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对于这个孤注一掷的想法从来都没有尝试过。他和慈禧太后一样，都小心谨慎地奉行着官场弄虚作假的传统，书写着激情四溢的奏折，描述着他忠诚的管理，宣扬着裙带关系的丑陋和大公无私的美好，用绝妙的古典风格书写着有关道德的陈词滥调。但是为李鸿章总督事务之外管理财政的那些人，和行政人员是不同的，他们非常不适合那种为国家金库担心的职业。
李鸿章的衙门允许“压榨”这样的古老权力，并且大众接受了这样的行为，但在他担任总督的某个时期，衙门的名声在百姓心中非常臭。中国舆论，按照惯例都希望官员走一条介于贪污和责任之间的中间道路。李鸿章女婿张佩纶那不知廉耻的流氓行为和随之导致的危险后果已经为人所知；张佩纶虽然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却也典型地代表了李鸿章手下那些提着钱袋子或坐在海关收款处旁的官员们的样子。这些人身上带有上司所有的缺点，却丝毫没有可敬的品质。
李鸿章对财富的贪得无厌和宫中的盟友大太监李莲英一样，连再小的钱财也不放过。他有着敛财的卑鄙本能，这和他在其他方面的宽厚品质相矛盾。比如在1900年9月，当所有人包括逃亡中的慈禧太后都急着盼他从上海赶到北方去承担他为中国提供的服务中也许是最为重要的任务，他的行程却神秘地耽误了两天。谣言说俄国人提出了新建议，让他乘坐俄国的汽船去北方，因为这比坐英国的轮船要安全；还有说是因为克劳德·麦克唐纳德爵士反对李鸿章的和解政策，等等原因。事实上他耽搁行程的真正原因是他正想方设法从上海道台那里压榨他给圣彼得堡发电报花掉的3000两银子，但是上海道台并不上当，两人心里都清楚得很，在这样的时局下，指望京城报销这笔花费是不太可能的。李鸿章在家里的节约习惯大家是知道的；他喜欢寻欢作乐，却没有心情对付花钱的痛苦。
李鸿章在总督任期中，不止一次地在御史们的谴责下被迫公开表示自己廉洁正直，但当时的舆论裁决并没有受到影响。的确，他所积累的巨额财富以及他在重要岗位上安排的那些人的品质让人们毫不怀疑他贪污的行径。他的某些心腹在大把大把捞钱的时候表现出来的厚颜嘴脸，常常引发一些严重的丑闻，为此朝廷不得不出面谴责李鸿章。郑克同因为在巴黎没有授权就借款而被革职；李凤苞是驻柏林的外交官和巡洋舰采购员，在国外遭到批评；盛宫保和张佩纶在中国已成了笑柄。与李鸿章比起来，这些人的手段是笨拙的；但当李鸿章反击对抗时，他坚决地支持这些人，所以他的敌人把他和这些人的所作所为视为同样的性质，很自然地认为他也从他们的身上分到了不少好处。他在处理比如黄河整治和运输粮草等事情上，也由于对财富的贪婪而玷污了名声，这就如同他在担任江苏巡抚期间管理军事事务时表现的一样。
与注重实际的常识相比，李鸿章头脑中迷信的一面经常与之形成鲜明的对比；但是和慈禧太后一样，他很少让迷信改变他为了私人利益或公共政策而采取的行动。在他的一生中，有充足的证据表明，他相信神灵的影响，相信天地间存在无形的力量，如同他老家最卑微的辛劳者一样，他的信仰是儒家不可知论和具有返祖趋向的超自然信仰的奇怪混合物。只要是和守护神或鬼魂相关，他总是准备好给予合理质疑的利益，只要他的腰包不会马上受影响。
外国观察家对李鸿章在天津衙门从事的进步活动往往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他原始的迷信只是对公众感情加以巧妙调解的一部分，并不是真实的；但外国观察家在这一点上弄错了。作为一个正统的儒家学者，李鸿章不会讨论不朽的神灵或者魔鬼的力量，但他对这些看不见的东西总是抱有敬而远之的态度。所以在1864年的时候，他庄重地给皇帝交了一份奏折，请求在常州的一个庙里树立一块皇家石碑，以此纪念这里的守护神，感谢神灵的帮助使其击败了造反派。
1887年，北方各省遇到了特大干旱，于是李鸿章派人去请神圣的求雨碑，此后便上奏皇帝，说这样做对龙王的影响十分让人满意。1894年，我们再一次发现，李总督在一份长篇奏折中庄重地向朝廷报告，天津附近大运河两岸河堤上有个十分危险的裂口，是一个凶恶的河神造成的；后来花了很多钱在供奉这个河神上，最后神怪被安抚好，裂口也被填好了。
