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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章 江浙藏书与藏书楼文化探究(1)

一、藏书与藏书楼概述

“藏书者何,言此书但可自怡,不可示人,故名曰藏书也。”

而“藏书楼”,系指历代官方机构、民间团体或私人收集典藏图书文献之处所,指称用以藏书的建筑、藏有图书的建筑。建筑学上“楼”的含义是指构架为二层或二层以上的房子,不少藏书楼符合其制,如宁波天一阁、清代皇家七阁便是。但本文所言之“藏书楼”含义更为广泛,早期藏书的山洞、石室、仓房、地窖,后期厅室、平房、经堂、书院,只要是藏书之所,皆可归之藏书楼。实际上,人们今天所常常提到的“藏书楼”,也都是指的这一含义。藏书楼建筑从初始的借用、兼用发展到后来专造专用,逐步形成自身独有的专业特点,即普遍要求具有防火防潮防盗防虫等功能。藏书楼并非皆以“楼”名。常见的藏书楼除名以某某楼外,还多以某斋、阁、堂、室、居、轩、馆、亭、房、洞等名之。更有一楼数名,乃至有名无楼者,而实际上早期的藏书楼并非都以楼为名,把藏书处称为某某藏书楼是到了明清以后才比较普遍的。书楼之命名深得微言大义春秋笔法之精妙,寥寥数字借以传达事主旨趣欲求、性情处境,乃至书藏特色、规模等。古代藏书楼历史大致终结于清末民初,其时,西学东渐,现代意义的图书馆相继建立,取代并极大扩展了藏书楼的社会功能。从广义上讲,也可以说江浙藏书文化就是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的核心和结晶,也充分体现了中国底蕴深厚的藏书与藏书文化。

藏书楼收藏、保存、传播了丰富的文化典籍,保存、传播了博大精深的中国历史文化。中国的藏书楼和与藏书楼共生存的历代藏书家们,对于中国历史文化有着功德无量的贡献。中国的藏书文化传统悠久,生生不息,业绩辉煌,似一条滔滔大河,聚汇条条支流,波涛渐宽,声势渐壮,由官府藏书而私人藏书而书院藏书,随历史的进程而不断壮大发展。中国古代的藏书文化由官府藏书、私家藏书、书院藏书等系统组成,各个系统的先后培育与发展又与一定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背景密切关联,并形成各自的特点,都值得认真加以总结分析继承借鉴。藏书楼是中华学子的精神家园,它们哺育一代代读书人,传播着博大精深的中国历史文化。同时对于古代典籍的收藏、保护重任,乃至古文献的研究、校勘、刊布发行等方面,也都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历代的藏书事业,无论官藏、私藏或书院藏书均对中华文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事实证明,藏书并非一个孤立的概念,其表述的不仅仅是简单的储藏之意,还包括从图书流通到图书利用的诸多环节。例如访书、选书、借书、抄书、购书、赠书、征书、读书、校书,书之补阚、辑佚、编撰、刊刻,以及与收藏相关的整理加工、分类编目、题跋提要、藏书印记、藏书保护、藏书设施、藏书建筑等都和藏书有关系。另外与藏书密不可分的还有目录学、文献分类学、版本学、考据学、校勘学、辑佚学、辨伪学等,有人统称之治学之学,不无道理。因而可以说,藏书与藏书楼的历史,就是一部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

二、江浙藏书与藏书楼文化的背景

人类有了文明,也就有了原始意义上的文字和图书,有了图书,就开始了收藏图书的事业。在古代中国,承担图书收藏,乃至于图书管理、研究、校勘、刊行事业的主体是历代的官私藏书楼。甚至可以说,没有藏书文化,便不会有中国的历史文化。中国存世古籍世界第一,这些悠久、丰富的典籍文化能够保存至今,藏书家居功至伟,但翻开整个中国藏书史,江浙一带的藏书几乎占据了整个中国藏书的半壁江山。自从宋代中国的经济重心南移,江浙成为经济枢纽地带,繁荣和富庶,为藏书业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藏书楼到处可见,形成庞大的藏书家群体。在包括今天江苏、浙江、上海部分地区在内的这块土地上,一代代藏书家们节衣缩食,倾力输财,在历史长河中接力勇进,薪尽火传。究其原因,主要是相对全国其他省份而言,江浙地区士民较为富有,有以较多的钱来买书的条件。但仅仅富足不能成为该地区拥有众多藏书楼的主要因素,因为在南方,富足的地区还有不少,但都没有出现如此大的藏书活动。

