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林娜平日住在祖父的房子里，但常常陪着情人在苏联和世界各地旅行度假。表面上风光无限，内心里却有不少痛苦和惆怅。人人追逐她的美貌，但无人真正爱上她。格鲁吉亚的流行歌手达托爱上了她，达托的父母也很喜欢她，但他们的婚姻不可能成功，因为按照格鲁吉亚的习俗，必须娶一个处女，而伊林娜不是处女。拉美小国的大使卡洛斯喜欢伊林娜，伊林娜很为此自豪，但卡洛斯并不打算娶她，而且由于国内政变而一去不回还。最后，著名的“文学活动家”弗拉基米尔·谢尔盖耶维奇走进了伊林娜的生活，后者也承诺娶伊林娜为妻，但受累于家庭观念和社会名声，他的承诺没有兑现。在一次热烈疯狂的做爱过程中，谢尔盖耶维奇心脏病突发而死。为此，女主人公遭到追查，并被劝告离开莫斯科回老家。糟糕的是，伊林娜发现自己怀上了谢尔盖耶维奇的孩子。她病倒了。在沉沉的睡梦中，谢尔盖耶维奇来到她身边，与她结婚。在煤气热水器的嗡嗡声中，似乎所有的亲友都到了，所有的从前的情人都表示愿意娶她，伊林娜投入了谢尔盖耶维奇的怀抱……小说至此结束。两人以死亡为代价获得了爱情自由。但小说并不是一般的自由爱情之歌，而是美被社会践踏和毁灭的悲歌。伊林娜虽然生活放浪，为情欲所困，似乎除了美貌之外一无所有，但她没有虚伪的造作之态，仍然是一个值得同情的形象。
小说打破了时间的顺序，在过去和现在、未来之间自由驰骋，使读者充分体验到女主人公的心理紧张。小说也打破了现实与幻想的界限，让现实生活的事件与想象、梦幻中的事件交织在一起，甚至让死人出场。小说大量使用的土话、黑话、脏话，给人以通俗感和新鲜感。
《命运线》（1992）
作者哈里托诺夫（1937—）1960年毕业于莫斯科列宁师范学院，当过教师和编辑，1963年开始写作，但发表作品很少，仅在1976年发表过一篇题为《二月的一天》的中篇，主要以翻译德国文学作品为业。1992年凭《命运线》一举夺得第一届俄语布克奖。《命运线》写于1980—1985年间，是其三部曲《外省哲学》的一部分。1994年莫斯科工人出版社推出了他的两卷本选集，分别收入《生于37年》和《命运线》，《看守》、《声音》、《阿格斯菲尔》和《生存的方式》。他的《外省哲学》也于1996年在法国出版。
《命运线》全称为《命运线，或米拉舍维奇的小箱子》，以一只装满糖纸的神秘箱子为纽带，串联起作家米拉舍维奇与副博士利扎温这两个分处世纪初和70年代的知识分子的命运，并在其中投射出两个时代的历史背景，以及知识分子对于生命、时间、历史、命运、真理和正义等等哲学问题的思考。作品从内容到形式都极富后现代感，被誉为“后现代主义的经典之作”。
故事的主角之一是曾担任州立师范学校代理副教授的利扎温，而另一个则是他的研究对象米拉舍维奇。利扎温在撰写副博士论文时，偶然发掘了十月革命后这个神秘的同乡作家。随着掌握资料的增多，利扎温对这个作家的兴趣越来越浓，在某次为了寻找另一个诗人的研究资料时，意外地发现了一箱米拉舍维奇写在糖纸后面的手稿。这些手稿写于不同时间，用笔不同，内容零散而晦涩。利扎温觉得，有条无形的命运之手将自己和米拉舍维奇系在了一起。他不能自已地投入到对手稿的研究中，并逐渐了解了手稿中隐藏的历史真相。
