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阿尼玛卿出来以后，隔天我们去了黄河源头，去了玛多。记得第一次到玛多的时候，我们骑着摩托车在街上找地方住，依稀记得当时的玛多只有一个招待所，很是破旧，刚好还有一个长途汽车在那里休息，里面藏人汉人一片糟乱，有汽车站的感觉。晚上我们在那里的一个小店吃了一碗羊肉汤，走过街头的时候发现还有一个小剧院。早上起来我头痛得不行，到处找诊所，等诊所开门就去买了红景天服下，一直到过了巴颜喀拉山我才算缓过来。而现在的玛多，到处都是宾馆和饭店，一副欣欣向荣的样子，再不是我和托马斯走过的寂寥大街的情形。那年我们骑摩托车去玉树，一路上几乎没有什么车辆，总感觉人烟荒芜。现在从西宁到玉树的公路一路过来车来车往好不热闹。一路上的小镇商店越来越多，原来的那片净土俨然不在。我和托马斯两人一起回顾以前的旅行，感叹不已。世界总是在变化，我们也在变化，慢慢地我们也少了青春的激情，多了个我身边躺在汽车坐垫里酣睡的伊娃。
因为考虑到伊娃，我们决定拍完黄河源头就不再去玉树了。对于玉树我心里有很多感慨，那里曾经给过我很多震撼。还记得文成公主庙那些善良可爱的小喇嘛们，不知道地震过后，他们可好，我很想去看看他们。那个学英语的小喇嘛，现在英语是不是更好了，那个说要跟我们去德国的可爱老头他还在不在？如果他们都还健在，希望他们一直拥有平安喜乐的生活。
玉树的那些风景那些人，都只是停留在我们的记忆和照片里了。我很遗憾不能去那里，做了妈妈以后再没有什么事情都想做就做的权利了。
伊娃虽然没有高原反应，但是吃得很少，比平时更加黏我。我们从玛多还要坐两天的车才能回到西宁。当天下午，还要坐6个小时汽车返回兴海县的宾馆，第二天去青海湖拍一段油菜花地里与藏区孩子们赛马的场景。青海湖海拔只有3000多米，我爸爸和伊娃两人都轻松很多。晚上拍完最后一段在沙漠里篝火边的戏以后，我们在青海的戏就全部结束了。赶回西宁的途中堵了三四个小时的车，晚上快两点才到宾馆。伊娃早在汽车坐垫里睡着了，我和托马斯已经累得快虚脱了。以前骑摩托车从长沙到西藏最西边的阿里，三个月极为艰苦的旅行我都没有觉得这么累。但是生孩子留下的小肚子在这一个礼拜的行程中神奇地消失了，这块顽固的肥肉很难减下来的，能减肥也算是一举两得了。
我们的微电影《摩托日记》
我们的微电影做完后期正式播出的时候，我回到阿尔卑斯山下继续过我简单的菜农生活了。朋友们觉得拍得很不错，甚至很多老外朋友都觉得拍得很有质量，在网上很快就收获了一百多万的点击量，当然也有很多人存在各种质疑。这段旅行过去三年多了，过去的那份激情我已经淡漠下来。有了孩子的女人去了野心，如今我只想安心地做个妻子，做个母亲。对于还有激情还年轻有梦想的人，我想说，梦想之所以遥远，只是因为那个“梦”字，其实去掉那个“梦”，它就是一件你想做的事情，你想做了，就去做吧。
网上有很多人问我从上海到德国一路上的签证怎么办。的确，我们手上拿的红色护照很不给力。我也必须承认，拿签证我沾了托马斯的光。这也会成为人们不敢追求梦想的一个借口。有钱的人说没时间，有时间的人说没钱。能拿到签证的人何止千万，比我们有钱的人何止千万。因为觉得遥远，所以没开始。你真的开始了就不觉得那么难了，或者说虽然你开始了没有到达，但是一路上你收获了风景，改变了心情，也会让你有下一次启程的勇气。人的一生说到底就是经历，不要患得患失，才能开开心心地上路。就像我和托马斯的感情，很多人说有过这样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爱情会长久。可是我只会想，不管将来是在一起还是分开，我都不会后悔有过这样一段感情，有过这样一段经历，这是我的人生财富。