为了这件事，朝廷在李鸿章的请求下赐予所谓的河神一座庙宇（政府开支）。
但是如果李鸿章敏锐而务实的眼光意识到了有利可图的机会，这种对古代祖宗的崇拜和迷信就会被放到次要的位置上了。比如在他的管理之下，第一条电报线在天津和北京之间连接起来的时候，地方保守分子破坏了电线和电杆，以此发泄心中的愤恨。他的下属告诉他破坏这些东西是由管风水的神灵愤怒所致。李鸿章毫不客气地拒绝承认此事和风水有关，下令让属下严惩搞破坏的人。同样，吉林的鞑靼将军裕禄极力阻止吉林到锦州的铁路和新唐铁路在奉天连接，当时反对的理由是这条线路会破坏这座圣城的神灵安息。李鸿章写信表达了自己的想法，说铺设一条这样必需的铁路只会给奉天的风水带来好处。在这两个例子中，他都坚持了自己的观点。最后，在1900年，当外国联军计划拆除天津的老城墙时，绅士和贫民都向李鸿章请愿，要求停止这个工程，理由是如果城市没有城墙那么就像女人不穿裙子一样。李总督拒绝了他们的请求，说这些旧城墙已经失去了防御的作用，它们被拆除后是对大家有利的。
通过对旧城墙周边土地的拨款，很多土地投机商赚了大笔的钱财，他们当中有许多外国人，还有李鸿章手下的几个随从，而成千上万个不幸的居民变得无家可归了。李鸿章竟敢如此违背“老习俗”并干扰风水，通常都会有财政方面的充分理由。
赫德在他那部有关义和团运动之后中国的形势和前景的作品中，把排外运动部分地归结为西方伤害了中国人民的精神。他说他们“天生的自傲，有着广阔高贵且自我陶醉的无知背景”——为种族而骄傲，为智慧而骄傲，为文明而骄傲，为优越而骄傲，但他们的骄傲“受到了外国极大的伤害，让中国人性格中的其他闪光点受到了打击而无法做出反应”。
李鸿章肯定充分怀有这种民族自豪感，他相信中国文化较之西方文化有着难以形容的优越性，通过敏捷的思维，他通常能够把他对实际问题的无知藏在睿智的外貌之下。但他的无知在很多方面还是“广阔而高贵”的，就像他那个着名的同僚——武昌的总督张之洞一样。直到1895年他出使日本为止，李鸿章一直夸口说他从未出过国门一步，除了几本翻译过来的英国教科书外，他对欧洲文学和科学毫不清楚。甚至在商贸和财政这些实际事务方面，他也经常是误入歧途，自负地认为经典知识已经足够让他以平等的姿态与外国的特权者和金融家打交道，以至于在很多时候他都会被那些西方冒险家弄得非常窘迫。但是他天生的智慧通常告诉他用柔道智慧来掩盖缺乏的知识，他的对手会反而显得非常愚钝。跟外国人打交道时，他总是习惯性地把话题引导到他喜欢说的事情上，经常问些不相干却看似天真、通过深思熟虑的问题，以此向敌人发起口水战。这些简单的技巧为他赢得了世界名声——举世无双的具有东方智慧的外交家。
但是，在李鸿章为直隶统治者之前，和戈登的交往让他认识到，尽管对一个总督来说无知是可以原谅的，但它却是中国官员的弱点；中国官员应该学习外国人，掌握他们的机械技术和设备的应用技能。由于对欧洲文明的伦理和思想不甚清楚，所以他觉得中国只好通过教科书来掌握这些技巧和器械，以便与西方在平等的关系中打交道。他虽然聪慧，却似乎也没想到国家的衰弱不在于机械，而是在于制度；如果不对官僚集团反复灌输责任感和公益精神，那么任何军事改革和财政改革都是无用的。他认为只要用一些西方的科学就可以加强东方的智慧，仅此而已。
当李鸿章鼓励人们把欧洲大量的科学和历史着作翻译成中文时，却也仍然很乐意地讴歌神农或女神元妃，并从孔孟着作中引经据典。1877年，他请求朝廷设置一所研究外国文学和科学的教育机构，当时他的目标不是去干涉已经存在的为仕途而设置的经典教育，而只是在官员之外培育一批人，去接管熟悉孟子着作但无法胜任的特殊岗位的人。
在李鸿章自己的总督生涯中，他经常因为自己不懂外语尤其是英语而感到遗憾，因为这种无知让他不得不和翻译员分享官方的最高机密；因为让接受四书五经教育的人去管理铁路、电报和外交事务而导致浪费，他也感到十分懊悔。所以，作为达到明确目标的手段，他提倡“师夷”，于是到1898年为止，他一直被维新派人士当作进步者的领军人。
李鸿章喜欢给科学初级读本翻译过来的中文版作序，这些读本的出版是由赫德爵士牵头的，为预备学校所准备。他用最经典的文风，为他自己完全一无所知的着作写赞扬的前言。家谱学、化学、外科学或高等数学全都得到了李鸿章的关爱。但是，他只要抓住机会便会在宣扬科学培训的时候暗示，世界上并未有什么新鲜的东西；西方的智慧是中国天生就有的，早在黄帝的黄金时期，这些知识就以不同的形式和名字而在中国存在了。
