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当天安门广场还在举行群众游行时，兰宁利和松田康博就开始对刚刚结束的阅兵式及展示的武器装备开始“评头论足”，包括武器性能、能够辐射的范围、战略威慑力，以及台湾、日本的应对措施等。我开玩笑说：“海外军方人士在我们节目里发表的评估，比任何内参都要快！”
台海军情报署长：为何拒下飞机？
兰宁利是个有故事的人。
说他有故事，不但由于他是台湾海军中将，并在退休后参加了台湾“国安小组”，而且是如前所述，他出身军人世家，并从驱逐舰长开始，长期担任第一线的海军指挥官。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是个在最前线直接指挥打仗的人”。
更重要的是，他还在相当长时间内，担任台湾海军情报署长，属于军事谍报人员。由于这个原因，在两岸人员几乎已经可以常来常往的今天，他依然无法踏足中国大陆。
有一次，我邀请他和大陆海军少将杨毅一同出席节目，兰宁利在台北，杨毅在北京。20世纪90年代上半叶，杨毅曾在中国驻美使馆担任武官；其时，兰宁利恰好担任台湾海军情报署长。
这两人有一个共同特点：无法踏足对方土地。兰宁利无法前往大陆，而杨毅则连去香港都有困难。因此，《寰宇大战略》在香港制作时，杨毅难以前来；而当我们把演播室搬到深圳时，杨毅能来了，但兰宁利却再也来不了了。
而《震海听风录》的连线就完全没有这个问题。由于这一段历史，那天在《震海听风录》节目开始前寒暄、试音时，兰宁利在台北对杨毅说：“杨将军，您好！90年代有一阵子您在华府担任武官时，我们对您的言论和行踪都很关注。”
一个台湾老军事情报官的特性，此刻一览无余……
北京那一边的杨毅则含笑不语。
但兰宁利也不是没有到过大陆。
据悉，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时任台湾海军情报署长的兰宁利从国外返回台湾途中飞经厦门上空。此时，飞机突然出现故障，需要在厦门机场紧急降落修理。
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两岸关系已大幅改善，飞机迫降已很正常；飞机抢修期间，机上旅客下机休息，也再正常不过。但这个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却难煞了坐在机上的台湾海军情报署长兰宁利。
台湾海军情报署长进入中国大陆！想想，这是何等令人瞩目的报纸标题，但又会给兰宁利本人带来何等压力。
我不知道，那天兰宁利随身是否携带有秘密资料。即便没有携带秘密资料，他只要一下飞机，踏上厦门的土地，那事情的性质就将发生严重变化。
兰宁利最后选择的方式是不下飞机。只要不离开飞机，他就没有踏上中国大陆的土地。
因此，当飞机进行紧急抢修时，工人们发现飞机上只有一个奇怪的乘客，双手紧握手中的公文包，不离座位半步，直至飞机抢修完毕，重新起飞。
写到这里，我忽发奇想，如果那天的抢修不是几个小时，而是需要两天，那这位台湾海军情报署长是否仍拒下飞机？
如前所述，兰宁利多次在我的节目中表示：“我是中国海军。”但真的到了中国大陆的土地，却又由于种种原因拒下飞机，这实在太让人唏嘘了。
其间的原因或问题，显然不在于兰宁利本人，而在于两岸关系的结构性问题至今仍未来解决。
两岸军事互信：历史的遗憾
所谓的两岸关系结构性问题，在我看来分两大部分：第一，两岸政治框架至今未能解决；第二，台湾内部的蓝绿对决依然，从而投射并影响到两岸关系。
退役后的兰宁利夹在其中，也多次切切实实地感受到无奈乃至阵痛。
如前所述，2008年马英九上任后，台湾官方一度力推“两岸军事互信机制”。兰宁利作为马英九“国安小组”的重要成员，曾多次出席我的节目与大陆人士对话。
那时候，不但马英九官方对此热衷，而且就连美国对台智囊葛莱仪等人也颇热衷此事，时常穿梭于两岸军方之间。
葛莱仪是个有能量的美国女人。北京和台北的学者圈内，有人说她背景复杂，我无从考证。我只知道，她神通广大，两岸之间自由穿梭。
那段时间，我也常请葛莱仪出席节目。有趣的是，有那么几次，葛莱仪的手机只要一接通，就必定是在两岸之间的一方参加会议。
下面这个场景很典型：
邱震海：Bonnie（葛莱仪的英文名），你在哪里？
葛莱仪：我在台北，正在台湾“国防部”开会。你稍后再打给我吧。