帕拉季佐娃被某个乡村巫师控制，一个大学生将她救了出来带到莫斯科，但随后又将她留给朋友米拉舍维奇照顾。后来两人结为夫妻，多年后，那个朋友带着一个装着手枪和地下党文件的手提箱，拖着病弱的身体来到米拉舍维奇的家中。米拉舍维奇代替他提着箱子去接头，不幸被捕，流放三年。流放回来发现妻子已跟着那个朋友侨居外国，还生下了一个孩子。米拉舍维奇收养了那个孩子，等待着和妻子的重逢。重逢是富有戏剧性的，帕拉季佐娃作为革命者回到了小城，逮捕了担任议会文牍员的米拉舍维奇，然而革命成功当夜的狂欢和意外的大火，让帕拉季佐娃身负重伤，从此卧床不起。米拉舍维奇终于把她留在了身边，为了保守这个秘密，他隐姓埋名，并在作品中极力掩盖帕拉季佐娃的存在，过着幻想中的幸福生活。直到1928年，因为涉及纵火和包藏富农而被问罪。
历史在利扎温的生命中惊人地重现了。卓娅为了利扎温的朋友西维尔斯走出了家庭，但西维尔斯却无法照顾她。利扎温收留并爱上了这个女子，并且因此招致了流言和校方的批评。卓娅不久也神秘地失踪。利扎温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只能辞去副教授的职位，回家乡担任图书管理员（而这也恰是米拉舍维奇隐匿时候的职业），并全身心地投入对米拉舍维奇的研究中。利扎温受伤住院，与担任看护的卓娅重逢了，当时卓娅被迫干着出卖肉体的营生。最后利扎温也没能和卓娅在一起。一个叫柳霞的女学生在利扎温生命最低潮的时候出现了，照顾他，并且怀了利扎温的孩子，他们准备买房结婚，然而，在利扎温的心中，再也难有爱情的感觉了。
交织的命运线，不仅仅是这些表面上类似的经历。那让利扎温无法自拔地投入研究的原因，更在于两人思想上的呼应，一种类似的生命感受和哲学观念，比如时间的碎片感。在他们的外省哲学中，客观的时间是没有意义的，而对心灵和记忆来说，瞬间即是永恒。这种时间观念直接导致了对生活和世界的怀疑，历史不过是建构起来，是可以被结构和言说的对象，从来就不存在绝对的真理，只是给与“个人可以接受”的真理。他们沉溺在对这些本体论意义上命题的思考，而对于现实生活，只是不停地“退却”，他们无法投入曰常生活的汲汲钻营中，只能固守自己内心的阵地，把“住房，职务，有影响的职位，杂志上的版面留给那些无赖”，他们远离具体生活实践，而陷入“多佘人”的境地。
这种文本内涵又是由文本结构加强和呼应的。作者抛弃传统现实主义的手法，采用文本嵌套模式，创造了“文本中的文本”大量运用彳文学叙事话语，将情节打乱掰碎，并在两层文本中随意跳跃，充满无序、荒诞、混乱、暗示、象征和寓言。这些都是充满后现代意味的，并且给阅读带来一定程度的困难。但同时，作品又具有和西方后现代作品不同的某些特质。比如，时空的高度统一性，相对完整的故事情节，利扎温的研究过程甚至给读者带来某种类似阅读侦探小说的阅读快感，在文本中隐约出现的对两个时代社会历史背景的关注，形象塑造上对俄罗斯文学“多佘人”形象系统的继承等，因此这是一篇带有浓重俄罗斯特色的后现代主义杰作。
《不要在死期之前死去》（1993）
作者叶甫盖尼·阿列克山德罗维奇·叶甫图申科（1933—），曾是苏联50年代“大声疾呼派”的重要代表。他的诗歌大胆触及敏感的社会问题，揭示当代青年人价值观的变化，风格上以雄辩政论见长。他已出版诗集20佘种，长诗有《布拉茨克水电站》（1965）和《妈妈和中子弹》（1982）等等。曾任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理事、格鲁吉亚文学委员会主席，获得过1981年格鲁吉亚的加·塔比译文学奖和1984年苏联国家文学奖金。
小说的故事发生在1991年“八一九事件”前后，从8月19日清晨戈尔巴乔夫被拘禁，坦克围攻白宫开始，直至12月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落下。
