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本敏：我基本同意杨将军说的，我们不应该参与到任何海上冲突或安全冲突中。然而，中国还是随意地去解读国际法，不接受任何在专属经济区内进行的军事活动或训练，因为这些地方有经济利益和资源。你可能还记得2001年在南海专属经济区发生的中美撞机事件，以及中国苏-27战斗机今年五六月在东海与日本侦察机“异常接近”事件，还有八月底中国战机在南海拦截美国P-8侦察机事件。这些事件都是发生在专属经济区内的，任何国家都有航行自由权。我想中国一开始宣称拥有尖阁诸岛（中国称：钓鱼岛）的主权是在1971年，想保证东海的自然资源属于自己。而后来，中国宣布了自己的海上战略之后，尖阁诸岛（中国称：钓鱼岛）其实处在离中国比较远的岛屿链上，但中国却突然开始说这个岛变成了核心利益。我觉得中国就是在侵占日本的领土，我们非常谨慎地找出中国与国际法相违背的做法。在我还是防务大臣时，我命令所有的自卫军不要挑衅中国，不要做出任何会被认为是日本挑衅中国的举动。
邱震海：杨毅将军，国际法好像成为日本这边的关键词了。
杨毅：很显然，就像震海之前说的，森本敏先生是做了充分准备的。他已经举了很多所谓的证据，来表明中国违反了国际法。事实上，他那些准备得很好的指控在我看来是非常容易反驳的，因为这些指控根本就是毫无根据的。我想从三个方面来回答。
第一，南海问题。他说我们在其他国家的经济区进行了活动，违反了国际法。你说的国际法是什么意思呢？国际法有很多，《联合国海洋公约》只是其中一个，《联合国海洋公约》并不是世界上唯一的国际法。《联合国海洋公约》规定了海上的权利，但那些陆地又属于谁呢？谁拥有联合国公约规定的权利？比如，南海上九段线之内的地方从历史上就是中国的领土，我就不说细节了。我们在那片区域进行的活动是百分之百合法的，这毫无疑问。
第二，我来说说美国军机的行为和中国作出的响应。你提到他们在国际领空巡查。那里离中国的经济区很近了，甚至已经进入了。也许美国会说，他们在飞，在享受航空的自由。那么，根据《联合国海洋公约》，所有的非军事的船只和飞机都可以自由来去，而军事飞机就不行。那么这架飞机完全是有军事目的的，伤害甚至威胁到中国的国家安全。我们的行为是完全合法的，我们的飞行员也非常专业。
第三，你讲到钓鱼岛问题。我不多讲细节，一讲起来可能要讲两天甚至两个星期了。1972年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的时候就达成了共识，但后来这个争端让双边关系的发展停滞了，就是2012年9月11日，日本政府所谓的“钓鱼岛国有化”，这破坏了两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确定的关系。中国的反应当然非常愤怒了。我觉得过错方是日本，我们的反应是完全合法并且低调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中美与中日之间的良好沟通是至关重要的。为了防止任何误判和事故的发生……要是在这个区域发生了任何突然事件，那么其规模是很难控制的，事态可能会无限恶化下去。
森本敏：我想强调一点，中国已经进入了属于我国的领域，这违背了航空条例，是非常危险的行动，可能会引起突发事件。中国应该接受并遵守我所说的国际法。我想强调的一点是，2012年12月，我还是防务大臣的时候，中国的飞机飞到尖阁诸岛（中国称：钓鱼岛），违反了国际法。中国在2013年11月设立了防空识别区，和我们在东海上的航空识别区重合，还包括了尖阁诸岛（中国称：钓鱼岛）上空的区域。这样的行为，让我们不得不去维护我们的权利，对那些侵犯我们公海自由的行为予以回击。然而，中国海空军却经常性飞进日本的防空识别区。
邱震海：看来，两位都站在各自国家立场上，互不相让，互相指责。但这不是我们组织本次对话的宗旨，我还是想更具有建设性一些。森本敏先生和杨将军，你们觉得两国之间能够建立有建设性的军事关系吗？
森本敏：说到安全这个议题，中国参加了很多军事演习，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贡献。中国还参加了另一场国际联合军演。中日两国都必须发展这些方面的军事演习，还有国际搜救，国际和平运动，打击海盗运动等等，还要加强军事院校之间的交流。两国应在很多领域去建立互信，防止在领海和领空出现意外事件，同时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下发展相互理解与合作。