还有一些质疑事件本身真假的人，觉得这是团队策划。比如没戴头盔，没多少行李，只有两人哪儿来的摄像，或者说四万块钱请摄像都不够。这些就没有什么特别解释的。我们启程到完成旅程只有少数的几个亲朋好友知道，没做网站没发帖，并不觉得这是一个多大的梦想，只是一件我们想做的事情，然后我们就做了。虽然开始的时候觉得很疯狂，可慢慢觉得这也不过是一段旅行。2008年回来后如果不是朋友的怂恿，根本不会发帖，不发帖就不会走上一条开始写作的路，也就不会有三年后在杂志写文而被微博转发出名的事，更不会有电视台邀请我们拍一段这样的短片作为对梦想的诠释。电影本身就是团队策划，有如此多的人质疑只能说明导演拍得很好，让大多数人觉得这不是一个宣传片而是一个纪录片。我有一些朋友，几年前就知道我们骑车的事情，几年后的今天看了微电影才开始觉得控制不住了，想像我们一样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微电影出来之前，我的大多数朋友对我的故事只是表示这很疯狂，从未有人因此激发自己的梦想。事实上艺术比生活更让人向往，它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所以片子里才有戴着雷锋帽骑车的我们，经过艺术的点睛，才让影片比故事本身更有震撼影响力。
也有很多人看了我们的微电影后很感动，觉得有生之年一定要有一次这样的骑行。更有很多人说马上就要行动。我很感谢他们的肯定，想要行动，说明他们还保有激情，还未被生活磨平，这是多么幸运的一件事。
但我想说：梦想是不能被复制的。德国人的二十条人生信条中有一句话叫作“Mankannniejemandüberholen，wennmanindessenFustapfentritt.”踏着别人的脚步前进，进步就无从谈起。就如同如今社会“有房有车”都只是因为别人追求，社会给你一个梦想，父母或者妻子给你一个目标，你就奋力追求，认为这就是你的梦想一样。
不要把梦想放在高高的云端，那样就真的成了一个梦了。不要因为这个拍得很好很感染人的微电影，就认为骑摩托车从中国到德国就是你的梦想。梦想不是别人给你的，是你发自内心的一种渴望；梦想不是对别人的羡慕，而是对自己的追求；梦想不是为了别人，是为了自己的灵魂。梦想应该是自己很想做的一件事情，认真地去做了，然后体会其中的快乐。所以就算没有看到这个电影，你问问自己，骑行从上海到德国是不是你一直渴望做的事情。如果是，那就去做吧。我们的微电影只是想告诉你，不管你有什么样的梦想，不管它多远大，多渺小，不管它是奢侈还是廉价，你一定要做你所想，开始脚下的第一步，并且坚持自己的信念：只要出发，就能到达！
第一次录电视节目——《天天向上》
在那一个月里我们带着伊娃飞了8趟。从西宁出来，又紧接着赶去上海拍一段上海的戏，外滩、延安高架还有上海老公房。最有意思的是一段在室内拍婚纱照的戏，导演给我们选了一些极为滑稽和不着调的衣服。拍摄过程很欢乐，我们一时兴起就把伊娃藏在我的婚纱裙摆下面，托马斯蹲下求婚，亲我一下，我就捂着肚子大叫肚子疼，然后从裙摆下把伊娃掏出来，完成我们的闪婚闪孕过程。大家都很欢乐，只有伊娃不高兴，被大家当玩具了。
在上海的时候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是湖南卫视《天天向上》的编导打来的，希望我们一回去就参加他们的节目录制。我很喜欢看汪涵的节目，没想到可以上他的节目，所以在上海拍完后我就高高兴兴回长沙了。
我家就住在离电视台不远的地方，开车只有几分钟的距离，只是以前从来没去过。托马斯并不愿意上电视节目，他觉得电视节目大多是娱乐大众，他不愿意被娱乐，不愿意当别人的饭后谈资。对我来说更多的是新鲜，是从没有经历过的事情，经历一回才知道是怎么回事。所以我极力说服了他一定要去。
电视台的编导真是一个苦差。我回长沙那天，三个编导晚上十一点多到我家与我沟通，快一点才回去。他们还得接着整理资料安排第二天的录制。《天天向上》是全国收视率最好的节目之一，要一下子聚集那么多主持人和嘉宾，集中录制节目，一般都是两天录四场。我们看节目的时候很欢乐，欢乐的背后是那些默默无闻的编导不眠不休地工作。
电视台早上九点多就派车过来接我们一家过去，还有我的爸爸妈妈和妹妹，到台里的时候其他的嘉宾已经到了。这是一期关于跨国婚姻的节目，有四对嘉宾：一对是中国老公和一个乌克兰妻子，两人都是艺人，在国内已经小有名气；一对是中国老公与非洲黑皮肤妻子，老公是电台主持，妻子是中国留学生，他们的求婚视频在网上很红；还有一对，老公是法国人，妻子是中国人，两人都是歌手。有趣的是，两个外国老婆的中文都特别好，尤其是那个乌克兰的妻子，汉语十分流利。可是两个外国老公都不会中文，还专门请来了翻译。这足以证明女人比男人勤奋，两个外国女人都把难啃的中文学得很好了，两个中国女人把英文说顺了，可这俩外国男人却不会说一个词。嘉宾的形象都经过节目组打造，包括化妆和衣服。我的化妆师是一个漂亮的帅哥，说他漂亮真的不过分。他的五官长得很清秀，眼睛特别美。他给我化了两三个小时的妆，像刷墙壁一样涂涂抹抹，这就是化妆术的神奇，能把丑女变成天仙。我平时很少化妆，化妆师给我化了比较自然的妆，却还是感觉脸上能剥好几层下来。
