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第十二章第四节话说三分，足矣
《增广贤文》里面有这样一句话：“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这句话作为中国人生存的金玉之言而被世代强调。逢人只说三分话，还有七分，不必对人说出，以免别人彻底掌握自己的“底细”。
只说三分话，是不必说、不该说的意思，绝不是不诚实，绝不是狡猾。说话本来有三种限制，一是人，二是时，三是地。非其人不必说；非其时，虽得其人，也不必说；得其人，得其时，而非其地，仍是不必说。非其人，你说三分真话，已是太多；得其人，而非其时，你说三分真话，正给他一个暗示，看看他的反应；得其时，而非其地，你说三分真话，正可以引起他的注意，如有必要，不妨择地长谈，这叫做通达世故。
场面上的人说话要有分寸。分寸拿捏得好，很普通的一句话，也会平添几许分量。话少往往精炼，让人觉得你是经过深思熟虑才说出来的。话太多往往容易失控，话的质量随数量的上升而下降，头脑发热，忘了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公事私事搅在一起，彻底曝光。
逢人只说三分话，不仅是自己的事情不能乱说，别人的事情也要少说。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隐私，每个人也都有保护自己隐私的强烈意识，假若你说话时无意中说了他的隐私，基于言者无心，听者有意的道理，他会认为你是有意揭破他的隐私，恨你入骨。所以说话时最好能权衡再三，不要信口开河，避免涉足别人的隐私话题。
老于世故的人，的确只说三分话，你一定认为他们是狡猾，是不诚实。其实说话须看对方是什么人，对方不是可以尽言的人，你说三分话，已不为少。孔子曰：“不得其人而言，谓之失言。”对方倘不是深交相知的人，你也畅所欲言，以快一时，对方的反应如何呢?你说的话，是属于自己的事，对方愿意听吗?彼此关系浅薄，你与之深谈，显示你没有修养；你说的话，是属于对方的，你不是他的诤友，不配与他深谈，忠言逆耳，显出你的冒昧；你说的话，是属于社会的，对方的立场如何你没有明白，对方的主张如何你也没有明白，你的高谈阔论，只会招祸。所以逢人只说三分话，不是不可说，而是不必说、不该说，与“事无不可对人言”并没有冲突。
“事无不可对人言”讲的是为人处世要坦坦荡荡，不做私底下背信弃义、违背功德常理之事。这与因人而异，变化交谈角度和方式，没有任何矛盾之处。假如一个人被人一眼就能看穿，不仅难以受到别人尊重，而且会令他人更加小心防范，甚至陷自己于危险的境地。守住自己的秘密是对自己的一种尊重，是一种对自己负责的行为。
第一卷第十二章第五节逆耳忠言固然为良药，不若包裹糖衣顺耳听
都说忠言逆耳，不过显然高明的劝诫者会讲忠言讲的顺耳，这是一种技能。
唐朝诗人刘禹锡，才富五车，为人爽直，但有时做人不够圆通，惹来不少麻烦。当时有个风俗，举子在考试前都要将自己的得意之作送给朝廷有名望的官员，请他们看后为自己说几句好话，以提高自己的声誉，称之为“行卷”。襄甲有位才子牛僧孺这年到京城赴试，便带着自己的得意之作，来见很有名望的刘禹锡。刘禹锡很客气地招待了他。听说他来行卷，便打开他的大作，毫不客气地当面修改他的文章。不料，牛僧孺是个非常自负的人，从此便记恨于心。后来，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刘禹锡仕途一直不很得意，到牛僧孺成为唐朝宰相时，刘还只是个小小的地方官。
一次偶然的机会，刘禹锡与牛僧孺相遇在官道上，两个便一起投店，喝酒畅谈。酒酣之际，牛写下一首诗，其中有“莫嫌恃酒轻言语，憎把文章逼后尘”之语，显然是对当年刘禹锡当面改其大作一事耿耿于怀。刘见诗大惊，方悟前事，赶紧和诗一首，以示悔意，牛才解前怨。刘禹锡后来感叹道：“我当年一心一意想扶植后人，谁料适得其反，差点惹来大祸。”刘禹锡之所以得罪牛僧孺，是因为他做人太单纯，太直率。
做人直率是一个美德，但太直率有时候会伤害别人。面对自负的牛僧孺，刘禹锡毫不客气地当面修改他的文章，自然让他怀恨在心。刘禹锡没有恶意，但其行为却对牛僧孺造成伤害。刘禹锡错的不是心理，而是方法。苦口的药我们可以包上糖衣，逆耳的忠言我们也可以以一种让人乐意接受的方式给予。直爽是一种好的性格，到不是一种好的方法，我们可以保留自己直爽的内心，但在表达内心的想法时采用委婉的方法。
敢于直率地表达自己的想法是勇气的象征。但勇气在交往中往往可以“长驱”，却未必达到直入。因为世上没有一条到尽头的路，总会有岔路口，会有沟沟壑壑，也有人为的障碍。要想顺利达到目标，必须选择可以前行的道路，选择可靠的伙伴，探索出绕过沟壑的迂回策略。就像是对人对事，即便一片赤诚，也应该讲究方法。只有可以接受的方法，才能够既不伤害对方的尊严，又不伤害双方的感情。惟其如此，才能够达到帮助他人的效果。
所以，在职场路上行走的职场人士，具备了勇气也就是具备了前行的脚，而前行路上的指南针却需要不断地去积淀、积累和领悟。只有勇谋兼备，你才会比对手走得快、走得顺利。人们常说“忠言逆耳利于行”，可是，为什么明明利于行的言论我们非要让它以“逆耳”的方式说呢？能令它变成顺耳的方式，岂不是更利于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