但我杂事太多，稍后竟然忘了给她去电，直到第二天早上才想起来。于是就有了下面的另一个典型场景：
邱震海：Bonnie，不好意思，昨天太忙，忘了给你电话。你现在方便通话吗？
葛莱仪：Peter，现在我要说抱歉了。我在北京“八一大楼”，正和解放军将领开会。
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那段时间，大陆对“两岸军事互信机制”的提议心存疑虑，因而对话进展甚微。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大概是在2012年，大陆方面开始展现自信，准备接纳台湾方面几年前的想法。2012年以后，大陆方面不但愿意讨论“两岸军事互信机制”，而且还愿意推进两岸和平对话。
奇怪的是，来自台湾方面的声音逐渐微弱了。
2012年的有一天，我再次将兰宁利请上节目，直接向他提出这个问题：
邱震海：兰将军，几年前您出席我的节目，力推“两岸军事互信机制”，当时是大陆方面有顾虑。但现在大陆愿意谈了，为什么你们又低调了？
兰宁利：邱先生，如您所知，台湾这几年内部情况很复杂，在与大陆交往的问题上，马英九先生承受的压力很大，因此不宜走得太快、太远。
这就是两岸关系的残酷现实。
曾几何时，国民党重新夺回台湾政权，曾经是多少年希望看到的事情，而这一事情终于在2008年得以实现。之后，又有多少人对马英九寄予厚望，希望在马英九时代能完成中华民族统一，或至少是政治和解的愿望。
“胡马会”、“习马会”、两岸和平协定、两岸政治对话等，都是这些良好愿望的折射。
但人们终究失望了。马英九的“不统、不独、不武”政策终究没能跨出对中华民族具有决定性的一步。
2014年11月29日晚上台湾“九合一”地方选举，眼见着国民党兵败如山倒，马英九的心情是沉重的，相信许多人的心情也是沉重的，或至少充满了一种深深的遗憾。
遗憾过后，很多人忽然发现，若任由这一趋势发展下去，那么2016年台湾政党再次轮替，就将是一个无可回避的现实。
届时，又一个陈水扁时代是否将卷土重来？2016年之后的中华民族，又将面临怎样的命运和抉择？
台谍报高官：大陆国安有喝不完的茶等着我
其实，两岸之间的深深的遗憾，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很多次，其所跨越的范围也绝非仅局限于政界和军界。
两岸的谍报界，也常常发生许多阴差阳错，以及种种由此而产生的遗憾。
身处香港，经常可以读到不少两岸谍报的故事，甚至还能遇到曾亲身参加两岸谍报的当事人。原因很简单，从20世纪50年代起，香港就是两岸谍报的平台，国共两党分别将其针对对方的谍报工作，在香港发挥到了极致。
但我的观点一直很鲜明：同宗同族的谍报工作再出色也不是本事，因为肤色、语言、文化相同，敌我本身就难辨。这样的谍报越精彩，一个民族的内在悲剧也就越深重。过去的两个德国，今天的朝韩和台海两岸，无不如此。
2012年下半年，我主持的《寰宇大战略》节目中，出现了一个来自台湾“国安局”的嘉宾：萧台福，他的头衔是台湾“国安局”第一处前副处长。
对台湾谍报机构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台湾谍报机关主要分“国安局”和军情局两大部门，某种程度有点从蒋介石时代的中统和军统延伸至今的意味。虽然“国安局”和军情局并非绝对是以前中统和军统的继承者，但两者之间的区别还是比较明显的，即是否具有军事情报的搜集功能。
对台湾谍报机构稍有了解的人也都知道，那里的“处”在位阶上要高于大陆的“处”，几乎接近于大陆的“局”。而台湾“国安局”第一处又称国际处，其主要任务是搜集大陆以外地区的国际情报，而萧台福2005年退休之前就是这个处的副处长，并直接负责美国和西方国家情报的搜集工作。
一个昔日的谍报官员，即便退休多年，由于其工作的特殊性质，一般依然不会公开在媒体上亮相。萧台福则不但可以公开亮相，而且还居然跑到香港，在我们的节目里亮相。对很多人来说，这是一个谜一样的故事。
事情还得从2007年说起。
萧台福2005年从台湾“国安局”第一处副处长的位置上退休，30年的谍报工作，似乎依然没有磨灭他身上的一分书生气。
2007年，萧台福完成并出版了一本书，书名为《情报生涯30年》，记录了他参与的一些谍报工作，也糅合了他曾经任教的情报培训课程的一些内容。书稿交付给出版社前，萧台福照例给台湾“国安局”递交了一份报告，希望批准出版。