旁边那个乌克兰女孩，因为经常上节目，自己很会化妆，不要电视台的人帮忙。她没化妆之前，看起来是特别普通的一个外国女孩，一点都不出众。化完妆一看，真的特别漂亮。外国人五官比较立体很好塑造。就像托马斯，化妆师随便给他整理一下，果然特别上镜。托马斯一直认为化妆是很娘的事情，一个上午他都在念叨，我不要化妆、我不要化妆……我们是最后一组嘉宾，要等前面的录完才轮到我们，在等的时候，他就一直在念，我能不能回家呀，我不想上电视……在我们这个喧闹的化妆间里，只有伊娃是最淡定的。她躺在童车里吃吃睡睡醒醒，醒来之后有时静静看着这个流光溢彩的世界，有时候跟着外公、外婆、姨妈四处走走。她还不懂得这个世界的物欲，所以她是最快乐的天使。
我们上午十点到台里，到下午四点多才开始录节目，轮到我们的时候五六点了。节目组给我们安排了一辆哈雷机车做出场秀，但托马斯坚持要雅马哈的，因为那才是我们真正骑过的旅行车。为了节目效果，节目组想办法说通了他。重机车上台的时候，效果的确很好，从掌声和欢呼声可以感觉得出来。我和汪涵很快就对上了话，只是上节目并没有看节目好玩，与汪涵大哥聊了一番，我都不知道说了些什么。
汪涵把伊娃也请上了台，见着伊娃就开始调侃她，说：这一看就是长沙妹子嘛，这个冲天炮就是长沙的标志发型。只是伊娃见着汪涵就头一扭，去关注别的事情了。白天她挺精神的，可能到晚上也累了，见着我就黏上，不肯下台。忙碌了一天，就在十来分钟的欢乐中草草结束了。结束语的时候，每一个人讲了一段关于爱情的话。
其实做节目始终是在表演，不是真的生活。我旁边那位乌克兰艺人，在一秒钟把自己说哭了。后来我仔细想想，这本来就是她的职业，我只能说她非常敬业，而我们上节目只是一种新鲜经历，但对她来说是工作，如果觉得好笑反而是我肤浅了。
录制浙江卫视《江南》特别节目
我和托马斯想带着伊娃从北京坐火车回德国，穿越西伯利亚的亚欧大陆桥，因为我们曾经骑摩托车走过。生孩子以前，我就有开车带伊娃回国看外公外婆的想法，只是交通工具换成汽车而不是摩托车了。伊娃有一半中国血统和一半德国血统，注定要在中国和德国之间来回走动。我们带她飞了很多次，坐火车穿越一次，再开汽车走一次，也许她长大了想骑自行车走一回，这条路她会越来越熟悉。我们尽可能地带着她多经历，只可惜托马斯在德国临时有事，我们要马上回德国，坐火车已经来不及了。走之前我们还要去杭州录制浙江卫视的访谈节目《江南》，所以我们又匆匆地上路了。飞杭州之前，我在长沙每天晚上去吃夜宵，想把未来一年的美食都吃够本。结果很悲剧的是我吃坏了肚子，最后一两天什么都吃不了，空着肚子飞往杭州。看来所有的事情总会乐极生悲。
伊娃的分离焦虑在杭州时格外严重。她刚从青藏高原下来，在长沙好不容易与我爸妈熟悉了，马上又离开，立刻觉得不安全，特别是在我们录节目的时候。我们在一个咖啡馆里录节目，工作人员在旁边旅馆开了一个房间，带着伊娃在那边玩。她一离开我，就哭得响天动地，隔着几道门我都能听到，每次录着录着，我就录不下去了。
妈妈与孩子有着强烈的心灵感应，每次孩子一哭，妈妈的心都能揪起来。我们想了很多办法，让工作人员推着她下楼去玩，没多大一会儿她就哭得不行，不得已又回来了。她一看到我马上没事，就是要黏着我。这应该是她分离焦虑最严重的时刻。虽然很辛苦，节目录得还是不错，播出的时候也很满意。我们比较适合做访谈节目而不是娱乐节目。
总的来说，上电视节目是为了新鲜好玩，或者说为了混张回国机票。我还是不能忘记我自己是谁，我是伊娃的妈妈，托马斯的老婆，我的生活里还是那些柴米油盐酱醋茶，酸甜苦辣还得我自己来尝。
做一个名人并不是一件百利而无害的事情。今天有多少人看你笑，明天就有多少人看你哭。平平淡淡做个小女子或许会更快乐。这些将我推在台前的浮华名利，在隔天飞往柏林时就在我背后烟消云散了，我只想回阿尔卑斯山做个快乐的菜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