邱震海：您觉得双方应该做到什么程度，才能足够专业，来避免您所说的在领海和领空发生的事故或意外事件呢？因为这些事情可能随时都会发生。
森本敏：在我看来，美国已经和中国达成了协议，想要阻止两国之间的意外事件和冲突。就像我之前说的，要是可能的话，中国应该给出更积极的态度，促使两国之间达成协议，建立海上和空中的行为准则、沟通机制，这也是去年中日一直在协商的。
杨毅：大体上来说，我同意森本敏先生所说的改善中日两国军事关系的意图和建议。军事关系在各国之间都是非常敏感的，这是由两国之间的政治关系决定的。军官必须遵守政治领导的命令。我在华盛顿做海军武官的时候，曾经和很多日本海军武官都是好朋友。甚至在几年前，中国的海军战舰在索马里地区巡逻的时候，也和日本海军战舰进行了合作。我们的维和部队也对日本在柬埔寨的维和部队提供了安全保护。当日本遭受特大地震灾害的时候，中国想将海军医护船派到日本提供援助，但日本政府拒绝了。我觉得好的军事关系应该以两国之间正常和良好的政治关系为前提。
双方唇枪舌剑，没有任何相让的余地。也许你觉得很失望，因为这样的局面让人感到政治乌云正在密布，而战争的氛围就在这乌云密布中逐渐凝聚……
我想起2014年上半年在青岛举行的“第14届西太平洋海军论坛”上，中国海军司令吴胜利上将说的一句话，东海局面严峻，也就是面临人们常说的“擦枪走火”的局面，“擦枪”是难免的了，关键是如何做到“擦枪而不走火”，是双方应该研究的问题。
二、安倍晋三在想什么？
历史似乎在与人们开玩笑，兜圈子。往往兜了一个大圈子，人们最后才发现走了许多弯路；许多弯路，原本就是由一开始的认知错误引起的。
中日40年：何以恍如隔世？
这一切，似乎并不十分遥远：
时光倒退40多年，1972年时，“中日不再战”曾是中日双方的最高共识和最低底线。
时光倒退30年，1984年时，“面向21世纪”“中日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是两国的共同愿望和努力。为此，当时的中国领导人邀请了3000名日本青年访华。
时光倒退20年，1994年时，中日关系开始显现出微妙性，日方指责中国开始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而中方则开始关注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错误认识。但其时，谁也没有想过，中日之间有一天会爆发军事冲突。
时光倒退10年，2004年时，由于小泉参拜靖国神社和历史教科书等问题，中日关系已经相当低沉，双方的高层往来已几近停止，而一年后的中国民间抗日风潮也正在发酵之中。但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下，日本防卫省（当时还称防卫厅）防卫研究所研究员松田康博，当时很认真地对我说：“中日之间没有战争议题。”
但时光又穿越了10年，进入2014年，中日两国却要认真地研究“擦枪而不走火”的问题了。
时光若再穿越10年、20年、30年、40年之后，中日双方又将面临什么样的局面？
……
“中日之间没有战争议题。”2004年，当时的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研究员松田康博的这句话，一直留存在我的脑子里。
说到松田康博，我可能也要花一些笔墨。2004年5月，我应日本外务省邀请，以专栏作家的身份对日本进行了12天的考察，广泛接触了日本的政界、外交界、军界、企业家、学界和民间人士。松田康博是我2004年在东京考察时，第一个接触的日本防务问题学者。
松田康博比我年轻几岁。毫不夸张地说，若是在电话里听他说中文，很难听出这是一个日本人。“这一切都因为我有个台湾太太。”他笑着说。
松田康博当时供职的部门是防卫研究所，而该所又直接隶属日本防卫厅。所以，每次我邀请松田康博出席节目，都要让节目组专门发传真到防卫研究所的一个部门去申请，时间一般须提前两三天。但只要走流程的时间足够，节目组的申请从来没有被拒绝过。这一点至少在当时着实让我非常感慨，因为就在同一年，我们为了邀请解放军的学者出来与外界对话，申请流程几乎走遍了所有的相关部门，最后依然石沉大海。
2004的时候，中日关系已经恶化。虽然2011年时任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访华时亲自到访了卢沟桥抗战纪念馆，并亲自表示“中国崛起对日本是机遇”，但后来的几年里，由于小泉坚持参拜靖国神社，中日关系急剧下降。
