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为荣
泱泱中国，是数千年来文化历史未中断的世界上极少的国家之一。悠悠中华文化，是世界上独特而灿烂的文化，在中国五千年文明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对世界文化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中华文化，“亘古亘今”，一以贯之，连绵不断，始终在传承和发展，既不同于早已中断的古埃及、古波斯及小亚细亚文明，又因凸显“重德求善”之特征，而与“重智求真”的希腊文化和近代西方“科学文化”形成鲜明对照，实为“世界奇观”。
中华文化能延续五千多年仍生机勃勃的大因缘即最直接的原因和原动力，当属“孝道”。“孝道”是中华文化数千年没有中断而永续发展之源头活水。今试就此而论之，以讨教于各位方家。
一、“孝道”，“事之本”
“敬祖”与“尊天”，在中华文化体系中，是显具本根性的理念。故传世之中华典籍有言：“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生祖，恶出？”中国传统文化一个最基本、最核心的观念，就是尊天敬祖：所敬的祖，既是人，又是神（父配天，母配地）；所尊的天，既是神，又是祖。由“敬祖”观念推出的一个重要伦理范畴，是“孝”。“孝”字，由老字头与孩子的子组成。老头在上，孩子在下，上下相连，表示血缘的延续承继关系，礼之以序，不可颠倒，也不能断失，不然则不为“孝”。“孝亲敬祖”、“善事父母”，即是“孝道”。“孝道”，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从传说中的尧舜时代起，就崇尚孝行；春秋以下，成为家庭伦理与社会道德生活之核心，人伦道德的基础，一切道德的根本，被奉为修身、处世、传家、治国、平天下之宝。历代有“百行孝为先”、“百善孝为尊”之说。故孙中山先生说：“孝是无所不适的道德。”
中华传统文化的主干与基础在儒学。儒学始祖孔子曰：“夫孝，德之本也。”儒学的核心是仁，而仁的根本也在孝。因儒家仁的思想，是从爱亲即孝悌引申出来的。儒家经典《论语》中就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新儒学第二代宗师唐君毅先生在其《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一书中说：“对父母之自然之孝，亦为我与一切生命相感通之开始点。或对一切人尽责任之开始点，一切仁心之流行之泉源与根本。”
中华文化属“重德求善”的文化类型，道德论压倒知识论。在中华文化系统中，人伦几乎渗透各子系统，各学科门类多以其为出发点和归结点。如国体和政体的理念，就是从伦理中引申出来的，即由“亲亲”导向“尊尊”，由“孝亲敬祖”导向“忠君爱国”，忠孝一体，进而形成中国古代政治学说的“以孝治天下”。历史上诸王朝“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现在一些地方党政机关将“孝敬长辈”列为考核提拔干部的一项重要内容，受到社会各界广泛赞同。“孝道”，在中华历史文化中，处处凸显其本根性，“孝亲，事之本也”。“本立而道生”，中华文化因之而永续不断。
二、“孝道”与“报恩”精神
孝的意义在报恩，因感激孕育生命，“生吾之生”，敬重、珍惜、关爱生命，而孝敬父母，回报父母养育之恩，“报本返始”，并推己及人，转恩兼爱，充量扩大。敬孝爱家兼及爱国尽忠，协和天下万邦，达天地万物，至“天人合一”之境即和谐的最高境界。如《孝经》所说“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孟子所言“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王阳明所谓“亲民者，达其天地万物一体之用也”。这就是人从感激“生吾之生”的恩情所推演出来的今日热议的宇宙万物和谐共存的“大家庭”的“生态伦理”。中华民族深谙此道，古圣先帝尧，就能由“亲亲”、家庭始，由近而远地团结天下人，达万邦和谐。《尚书》就此赞尧曰：“克明峻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眭，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即是和谐）万邦。”今日我们应更好地传承和传播此和谐之道，为“地球村”提供更多的精神营养。
人生在世，无论是谁，一生之中直接间接受恩于他者，实无量无限。中国人对此特别看重，饮水思源，知恩图报，于父母、家庭、社会、国家，多存报恩之心，践行“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和“立身达人”之信条。人生降世，赤条条而来，空无所有，一切所有，皆父母、他人、社会与自然界的“施与”，而知恩感恩报恩，此为人的本性，可能泯没，而毕竟不能断绝。“知恩图报”，仍然是当今的一种普世伦理。
报恩之事，初在报其所直接感受他人对其之恩德，故尽孝以感激和回报父母对自己的养育之恩必为报恩之始点。依中国文化传统之说，人养子是为承宗祀，以尽孝，此为报父母恩之一方式。另外继志述事，子承父志，“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亦是报父母恩之事。二者，都是大孝。做到二者，同时亦能实现民族文化历史之悠久。