帕利奇科夫是贯穿小说始末的中心人物，是个对事业尽心尽力、对国家人民极其负责的侦探。作品从他调查“蒸汽机车案”展开，展现了现实中人们复杂的关系和心态。他和他的妻子阿列芙季娜都是献身于所热爱的事业的理想主义者，家庭的步调被工作打乱，但两人仍然满怀理解和爱忙碌在自己的岗位上。他们的养女娜斯金卡也有着真诚善良的心，继承了养父母的美好品德，是俄罗斯未来有希望的一代。在对于自己感情经历的叙述中，叙述人“我”真切地讲述自己在爱情中的幸福、激动、失意、古涩。回味的过程始终伴随着对于人生真谛的领悟。回忆中的女主人公各有特点，都曾经给叙述人带来过生命的活力和亮色。爱情过程穿插于形形色色的社会生活层面。足球明星扎雷津和攀岩好手洛德卡的爱情故事由作者运用虚实相交的手法进行讲述。扎雷津是个天才的足球运动员，对待祖国、生活和荣誉都一丝不苟。但在黑暗无耻的体育界里，他却陷入被人欺诈利用的命运。他曾经达到过事业的高峰，但最终因惨遭陷害而丢掉了工作。在爱情上，他不敢去爱真心爱自己的洛德卡，他软弱的举动间接导致了洛德卡的悲剧。两人在鬓发斑白之际重又迸发出爱情的火花，可是洛德卡却在保卫白宫的战斗中死去。塔吉克坦克手是个来自山区的小伙子，告别自己心爱的姑娘，奉命开着坦克驶向白宫。他家族的贫穷和不幸让人同情，尤其是奶奶的命途让人扼腕叹息。他后来親转回到家乡，发现等待他的是心爱姑娘的哥哥毁了自己的村子，而村里人逼迫他报复的残酷现实。作者还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中对政治人物的经历和命运进行了描写。
小说不仅表现了苏联解体这一特定时代，还展示了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社会文化状态。面对理想失落、人与人疏离的时代病症，作者仍然对未来充满信心，认为在真正的死期到来之前，只有保持心灵的生命力才能風得美好的人生。
《审讯桌》（1993）
作者弗拉基米尔·谢苗诺维奇·马卡宁，1937年生于奥尔斯克，1960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机械一数学系，1967年毕业于编剧和导演高级专修班。处女作《直线》（1965）后已出版30多部小说，近期主要作品有《审讯桌》（1993）、《地下人，或当代英雄》（1998）、《远去的爱情故事》（2000）等。马卡宁是“四十岁”一代的代表人物，也是苏联解体后创作热情和风格无太大变化的少数名作家之一，他对解体前后苏俄社会的批判与揭露，具有入木三分的力度，被誉为“当代的果戈理”。
1993年，马卡宁以中篇小说《审讯桌》（《中间放着长颈瓶的辅着呢子的桌子》）夺得第二届俄语布克奖。作者选取极富象征意味的意象，勾勒出普通公民的压抑和恐惧。主人公是一名无名的老公民，一生中曾无数次坐在审讯桌前，夜里则等待明晨又一次的审讯。审讯虽没让他选择用自杀来逃避，但让他心力交瘁，直至精神崩溃。他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愿望，想要“既不是作为审问者，也不是作为受审者”坐到审讯桌旁，“只是平等地坐坐”。他骗过门卫，如愿以偿，平生第一次有机会坐到审讯桌后面。可是，就在他试图拿远处的长颈玻璃瓶时，多年来饱受折磨不堪重负的心脏迸裂了。老公民死在了审讯桌上。
