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罗茨基于1987年凭借其作品“超越时空限制，无论在文学上及敏感问题方面，都充分显示出他广阔的思想和浓郁的诗意”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虽然他已于1972年移民美国，但是人们依旧倾向将其视为俄罗斯文学史上继布宁、帕斯捷尔纳克、肖洛霍夫、索尔仁尼琴之后的第五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1962年，年轻的诗人经由莱恩介绍认识了仰慕已久的女诗人阿赫玛托娃，从此与集合于这位女诗人麾下的莱恩等诗人一起开始了“神奇的合唱”（阿赫玛托娃语）。自80年代末起，诗人的《教训》、《鹞鹰的秋啼》、《词类》（1990）、《至罗马的朋友》、《诗篇》、《小山》（1991）、《时间的形式：诗、随笔、剧本》（1992）、《文集》（1992—1995）、《崎岖的地方》（1995）等相继在祖国得以出版。在诗歌创作中，布罗茨基以其娴熟的技巧将文化、历史、哲学、文学、美学、自叙、联想等因素巧妙地融为一体，推动了当代俄罗斯诗歌的发展。
而在莫斯科，以其郊外小镇利昂诺佐沃命名的、反传统抒情诗理论的“利昂诺佐沃派”则进行着自己富于表现力的现实主义诗歌创作。其成员有萨普基尔、霍林、涅克拉索夫等，其中萨普基尔以其独立的个性、多样的风格与不凡的实力成为该派的代表人物。
近年来，在俄罗斯诗坛有关传统、探索与创作实验的讨论中，“先锋派”与“后现代主义”这两个并无准确定义的术语常常被提及。“先锋派”这一概念早在20世纪之初就已经被用于诗歌与其他艺术形式，而围绕“后现代主义”展开的讨论则是近些年的事情。在当今的俄罗斯，被公认的后现代主义散文作家有比托夫、维涅·叶罗菲耶夫、斯·索科洛夫等，而被公认的后现代主义诗人与作品有布罗茨基的《概念》与普里戈夫、基比罗夫、萨普基尔等人的诗作。
必须承认的是，俄罗斯后现代主义诗歌继承与发展了“先锋派”的诗歌创作实验；同时它又是建立在“将世界视为文本”这一观念基础之上的，通过互文性、游戏、讽刺性模仿等手法来、表现生活与人类意识的混乱与荒诞”。这一点在“新浪潮”的年轻诗人的创作中表现得尤为鲜明。普里戈夫、鲁宾斯坦、基比罗夫等俄罗斯后现代主义诗人对过往的诗歌抱着一种双重态度，一方面他们汲取未来主义、意象派、讽刺诗的创作经验，另一方面他们又对沉淀于大众意识中的某些程式化的东西，如30年代的口号、歌谣、引文等进行讽刺性的模仿。《年轻的诗歌一一89：诗、文学、文本》是较早的一本“新浪潮”诗人合集，其中收录了170佘位诗人的作品。
80—90年代，是面向大众的讽刺“概念主义”、“艳情仿古主义”及其他文学团体大行其道的时代。与“玩政治的六十年代派”、70年代的“厨房先锋派”尖锐对立的“艳情仿古主义”者在他们的宣言《艳情仿古主义者的勋章》中宣称：、艳情仿古主义的目的是在最精巧的文学典范中表现愉悦的享乐主义，华美的形式之外内容是不存在的。”“艳情仿古主义”者认为自己最忠实于文学的审美原则，他们的诗歌理念与文学理念是“形式的优雅与华丽、音节的美丽与丰富”、“成功与机遇的哲学”、“精致的情欲”、“风格甜蜜的诗歌”。自1989年的第一本合集《爱情的神奇毒药》问世以来，该派还先后出版了《梦想公主心爱的小丑》、《阿弗罗蒂德的俘虏》（1992）、《爱情岛之旅》（1993）、《侯爵夫人的红皮书：献给世界文学坟墓的花环》（1995）。为了打造强烈的欲望与诱惑氛围，“艳情仿古主义”者的作品中常常表现出公开的讽刺性，并且充满联想性，有时甚至仿效杰尔查文、巴尔蒙特、谢维里亚宁等各个时期诗人的作品或一些色情诗的情节、母题、情景，难怪爱泼斯坦称其“超级性感”。