报恩之义，联系过去与现在，联系个人、家庭、社会与国家，产生极大的民族凝聚力，有助于中华文明之稳定、承继与发展，也有利于“重德求善”民族精神的提升和民族文化的保存与延续。唐君毅先生曾专门撰文《说中国人文中之报恩精神》。文中说：“报恩之道，则又不必只是我之还报于对我有恩者，而恒是我之转施恩德于此外此后人之‘转恩’，如以教养子女报父母对我之恩，以教学生报师恩。此即足以成就人之先后代之生活之相续，以及文化历史之相续，亦即人生一切继往开来、承先启后之事业之本。若无此报恩精神贯注，则人之先后代之生活，只有互相隔载，而无相续，一切继往开来、承先启后之事业，皆不能真实成就。”又说：“凡承先启后，继往开来之事，皆是报恩。”
“5·12”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全国人民和世界友人，以人为本，倍加珍惜、关爱生命，对灾区伸出无私博爱的救援之手，施恩于灾区人民，大爱无疆。灾区人民他们视为再生父母，感恩报恩，团结抗震，真情回报，如浴火凤凰再生，创下人间奇迹。这是爱的力量，而“爱是感恩的集合”。这也充分说明，始于“孝道”的感恩报恩精神，是中华民族及其文化虽遭天灾人祸而仍能延续不灭、生生不息的强大精神力量。
三、“孝道”与求“久”的思想
国外有学者说，中国人以孝行天下，长期奉行“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信条，重多子多孙，因此历代虽迭遭天灾人祸，但是生殖繁多，人口旋即恢复，民族文化遂不断灭。此说，讲了历史事实和中华文化不断灭之直接原因在于“孝道”，有一定道理，但尚未深入讲到中国学术思想中原有的种种自觉的人生观念，即令中华文化生命长久的求“久”之思想。
求“久”的思想，在中国极早的年代中已经提出，在周代的延续其宗祀、求“江山”稳固长久的法度中得以彰显，而“久”之哲学观念的正式提出，则在《易经》、《中庸》中，即所谓“可大可久”及“悠久成物”之观念。《老子》中，尤重“天长地久”之观念。由唐君毅先生执笔，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先生署名发表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中指出：“中国文化是世界上唯一历史久而又自觉其久，并原于中国人之自觉的求其久，而后久的文化。”“中国整个民族文化之所以能久，则由于中国人之各种求久的思想。这些思想，由古代的史官之记载与训诫，后来史家所叙述的历代成败兴亡之故及哲学家指出久与不久之原理，而散布至中国之全民族，其内容是非常复杂丰富的。”
敬祖行孝，为存宗祀而生子孙，求生命之传承不绝；为承续祖宗遗志而立身行道，求文化之保存与延续，皆是重视生命的价值，求民族文化长久的求“久”思想。这既是中华民族文化之生命能绵延长久而不坠的真谛所在，也是敬祖行孝显示的中华民族“上通千古，下通万世”的心理和追求“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之精神理想。
四、“孝道”与“重史”意识
“孝道”，倡行“修宗庙，敬祀事，教民追孝也”。由此“追孝于前”的意识，必然滋生出尊重祖宗之训、尊重传统学术文化之历史意识，即重传统、重历史之“重史”意识。
孔子“三年不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之说，今人多不以为然，若连着孔子“信而好古”和“追迹三代”之说来看，孔子此说在强调承继父母祖宗的生命精神和孝道维系传统的特殊含义。不轻易改变前辈的立身做人行事之规就是“孝”，揭示了孝之精神在于强化历史的线性延续。孔子“好古”而走向“重史”，而求知于历史。孔子“追迹三代”，乃为保卫华夏文化之传统，续亡继绝，上承夏商周之文化，承前启后，功德无量。
尊重祖宗之训，当然既是尊重历史的“古训”，是“重史”意识之表征，也是把历史视作现实的借镜，以史为鉴，使上下、前后、古今相通，文脉相连，历史传统文化故不断裂。同时此种意识，亦为民族凝聚之力量，使后辈更易了解和接受前辈之文化精神，消除“代沟”，进而促进民族融合。
“古之帝王皆设史官”，故昔日中国史官特别发达。历代史官多历史意识强，重史实，重历史文化之传承，重保存有价值之文化，以史为鉴，资政育人，勇于秉笔直书，太史公司马迁即为典范，千古流芳。此亦为保存和延续中华文化、促进民族凝聚出了大力，功不可没。
由“孝道”推演出来的尊重历史文化传统之“重史”意识，是中国传统意识的基本特征之一，中华文化因此而有别于西方文化。敬祖、尊天，尚人文、重史乘，构成中华文化精神之主动脉。“振兴中华”是今日中国人共同的心声，我们尤应发扬此传统文化精神，团结一心，继往开来。
尊重历史文化传统，把倡行已久的“孝道”，从理论到实践进行再认识、再实践，正本清源，与时俱进，“有益于人道人心”，关系家庭的和睦与幸福、民族的统一与兴衰、国家的稳定与发展、社会的进步与和谐。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应“从我做起”，努力“立身行道”，让中华民族“孝道”这一优良文化传统美德发扬光大，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骆为荣：宜宾唐君毅学术思想研究会会长，宜宾学院唐君毅研究所、四川思想家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