然而,事实上,不少藏书家在聚书之初很富足,到晚年却相当穷困潦倒,甚至不得不典衣卖书,还债度日。在江浙地区,这种“散尽钱财求典籍”的风尚总有人继承着,并把它作为一种神圣的事业来对待,倾一世甚至数世精力来完成,乐此不疲,至死不悔。然而良好的愿望代替不了严峻的现实,藏书楼的聚书活动毕竟是一种个人行为,在历史长河的冲刷中终究逃脱不了散失的命运,即使有贤子孙能继承事业,江浙地区藏书楼也很少有超过三代的,许多藏书家的收藏都是及身而散,这不能不令人沮丧。

私家藏书楼及其藏书家历代由两部分构成:一为学而优则仕,二为学而优则文。前者十年寒窗,金榜题名。他们为官四方,广泛搜购和传抄乃至校刻文献典籍,在承继世家库藏的基础上扩大了藏量并且提高了藏品价值。后者虽然刻苦攻读,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或屡考不中、或政见不同、或受人牵连、或父母有疾等,以至淡于功名进取。于是,他们经商四方,广泛搜购、传抄、刻售文献典籍,从以往有限家藏的起点出发,着力扩大了藏量并且注重于藏品的提高。

江浙藏书楼的私家藏书文化体系脱颖而出,基本成因是江浙经济社会发展的起落趋势导致藏书结构、搜求来源、渠道经营等藏书方式的应势变迁;江浙经济社会曲折起落发展,特别是文化整体发展,直接地、深刻地影响和作用于私家藏书尤其是私家藏书楼的新发展,表现为藏书结构、搜求来源、渠道经营等藏书方式的应势变迁。对这块土地上的藏书文化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思考,对促进文化事业的发展无疑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对江浙藏书文化研究显得比较的不够,故而本文针对江浙藏书文化的关系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就显得意义非常的重要,而本文主要是从江浙私家藏书家和藏书楼来进行探讨。

三、江浙藏书得天独厚的文化特点

历代江浙私家藏书楼,大都以收藏官定经、史、子、集的传统经籍为主,两宋江浙私家藏书楼已经注意收藏地方文献志书,但是为数不多。江浙私家藏书楼着重收藏地方和当朝的文献资料以及自编、自撰的总集、专着和稿本,它涉及地方自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个领域,包括实态性和原始性的文案资料、现场资料、口传资料以及当局封禁清毁的另类资料,如乡规民约、契约文书、簿记账册、日常杂录、官方事例和家族宗谱。

江浙学术研究活动多,书院讲学、论道、研究活动多,私家藏书楼自编文献典籍总集、自撰研究评述专着比历代量大,学术价值也高。在江浙这块土地上的藏书楼之多,藏书质量之高,藏书数量之丰,都是独一无二的,归纳起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江浙地区藏书家、藏书楼众多

江浙藏书楼的历史,是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江浙一带尤为盛行。江浙多名仕,出过众多的历史名人,而江浙文化关键还是在于有文化,而中国文化的传承就离不开读书和藏书,四书五经等一些必考经典尤为重要,而且读书风气是很容易形成一种习惯和定势的,再则,古人云立功、立德、立言,所以立言并写出来是很多文人的一种目的和追求。另外,我国有地方志或乡志、县志等,这些地方志或一些文人作品和经典小说等都是非常珍贵的。在宋、元时期的江西就曾出现众多名人,读书之风较为盛行,出现了像欧阳修、王安石、曾巩、文天祥、黄庭坚、汤显祖等一大批名人,而江浙所在地读书风气也甚是盛行,形成了一大批文人和藏书家,例如:陆心源、刘承干、沈家本、朱蔚、吕葆中、胡尔荥、鲍延博、黄廷鉴、顾鳞士等;也出现了很多藏书楼:像嘉兴藏书楼向山阁、宁波天一阁、南浔嘉业堂、杭州文澜阁、海宁衍芬草堂、镇江建文宗阁、扬州建文汇阁。

以宁波为例:宁波历代藏书楼按藏书量和社会影响来看,北宋以楼郁和陈谧为最;南宋以楼钥的“东楼”、史守之的“碧沚”为最,开创了浙东私人藏书风气之先河;元以袁桷的“清容居”甲浙东;明初以丰坊的“万卷楼”居魁首,后数范钦的“天一阁”为第一,范大澈的“卧云山房”、陈朝辅的“四香居”、陆宝的“南轩”次之,而朱勋的“五岳轩”则以图书法物甲天下;清代出现了黄宗泰的“续抄堂”、万斯同的“寒松斋”、郑性的“二老阁”、全祖望的“双韭山房”、卢址的“抱经楼”、姚燮的“大梅山馆”、黄澄量的“五桂楼”、徐时栋的“烟屿楼”、蔡鸿鉴的“墨海楼”、董沛的“六一山房”等一批藏书楼。

