山小像》中八大的自题了。他以篆、隶、章草、行、真等六体书之，其功力之深，罕与伦比，可谓集山人书法之大成。八大去世前夕，书法艺术水平达到顶峰，草书不再怪伟。如80岁写的《行书四箴》、《般若波罗蜜心经》、《仕宦而至帖》（即《昼锦堂记》帖），平淡天成，丝毫不加修饰，静穆而单纯，不着一丝人间烟尘气。高僧书法大致如是。近人得其精髓者只弘一法师一人。
八大亦善篆刻，山人的印文往往别出心裁，变化有奇。八大也很注重印章的艺术本体，如：两方“驴屋人驴”印，前一方白文方印把“人”放大，俨然一个铁帐罩在屋上，造成的纵向线条与右侧的横向线条形成对比，右部又多圆形转角，整个印面不板不滞，巧妙自然。后一方设计尤为巧妙，只用驴、屋、人三字，通过上下左右排列，表达出完整的含意。
八大山人的文人画，在笔墨运用上做到了削尽冗繁，反璞归真。如此精粹的笔墨，一点一划，旨在摅其心意，是惨淡经营所得，绝非言之无物或心欲言而口不逮者所山人的笔墨清脱，他把倪云林的简约疏宕，王蒙的清明华滋，推向一个更纯净更酣畅的高度。那是一种含蓄蕴藉、丰富多彩、淋漓痛快的艺术语言。古今中外，凡能有八大这种绝妙手段的画家，才可称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