所以在为一本由在华的传教士医生所着的医学书作序时，他表扬了外国在配药和处方上的科学性和精确性，但他又提醒读者一千八百年前由张仲景所记载的医学理论，现在读来还是对人类有用的。
李鸿章劝说中国学生不要因为西方医学新观念奇怪而拒绝接受，应该把西方医学和葛洪与孙思邈的文章放在同等价值的位置上，应努力在医疗技术上做到中西合璧。在说到细节时，他强调说中国之所以被认为是知识的源头，是因为中国早在汉代对《周礼》的评注中就发现了东方解剖学的本质。我们很难找到什么东西能够比这些说法更适合表达李鸿章的思维习惯了。这种习惯让他煞费苦心地教诲他的翻译员和发言人文章。
的确，在李鸿章巡游国外期间，罗丰禄有个习惯，就是在中国圣人的着作中找出和欧洲科学知识相对应的部分，这种做法多少有点枯燥乏味；医圣张仲景的灵魂总是要出现在每一篇演讲中，作为各种学问会提及从政治学、经济学到航空学等每一种知识。
为了让中国人从西方获得机械技术，李鸿章提出和外国人自由交往并让自己身体力行，雇佣了许多欧洲顾问和技术专家，这让他树敌颇多，因为他这么做冒犯了中国倨傲排外的传统。在实施这个明智的政策时，他发现受教育的国人中没有人同情或支持他；但他还是坚持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一直实施着这个政策。通过明智地雇佣欧洲顾问，通过把年轻人送到海外最好的学校学习，他了解到了日本做了些什么，正在做什么；他还知道了中国对外国专家的需求更加紧迫，他做好了挑战保守思想的准备。
赫德爵士和马格里爵士带给中国的杰出服务对李鸿章产生了影响；他坦率地承认了这两人在公共服务中无私的忠诚和廉洁的品质。但是李鸿章官僚的思想不可能让他把充分的行政权交给他最了解、最信任的外国人，尽管这样能让他们为中国提供真正的服务，并产生深远的价值。
在和对手、抨击者打交道的时候，他总体上来说是心胸开阔、慷慨大方的，对自己的人难得地丢弃了东方阴险嫉妒的弱点；但和在华当高官的外国人打交道时，他常常表现出攻击性的怀疑和嫉妒。在戈登的事例中，他很自然地渴望把这个勇敢军官的成就最小化，因为此事关系到中国政府的颜面和他自己的功绩。此外，他和白齐文之间不幸的交往过程也让他害怕把独立行政权交给任何一个外国人。但在赫德的事情中，李鸿章没有理由对这个为中国付出了很多的人表现出不信任，或是偶尔敌对的态度。
在李鸿章坚定的头脑里总有一个弱点，那就是不肯给予任何欧洲人充分的信任和支持，哪怕那个人拥有了25年左右的可靠信誉。毫无疑问，这是由于他一直不喜欢也不信任根据治外法权授给外国人的特权地位；因为在他自己及其可能产生的不满的背后有着公使团的影子。但这也关乎自尊问题；他讨厌政府的主张，即应该对外国人委以独立权力和责任，这样的思想正好打击到了官僚阶层自尊的基础。所以虽然他心里很明白赫德完全适合将海关有效的组织方式扩展到其他公共服务部门，给中国带来很大的利益，而不是什么危害，但他还是反对扩大这个总税务司的权限。当遇到麻烦时，他很乐意让赫德冲到外交战斗的最前线（比如在签订《烟台条约》或1885年和法国谈判时），这个总督不止一次地有充分的理由对在京城为他忠诚工作的、聪明机智的爱尔兰人表示感谢。
1885年，赫德爵士被任命为英国驻华公使，正是李鸿章坚决反对允许赫德任命其总税务司的继承人，并提议在这个岗位上任命一位值得尊敬却没有能力的中国人时，海关管理很快变得不成样子了。此外，当重组朝鲜财政和确立中国在此地的宗主国权力势在必行时，李鸿章反对用赫德的人和方法管理朝鲜事务。他任命了学究气很浓、不讲实际的冯·莫伦道夫男爵去管理朝鲜，宁可让隐士王国随便在什么官员的治理之下无目标地漂移着。最后在1891年，他或多或少直接参与了一个阴谋，目的是策划解除赫德爵士的职务，任命一个中国高官上任总税务司这个职位。该活动是由李鸿章和几个受过外国教育的广州籍副官策划的，这些人既有智慧又有学识，比如唐绍仪和梁孟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