1995年，“蜻蜓保护志愿者协会”为了庆祝自己成立10周年，出版了《诗歌报》的创刊号。这个诗歌小组不同于“艳情仿古主义”者，较有精英文学意识与精致的文学趣味，其诗歌创作追求高雅化，有时甚至为此进行文学实验，该小组由克德罗夫、卡丘巴、霍蒂恩斯卡娅三个人组成。其中的克德罗夫以高产著称，自1990年起他居然发表了约20本诗集与著作，其中既包括带有先锋派艺术实验性质的作品，又有继承与探讨以往哲学、美学传统的作品。
在转型时期的特定历史条件下，诗歌流派、小组的产生、发展及其之间的交流对活跃当今俄罗斯诗坛、推进诗歌创作都是大有裨益的。但也正是在这种相互交流与借鉴的背景下却更加突显出诗人艺术个性的重要性；每个诗人对生活的独特感受与体会，共同构成了当今俄罗斯的诗歌图景。
阿赫玛杜林娜、布罗茨基、沃兹涅先斯基、古什涅尔、丽斯尼扬斯卡娅、莫里茨、莱恩等诗人在坚持不懈地追求自己理想与目标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超越文学流派与社团的诉求、博采众长、广泛而大胆地吸收历史文化经验及鲜明的个性化色彩，是转型时期俄罗斯诗歌所取得的最大成就。而这一创作倾向也在70—80年代崛起的诗人如日丹诺夫、谢达科娃等的创作中也得到延续。
布罗茨基获诺贝尔奖中，悲剧性世界观也表现得更加尖锐。
另一方面，在这种特殊的社会转型时期，在俄罗斯“传统派”诗人如奥库扎瓦、索科洛夫、阿赫玛杜林娜、莫里茨、日丹诺夫、谢达科娃、梅曰罗夫、科尔扎文、戈尔巴涅夫斯卡娅、库勃拉诺夫斯基等人的抒情诗这在某种程度上说也可算得上是20世纪俄罗斯境内文学与境外文学相互影响、相互交融的结果。
（三）诗歌体裁的演变
转型时期，俄罗斯诗歌体裁的演变也是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从80年代中期叶甫图申科、沃兹涅先斯基、罗日杰斯特文斯基等以报纸为主要发表园地的政论诗的兴起到索科洛夫、日古林、楚霍恩采夫等的思考型抒情诗与基比罗夫、伊尔杰尼耶夫、维什尼约夫斯基的中短篇讽刺诗，转型时期的俄罗斯诗歌对体裁的探索可谓别具一格。同时，我们也必须指出，当代俄罗斯诗人的创作是多元化的，许多诗人在自己的创作中并不拘泥于某种流派或某种倾向，而是根据自身创作需要，继承传统或大胆创新，从而体现出较强的艺术个性。
转型时期的俄罗斯抒情诗从社会哲理诗到爱情诗、自然诗，抑或是思考型、描绘型、角色型抒情诗，都延续了俄罗斯与世界经典文学的优良传统并根据时代需要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革新。而叙事诗与以往相比，虽有所衰落，但仍表现出与抒情诗相近的发展特征与较强的发展态势。从作者来看，涵盖境内、外的老、中、青三代；从创作来看，涉及情节叙事诗、抒情叙事诗、讽刺叙事诗等多种形式，其中较有影响的作品有索科洛夫的《情节》与《亚历山大花园》、楚霍恩采夫的《同姓者（城市故事）》、《来自一种生活（唤醒）》、莱恩的《钻石永远》与《四十四》、叶拉金的《难民诗》与《纽约一彼茨堡》、科尔扎文的《交织》与《暗示诗》、布罗茨基的《预言》、科尔基的《空闲时间》、基比罗夫的《含着离别的眼泪》等。
转型时期的俄罗斯诗歌在广阔的领域内进行着多样的探索，既有残酷的现实，又有大胆的想象；既有深奥的隐喻，又有离奇的幻想。在对传统的继承与挖掘基础上，它对体裁、风格的诉求是多种多样的，既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的，又包含着纷繁复杂的联想性。
