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科学家看来，“认识”的最初含义是“认识外部物理世界”。它指的是，观察某一非你、非人、非人格的事物，某一独立于你以外、独立于观察者以外的事物。对于这一事物，你是一个陌生人、一个旁观者、众多观众中的一员。你这个观察者确实是远离它的，不了解，无同感，无认同，没有任何默契知识的倾向。默契的能力你可能已经具有。你用显微镜或望远镜观察，就如同经由一个钥匙孔，从远处、从外面窥探，而不是一个处于室内的人有权利接受他人的窥探。
可以说，这样的一位科学观察者不是一位有亲身经历的观察者。他的科学可以类比为一种旁观的游戏，而他就是那位旁观者。他没有必要缠身于他正在观察的事物中，这里没有什么忠诚问题，也没有任何冒险。他能成为冷静的、超脱的、无动于衷的、无欲的，完全置身于他所观察的事物之外。他坐在高台之上，俯视竞技场中正在进行的活动，他自己不在场中。从根本上看，他并不关心谁输谁赢。
如果他所观察的事物完全和他自身无牵连，那么他可以而且应该成为中性的。为了使他的观察结果真实可靠，他最好是不下任何赌注，不赞成什么也不反对什么，不对可能得出的结果预先抱有任何希望或愿望，如希望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假如他寻求的是真实的报告，最有效的方式将是不趋向任何已定方向，和自身无牵连。当然，我们都知道，这样的中立和无牵连在理论上几乎毫无实现的可能。不过，趋向这种理想的运动是可能的，这和离开这种理想是不同的。
如果把这种知识称为我-他知识，那将有助于那些曾经读过马丁·布伯著作的人的理解。假如我们不涉及任何关于人的性质的东西，只鉴别要理解的那些事物和对象，有时我们完全可以达到我-他知识的。
当然，无论对于人还是事物而言，异己知识都不是最佳的选择。较敏感的观察者能吸收更多的外界事物并融入自身，即他们能经过认同和移情作用和越来越宽广众多的生物和非生物界交往。事实上，这可能是高度成熟的人格的鲜明标志。从某种角度讲，这种认同作用会使相应程度的经验知识成为可能，也就是变成或成为被认识的对象而不是完全停留在外部旁观的水平。由于这样的认同可以挂在广义的“爱”的名下，它从内部增强认识的能力可以被认定是为了研究的目的利用爱来促进认识的特例。我们或许可以提出一个概括的假说：对于对象的爱似乎有可能增进有关此对象的经验知识，而爱的缺乏会削弱对此对象的经验知识，尽管它很有可能增进对同一对象的旁观认识。
实际上，常识所倾向的一个更显然的可能证明，大概是研究者A真正看到了精神分裂症患者（或白鼠，或地衣），研究者B却更有兴趣研究燥狂抑郁症者（或猴子，或蘑菇）。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期待，研究者A会自由地选择或更宁愿研究精神分裂症；更好而且更持久地研究它，更有耐心、更永恒、更能忍受繁琐杂务的搅扰；有无数的预感、直觉、梦和启示；对分裂症可能有更重大的发现；而精神分裂症患者会觉得和他相处安全并说他“了解”他们。在所有这些方面上他肯定会比研究者B做得更好。但请注意，这一优越性在原理上更有利于获得经验知识，而不是获得有关某物的认识或旁观认识，尽管研究者A或许也能在后一方面做得好一些。
无论处在何种条件下，只要涉及的是关于异己东西的旁观认识，我们都可以有信心地期待任何有资格的科学家或研究副手以一种正规和惯例的方式，如客观统计法积累有关任何事物的认识。实际上，这正是我们社会中许多“计划”、补助金、工作队和各种组织大量出现的事实，也是许多科学家可以被雇去做一件又一件没有任何关联的无激情的工作的原因所在，正如一个有经验的推销员由于能推销任何货物而自豪一样，不论这些货物他自己是否喜爱。
这也是说明笛卡尔哲学关于认识者和认识对象之间的分割的方式。例如，当代的存在主义者就谈到过这一点。我们或许也可以这样认为：这完全是认识者和他的认识对象的“距离扩大”，甚至疏远。
从以上所说的一切应该能得到一项清楚的认识，即我们所设想的是认识者和认识对象之间或感知者和知觉对象之间的另一类关系。我—你认识，通过经验得到的认识，来自内部的认识，爱的认识，存在认知，溶合认识，认同认识，所有这些都已经提到过或将被提到。
不仅其他的认识形态确实存在，而且它们也确实是更好、更有效、更能产生可靠而有效的认识。假如我们是在试着获取关于某一特定人或甚至关于一般人的认识，假如我们希望能更多地了解人，这是我们要采取的最佳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