贯穿全书的中心意象是一张“铺着呢子、中央放着长颈玻璃瓶的桌子”，这样一张不乏温情的桌子，实际上却是最可怕的刑具，这样的桌子对从男P个年代走来的人来说都不会陌生，任何一个普通公民，一生中者卩可能无数次坐到这样的一张桌子后面。这是一张审讯桌，被审讯的理由可能大到威胁国家安全，也可能小到出国或者工作调动。只要坐到这张桌子前面，不管是坦诚还是试图隐瞒，不管是反抗还是妥协，最后总会“被逼得走投无路”，长时间的、琐碎的审问，让每一个被审讯者都会有“负罪的自我感觉”。更让人绝望的是，“当你从最最平常的一次审问中离去时，不由自主总是觉得美滋滋的，精神爽快，同时又觉得，你是逃不掉的，只不过这次溜了过去而已”，再一次的审讯还会来临，折磨没有穷尽的一天。
桌子后面的审讯者也被高度符号化了。他们也全都是无名的，按照在审讯中担任的角色，被冠上了不同的称呼：社会愤怒分子，那个爱提问题的家伙，当书记员的人，老头，年轻的狼，美人儿，相貌平常的女人，党员。他们各司其职，有的扮白脸有的扮黑脸，配合得宜，一步步地撕开被审讯者的生活，一点点地吞噬被审讯者的灵魂。而这些坐在审讯桌后面的人，也同样随时有可能面临被审讯的命运，被另一些“社会愤怒分子，爱提问题的家伙，当书记员的人，老头，年轻的狼，美人儿，相貌平常的女人，党员”咬噬。
作者正是这样准确地抓住了那个人人自危的时代的精髓。那是一个以人民的名义反对人民的时代，把大部分人当作敌人来监视防范的时代，没有基本人权的时代，人性遭肆意践踏的时代。国家机器运转的基础，就是建立在这样一张无处不在的小小审讯桌上，建立在审讯者对被审讯者的绝对权威和控制上。建立在对普通人尊严的掠夺之上。而身处那个时代的人，也被异化了，审讯桌成了他们生活的一部分，这是不无荒诞意味的。有些评论者称其为卡夫卡式的，或者充满卡夫卡韵味的作品。
《地下人或当代英雄》（1998）
作者马卡宁，长篇小说《地下人或当代英雄》发表当年即获得普希金文学奖，这是一部杰出的后现代主义小说。小说的叙事时间是1991至1992年俄罗斯社会变革的大混乱时期，但通过一系列回忆和议论对整个苏维埃时代的文化生活作了剖析。小说主人公是个地下人，确切地说是一个从来没有发表过作品的地下作家，几十年来他一直默默地写作，丢掉了工作和户口，甚至也丢掉了姓名，被人们简单地称为彼得罗维奇。戈尔巴乔夫改革之后，地下人纷纷浮出地面，成为民主派“战士”或者知名作家，但54岁的彼得罗维奇和他的一帮倒霉朋友仍然在地下苦苦地挣扎。与此同时，许多原来的官员则纷纷坠落到与地下人为伍的地步，还有许多人则改头换面继续做官高升。购物长队逐渐消失了，高加索商贩们在莫斯科的市场上横行霸道；同时，一批俄罗斯商人在沉潜了70年之后浮出水面，成为暴发户，成为“当代英雄”也就是所谓“新俄罗斯人”，而彼得罗维奇等地下人作为过去时代的英雄则留在了过去。小说在纷繁复杂的画面中展示着人性的美好和丑恶。
彼得罗维奇居住在一个特大的筒子楼里，以替外出办事或度假的人临时照看住房为生，他买了一把刀子防身。一次，他与一个高加索人发生冲突而杀了人，所幸没有人看见，他顺利逃过了警察机关的追查。当年的地下人斯莫利科夫先生成了作家，仍不时地来找彼得罗维奇等地下人交流以提高自己在文学界的身份。克格勃密探丘比索夫录下了彼得罗维奇半醉时的谈话，制造他是克格勃线人的假象以败坏他名声。彼得罗维奇设计杀掉了密探。杀人之后的彼得罗维奇虽然逃避了惩罚，毕竟心情有些紧张不安。他曾学着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样子把一个妓女带回家，但根本没法忏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