不久，台湾“国安局”回函给他，措辞相当不客气，称书中不少内容被核定为机密，警告其“知所节制、勿蹈法网”。但书生意气的萧台福认为这些内容根本谈不上机密，不予理会坚持出书。
作为一个情报人员的萧台福，显然过于书生气了。须知，所谓的机密内容，不是由他，而是由他供职的机构来判定的。台湾“国安局”认为他泄密，不但没收了已经印刷完成的书本，而且还勒令该书不得出版。特工人员甚至还对出版商和萧台福本人进行抄家，同时对萧台福进行司法追究。司法追究的最后结果，当然是以对萧台福不利的结果收场。萧台福败诉，该书被禁止出版。但作为一名有30年情报经验的老特工，萧台福的终生退休金总算保住了。
这场官司的一个副作用是，萧台福作为“国安局”特工的真实身份暴露了，这将意味着，他不可能再参加任何带有涉密性质的工作。事实上，既然退休了，他也不再需要参加带有秘密性质的工作，可以作为“逍遥派”悠然享受人生。
这场官司的另一个正面作用则是，既然他的特工身份已经公开，那他就可以在媒体露面。在这一点上，台湾“国安局”倒是没有给他太多的限制，或者说，即便有内部限制，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
我决定对萧台福发出邀请，请他到香港出席节目。
帮我牵线的，是本书第一章曾提到的台湾军事评论家张友骅。张友骅在台湾是名嘴，其父又曾是蒋介石的侍卫长，因此颇有些人脉
关系。
但萧台福第一次到香港，在入境问题上还是遇到了一点小麻烦。这个麻烦到底出在哪里？我也不知道，反正整个过程拖了几个月。我向经常往来于台港两地的人士咨询，最后决定以节目组的名义，准备为他向香港入境当局做担保。
但就在这个关头，他的入境准许忽然批下来了。
“既然可以到香港，那么到大陆看来也不成问题吧？”我一见萧台福，这样对他半开玩笑。
“那可不行。我只要一跨越罗湖桥，大陆国安一定有喝不完的茶在等着我。”萧台福回答得也很认真。
萧台福1953年出生于台湾，从小在台湾长大，但却出乎意料地说一口极其标准，甚至带有北京口音的普通话。
“我的父母都是老北京，所以我从小说的都是北京话。”萧台福这样告诉我。
“那你回过北京吗？”我随口问道。
想不到，萧台福的回答出人意料：“没有以公开的身份回去过。”
一个“特务”的形象呼之欲出。
在节目中看见过萧台福的一些观众告诉我，萧台福的样子一看就有点像搞情报的，特别是他的那双眼睛。
我听了哈哈大笑：“这叫相由心生。”
萧台福自己也毫不讳言：“什么叫谍报？就是政府出钱，让你去偷别的政府的机密。”
他的一双儿女都在美国，儿子娶了美国媳妇，女儿嫁了美国丈夫。他告诉我，当年他赴美参加女儿的婚礼，嘱咐美国女婿要善待他的女儿，说的英语居然是：“Otherwise I will kill you and make it as an accident.”（不然我就杀了你，并把它弄成看上去是一个事故。）
我可以想象，他的美国女婿当时是什么表情……
“有你这句话，你的美国女婿现在对你女儿一定特好。”我很认真地对他说。
他笑而不语。我却感到毛骨悚然。
台湾在大陆还有多少潜伏特工？
我决定在节目中，向他挖一点“猛料”。
“你们在大陆还有多少潜伏特工？”我在节目中问他。
他的回答很专业：“我不从事大陆谍报，所以不了解这方面的情况，而且我即便知道，也不能说。”
“30年谍报生涯，你最得意的业绩是什么？”我换一个角度发问。
“我没有最得意的业绩。”他躲闪得很专业。
“那30年最大的遗憾是什么？”我继续追问。
他稍一停顿，思索片刻，然后一字一顿地说：“我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在中共中央安插一个我的内线。”
……
节目播出后，萧台福的这句话，成了大陆观众和网友最感兴趣的亮点。
有网友给我留言：“想想我党当年，蒋介石周围全是中共地下人员。”
也有网友认真地给我写信：“要警惕！他这么说，恰恰是在保护他的内线。”
后来，萧台福再到香港做节目，我把这些话转述给他，他听了哈哈大笑。
我知道他说这话是开玩笑，或许是为了节目效果，因为他30年谍报生涯主要是以美国为对象。换言之，他当年的主要工作是搜集美国的情报，而非中国大陆的情报。
但萧台福作为台湾前谍报高官的另一些侧面，却在一些关键时刻起到了“点睛”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