再以苏州私家藏书为例:自南朝苏州人陆澄起,至清末,共有藏书家447人。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列全国藏书家1100人,苏州占40%。苏州藏书家之多,居全国首位。苏州众多的藏书家、藏书楼,汇聚了大量的典籍,使得苏州学子和士人得益非浅。同时,众多的典籍又滋养了苏州众多的大学者、大文人,而学者文人的聚书活动又反过来影响着地方的风尚,推动着苏州私家藏书风气的愈演愈烈。时人云:“吴中文风,素称极盛,俊士荟萃于兹,鸿儒硕彦,代不乏人。以故吴中旧家,每多经、史、子、集四部书之储藏,虽寒俭之家,亦往往有数拾百册,至于富裕之家,更是连椟充栋,琳琅满目。”

客观地说,之所以江浙文人辈出,并能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与藏书家们大量的藏书、刻书活动是息息相关、密不可分的。像顾炎武、钱大昕、段玉裁、洪亮吉、孙星衍、朱彝尊等着名学者集中出现在江浙地区也不是偶然的,该地区丰厚的文化传统滋养了他们的学识,众多的典籍给他们的研究提供了便利,他们才得以在学术上脱颖而出。

(二)江浙藏书与藏书家分布广,人文气息重

就全国范围来统计,藏书家主要分布在华东地区,其中尤以江苏、浙江、山东、福建为最,占全国藏书家的74%,仅江浙两省就占到64.9%。科举制度似与私人藏书结下不解之缘,历代产生进士、状元最多的地方也总是私家藏书最为发达的地区。以江浙为中心的藏书家不仅人数众多,且分布地域很广。

以浙江为例,浙江以历代私家藏书楼为主体的藏书事业以其久远的历史、宏大的规模、鲜明的特色和突出的贡献着称于世。

宁波天一阁、湖州皕宋楼,在清末全国四大藏书楼中占有一半。

而湖州南浔嘉业堂为当时中国规模最大,所藏图书最精的私家藏书楼。自晋至清末,浙江的藏书家约有400人,藏书楼多达188处,藏书地区遍及全省48个县。浙江藏书楼至今保存较好的除皇家藏书楼“文澜阁”外,还有明代范钦所创的宁波“天一阁”,清道光年间瑞安孙衣言、孙诒让父子创办的“玉海楼”,民国初年吴兴南浔刘承干创办的“嘉业堂”。

再如,着名的藏书家有嘉兴的项元汴、岳珂、项笃寿、高承埏、曹溶、朱彝尊、沈嗣选、沈曾祖、金蓉镜,海盐的许棐、胡彭述、胡震亨父子、马玉堂、张氏涉园,平湖的沈懋孝、陆陇其,桐乡的金檀、汪森、朱壬林、葛金娘,海宁的周氏香梦楼、查慎行、许焞、陈邦彦、朱昌燕、杨文荪等。直到民国时期,嘉兴藏书世家才大多衰落,主要私家藏书多为清末所遗,如张元济、沈曾植、金蓉镜、平湖“守先阁”。新起的藏书家有海宁王国维、张宗样,海盐朱希祖,嘉善张凤,平湖胡宛春、陆清澄,嘉兴沈访磻、祝廷锡等。

藏书家的人文精神主要表现为:对文化价值的承认和重视;对独立人格的追求;对社会的责任感。江浙的藏书活动之所以历代相袭、绵绵流传,与藏书活动中形成的地域人文精神是分不开的。江浙众多的藏书家、藏书楼,汇聚了大量的文献,使得江浙学子和士人得益非浅。众多的典籍滋养了江浙众多的大学者、大文人,而学者文人的聚书活动又反过来影响着地方的风尚,推动着江浙私家藏书风气的愈演愈烈,成为江浙地区文化史上一种内涵十分丰富的文化现象。

(三)江浙藏书家与藏书楼保存的重要历史文献丰富

以浙江为例,建国后,留存现代的着名藏书楼如范氏天一阁、刘氏嘉业堂、孙氏玉海楼、黄氏五桂楼、冯氏伏跗室、朱氏别宥斋、余氏寒柯堂、李氏萱荫楼、王氏冶庄楼、张氏铁如意馆等数以百计的私家藏书楼纷纷踊跃将各自的珍藏乃至自家藏书楼捐献国家,浙江图书馆丰富而具特色的古籍藏书中,私家藏书的捐赠构成了主要的基础。这无疑对我国文化事业是一个巨大的贡献。

江浙的每一个藏书家都明白自己的藏书不可能每一本都纤毫无损地传至后世,但是其中的珍本、善本,一旦毁失,这种损失便再也无法弥补。江浙藏书家们对付这种不幸的良方便是不断翻刻藏书中的精品,这是江浙藏书家对文献保存作出的另一个杰出贡献。藏书家的藏书实现了对学术的贡献,为学者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平时见不到的资料,它在使学者开阔眼界的同时,也使得经学、训诂学的许多疑难问题得以大白于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