20世纪的俄罗斯诗歌在经历了“白银时代”的辉煌与“解冻”的中兴之后，又在世纪末开始孕育新的力量。虽然转型时期的俄罗斯诗歌不可避免地表现出某种不确定性、过渡性与多变性等因素，但我们仍有理由期待它在新的千年再创辉煌。
二、戏剧：社会百态
始于80年代中期的政治经济改革，不仅给俄罗斯社会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变革，也使包括戏剧在内的文化事业的发展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一）俄罗斯剧坛的改革
1987年，俄罗斯戏剧业带着诸多历史遗留问题步履艰难地开始了戏剧综合改革试验。一方面是苏联时期剧团数量过度膨胀，导致演出水平良莠不齐；另一方面是始自斯大林时代的戏剧体系国有化、戏剧题材由国家统一规划等政策不仅中断了俄罗斯戏剧以契诃夫、泰洛夫为代表的优良传统，也在极大程度上剥夺了许多颇有才华的剧作家将自己的作品搬上舞台的机会。
戏剧业改革打破了俄罗斯戏剧舞台政治剧目一统天下的格局，为剧作家提供了极大的创作自由，但同时也向“断奶”的俄罗斯戏剧业提出了在失去政府政治监控及经费扶持的情况下如何生存与发展的问题。这样一来，戏剧业改革伊始首次辩论的焦点自然集中在戏剧“商业化”问题上。观众来不来看戏，成为戏剧从业者的最为关心的问题。于是，为了迎合观众口味，追求经济效益，便造成了当今俄罗斯戏剧舞台娱乐剧、商业剧充斥的局面。这种现状在一定程度上也暴露出当今俄罗斯传统文化业所普遍面临的如俄罗斯经济状况不景气、观众欣赏水平下降、其他娱乐媒体冲击等一系列问题。对于这种现状，深以自己丰富的戏剧遗产及优良的戏剧传统而骄傲的俄罗斯艺术家自然是无比痛心的，由此引来了剧作家与戏剧导演的激烈论战：剧作家们指责导演对反映当代生活的新剧本关注不够，而导演们则抱怨与时代共鸣的精品剧作难觅。而一些评论家则指出，这种现状归根结底来源于苏联改革特别是解体后开始的、一个因其过渡性而错综复杂的时代，一个令人迷惘彷徨的时代。“现在在我们这里问任何人，他都不知道要向何处去。时代重压在人们头上，击垮了人。当今的艺术中少有创作，少有对生活的严肃思考”。还有的评论家则向一些面对新的形势不知所措的剧作家提出忠告：“不要跑，停下来，去体会正在发生的一切的意义”。令人欣慰的是，在这一特殊时期，绝大多数俄罗斯剧作家都能自觉遵守真理与艺术至上的原则，在客观理智地对当代社会进行着反思的同时，创作出了一些虽不能跻身经典、却也颇耐人寻味的佳作。
（二）当今戏剧的热点题材苏联的改革与解体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俄罗斯社会的剧变，并由此使当代的俄罗斯社会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乃至个人的私生活都蒙上了一层浓厚的政治色彩。这种政治化倾向在渗透入俄罗斯社会各个角落的同时必然要反映在文艺创作中。始于80年代后期的政治戏剧体裁的复活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但是，与以往以对观众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为目的的政治剧不同的是，新政治剧力求从哲学、伦理学、法律等方面对人性自由这一主题进行深入细致地再探索与全方位多视角的重新诠释。其中，从数量上看，以反映极权制度对人性自由的压抑与桎梏为题材的居多，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及反映古拉格体系下集中营生活的作品。