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场如战场，到处布满了地雷与陷阱，稍不留心，就可能落入圈套。有这么一种人，在商务谈判、成交的过程中，常乘人不备将看好的货物暗中调换，以假代真，从而使他人在不知不觉中受骗。
1990年第8期《法制与生活》中刊登了这样一则案例：
吉林省集安市体委商店走进一高一矮两个青年，两人站在柜台前交头接耳地嘀咕：“这事要是办成了，咱们花个千儿八百的也行。人家给咱办事不容易，咱也不能太小气。”这些话飘进女店主张桂兰的耳朵中，她对送上门来的大生意喜出望外，热情地询问两位青年想买点什么。两位青年人告诉店主，他们要买些名烟送人，便买了6条良友，6条阿诗玛，1条健牌，共13条香烟，装人一个崭新的黑色人造革皮箱里，矮个青年拉上链掏出一把小黑锁头仔细地锁上。高个青年从怀里掏出钱，边数边对女店主说：“你给我开个发票。”在女店主转身从货架上取发票的瞬间，矮个青年把柜台上装烟的皮包迅速取下，从另一个飘然而至的青年手中接过一个一模一样的黑色提包放在柜台上，待女店主转过身来，那个幽灵般的青年已拿着装满香烟的提包消失了。
女店主开好发票，待要收款，高个子青年带着一脸遗憾对女店主说：“哎呀，我带着的钱不够。这样吧，我等会取钱，提包先放在你这里，取了钱，我再来取。”女店主见黑色提包还放在柜台上，就顺口答应了。两个青年骑自行车扬长而去。
两个取钱的青年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女店主疑惑顿生，求一位顾客把提包上的锁弄开，拉开拉链一看，在场的人不禁倒吸一口凉气，提包里哪里还有香烟，只见一些纸板、木棒、酒瓶子塞满了提包。
这是由三人共演的“调包”戏。先出现两个，一唱一和，故意说给店主听，让店主知道是宗大买卖，再趁店主开发票之时冒出一人，调换提包，最后又谎称带钱不够，回去取钱，留下“货物”，全部离开现场，店主误以为“货物”还在，不会见疑几百元的货物就在这一瞬间从容地“调”走了。
眼下，社会上各种奖券名目繁多，奖金数额越来越大，奖品档次越来越高。这自然吸引了许多人，有一些心术不正之人，一双贼眼盯着那些奖品口水直流，为摆脱摸奖不中的窘迫，也把暗中调包的骗术运用到摸奖活动中，在奖券上做手脚，进行诈骗，大发横财。辽宁省新民县胡台乡东古营子村村民尹学双涂改奖券，冒领奖品就是其中一例。
1990年盛夏的一天，尹学双揣着1500元现金外出做买卖，来到沈阳，跑了几天，钱花了不少，却一桩买卖也没做成。
在一家商店门前他看到这里彩旗飘扬，锣鼓喧天，原来这家商店正在进行有奖销售，他花掉了100多元，却连二个奖边也没沾上。他有点心灰意冷，忽然，他发现其中一张奖券的号码只要稍加改动，就可以变成一等奖的奖券了。
于是，他拿着这张奖券来到僻静之处，用烧过的火柴棍儿，涂改了奖券上的一个号码。接着，微笑着来到抽奖处，又买了两张奖券，在抽奖箱内装模作样地摸了一阵，拿出两张，递给卖奖券的人，奖券打开了。卖奖券的人把奖券和大红纸上的奖号反复对了几遍，说：“你中大奖了，是一部建设牌摩托车。”
一台崭新的摩托车推到他面前，他转手以1700元人民币卖给了旁边的一位年轻人。
初战告捷，尹学双尝到了甜头，以后的两个月，他先后流窜到辽宁省辽中县，灯塔县以及沈阳市等地，先后作案10起，诈骗自行车3辆，电视机2台，摩托车3部，录音机1台，洗衣机1台。
1990年11月初，尹学双来到海伦市，住在亲戚张丛田家，一天晚上，一家人闲聊，张丛田的妻子张桂英念叨起白天买了几张奖券，什么奖也没中，埋怨自己没运气。尹学双听了，心里早有了主意。
第二天一早，尹学双就上街转悠，买了5张奖券，打开一看没有一张中奖的号码。但他并不在乎，因为他已记住了各等奖的号码。又用从沈阳带来的打号机打上了新号码。把张桂英叫来，如此这般耳语一番。
张桂英掏出了10元钱，买了两张奖券，一倒手，把号外两张涂改过的奖券递给了工作人员，小伙子一看，大吃一惊：一张头奖，一张三等奖。
张桂英得了一台彩电，一辆自行车，没法拿，还叫了一辆出租车，车子开出不远，就有人招手叫车，原来是尹学双得了个二等奖，抱着一台黑白电视机在等张桂英，上车后，尹学双、张桂英会意地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