那几年里，小泉纯一郎不断表示，他参拜靖国神社“只是为了个人的信念”，言下之意与中日关系无关，但这一表示显然无法得到中方的理解和谅解，中国方面对小泉的批评不断升级。
中日冲突：导火线究竟是什么？
现在回想起来，2001—2006年的小泉执政的五年，是中日关系急剧下降的五年，也是中日关系发生质变的五年。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成为双方关系恶化的直接导火线，而且其下降的速度之快令人吃惊。更重要的是，这五年，让中日关系恶化正式成为了定势和常态。在这以后的岁月里，虽然中日关系也时有好转，比如2006年10月安倍首次访华之后，以及2007年以后福田康夫、鸠山由纪夫担任日本首相期间的柳暗花明，但中日关系的恶化却成为一种几乎不可逆转的趋势。
但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五年也是中日双方开始产生误判的五年。2010年日本民主党政府期间爆发的钓鱼岛冲突之后，尤其是2012年安倍第二任期开始后，人们忽然发现，与现在的中日关系相比，小泉执政时期基本是“小巫见大巫”。
如果认真研究日本的政治光谱，人们还可发现，与安倍晋三相比，小泉纯一郎其实还并不完全属于极右翼，他至少还能亲自到访抗战纪念馆，并至少还能作出“中国崛起对日本是机遇”那样的表态。同时，若再仔细研究小泉的内在理念，人们可以发现，小泉的执意参拜靖国神社虽然令包括中国在内的邻国感到不满，但这从某种程度上既属于其个人理念的一部分，同时又是其对曾支持他的选民的交代，但这一点显然无法得到邻国的理解和原谅。
小泉执政的六年，中日关系恶化的直接导火线只是历史问题和小泉参拜靖国神社，后来人们熟知的中日东海油气田争议和钓鱼岛冲突，以及中日双方国民情感的恶化等议题，在其时都还没有被提上议事日程，甚至根本还没有发生。
现在回头来看这一切，人们又会发现，这五年时间里，小泉执意参拜靖国神社似乎只是一个载体，它承载的是中日关系正在发生的微妙变化。这种变化到底是什么？说白了，就是中国经济和国力正在不断上升，中日关系的百年态势正在发生十分微妙而深刻的变化。
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其时中国还是世界第六大经济体；仅仅过了六年，亦即2007年，中国经济总量就超过德国，成为当时的世界第三大经济体；2007年之后，又仅仅过了三年，中国就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我在各地演讲中经常开玩笑说，过去十年里，中国的许多成就都是“一不小心”发生的。2007年，我们的经济总量“一不小心”超过了德国；2010年，我们又“一不小心”超过了日本。之所以说“一不小心”，是因为我们自己都没有预想到会发展这么快。同时，正因为没有想到会发展得这么快，我们自然也就对因突然超越而带来的冲突缺乏准备，甚至有点无所适从。
中国的日本问题专家杨伯江，有一次在我的节目中用“擦肩效应”来形容由此在国际关系中带来的深层冲击，我认为十分形象和贴切。所谓“擦肩效应”，有点类似本来一个人前面行走，后面一个人突然赶上并超越，这时双方的肩膀发生了一点摩擦。这时，若双方心态正常，那么一句“对不起”和一句“没关系”，很快就可消弭冲突。但若双方的内心正在发生一些微妙的“化学反应”，那么这种“擦肩效应”很可能就会演变、升级为激烈的冲突。中日关系这几年的情况就是这样。
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些年中国和西方关系发生冲突或恶化的一些时间节点，恰好是中国经济总量发生超越的时候。2007年，中国超越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2006—2008年中国与欧洲的关系经历了一场中欧关系史上罕见的风波；2010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时也正好是中日钓鱼岛风波激化之时。
当然，用经济总量超越来解释中国外部环境发生的突变，不免有些片面和单一，中国外部环境恶化有着许多综合因素。但经济总量超越是一个指标，它代表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一个台阶，以及一旦中国迈上这一台阶，原先相安无事的各种因素的平衡就会被打破，尤其是西方世界人们的心理发生的微妙变化，其中自然包括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