20世纪末，被搬上舞台的斯大林题材的剧作有沙特罗夫的《良心专政》和《继续前进……前进……前进……》、索洛夫斯基的《领袖们》、柯尔季耶的《黑人，或我，可怜的索索·朱加什维利》和古奇金娜的《约瑟夫与娜杰日达》等。其中较有代表性是于1990年问世的瓦伊斯的《放逐中的托洛茨基》。古拉格一词在俄语中为“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的缩写，在俄罗斯最早开始这一题材创作的是197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仁尼琴。他在自己的长篇巨著《古拉格群岛》中描写了苏联劳改营中政治苦役犯的悲惨境遇，从而开辟了这一当代俄罗斯文学的独特题材。其实，早在苏联时期就有剧作家创作了一些以斯大林或古拉格生活为题材的剧本，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它们大多在今天才与观众见面，其中马特维耶夫的《娜杰曰达·普特宁娜，她的时代，她的伙伴们、索尔仁尼琴的《劳动的共和国、沙拉莫夫的《安娜·伊万诺夫娜》、斯达维茨基的《四次审问》、艾德利斯的《三套马车》等在艺术上较为成功。由当今俄罗斯社会的政治生活态势可以大致推断出，今后反映人性与集权体系矛盾的作品仍将是俄罗斯政治戏剧的主调。但是，与以往那些以纪实性为主的剧作不同的是，当今的剧作家会更加注重从艺术与内容层面对这一题材进行深度再挖掘。
当今俄罗斯戏剧的另一个热点是道德题材。过去曾经在苏联时代被视为阴暗面的社会生活的某些角落、某些群体被再现于当今俄罗斯戏剧舞台，妓女、毒品、罪犯、黑社会老大正作为大众文化的形象代言人充斥着如今的舞台与荧屏。对于这些非社会主流的边缘人群的生活过分关注却又缺乏艺术性的再现，实质上是戏剧商业化的必然结果，它虽被一些人视为“休克疗法”的“后遗症”，是用极端手法表现极端生活；但是，这一现象的负面影响还是引起了戏剧界有识之士的关注与不安。毋庸讳言，戏剧界对这一题材的过分炒作，一方面固然是出于对苏联时代口号剧泛滥的反拨；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后休克时代民众道德、心理在某种程度上的病态。道德题材戏剧应向何处去这一问题已成为戏剧界争论的焦点。对此，戏剧评论家德米特里耶夫斯基指出，“戏剧描写谁，描写什么？首先应该描写不公的、苦难的命运——这是毋庸置疑的。还应该描写备受贫困、恐惧与病态的良知折磨的出生于60年代的不幸者；描写深受双重道德谬论与犬儒哲学毒害的青少年，描写家庭生活与个人生活都充满不幸的妇女，描写被办公室里的阿谀蛊惑和领导的专制作风毁掉的男人……”
道德题材是“新浪潮”剧作家最为青睐的题材。所谓“新浪潮”是指于20世纪70年代开始戏剧创作、不拘泥于俄罗斯传统戏剧社会心理流派的一代。他们中的代表人物有《晨空中的星星》的作者加林、《垃圾场》的作者杜达列夫、《狩猎大厅中的女桌》与《夜之娱》的作家梅列日科、《无地的花园》和《亲爱的叶列娜·谢尔盖耶夫娜》的作者拉祖莫夫斯卡娅《1981年的体育舞台》的作者拉德辛斯基、《小野猪》的作者罗佐夫等。他们的创作深受俄罗斯戏剧大师万比洛夫的影响，不仅以其矛盾性与残酷性在俄罗斯戏剧舞台上独树一帜，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今的俄罗斯戏剧诗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