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没想到，节目播出半个小时后，我的手机铃声就响了。
外交风波骤起
手机铃声在节目播出后响起，一般只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我的朋友中的热心观众，或称赞节目做得好，或把当天的节目“痛骂”一番；另一种则比较麻烦，是间接来自一些大人物的电话，那多半没什么好事……
今天又是哪方神圣来电？
我一接电话，那头传来的是我熟悉的声音，一口说得有点僵硬的中文普通话。
“邱先生吗？我是朝鲜领事。今天的节目，我们的官方很不高兴。你们在没有获得我们批准的情况下，邀请朝鲜的人士和美方对话，这是对朝鲜内政的干涉，也是对六方会谈的破坏。”
“……”我一时不知说什么好。来自朝鲜这样不友好的电话，我还是第一次接到。
“李玉珍不能代表朝鲜。你们的节目是对六方会谈的破坏。六方会谈如果失败，你们要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电话那头的语气越来越强硬。
“我们是独立的电视台，一切以新闻重要性为准则，播放什么节目是我们的自主权利。而且在任何地区冲突问题上，我们都秉持建设性和沟通的原则。”我语气平和，但也保持适度的强硬。
“你们播出什么节目，当然是你们的人权，”他忽然用了“人权”这个词，不知是中文程度不够还是故意为之，“但六方会谈万一遭到破坏，你们还是要负责的。”
“我们的节目不是外交谈判，不可能替代六方会谈的作用，因此也就根本不存在破坏六方会谈的事情。”我也毫不示弱。
“这是我们的官方意见，同时我们也希望你们明天不再重播这一节目。”
“对不起，这是我们编辑自主范围内的事情。”我挂了电话。
一场不愉快的电话谈话就这样结束了。
很快，李玉珍的电话也来了，平壤外交官也对她施加了压力。
“破坏六方会谈”的这顶帽子，悬在半空中，让我一时有点不知如何办好。毕竟，这涉及外交。
我拨通了一位管理高层的电话。
“他们是中共中央吗？我们凭什么听他们的？”电话那头管理层的嗓门很高，火气比我还大。
“那明天的重播是否照常进行？”我问。
“做完的节目，哪有不播的？”电话那头依然怒火冲冲。
我吃了定心丸。
第二天，节目照常重播。奇怪的是，平壤外交官的电话再也没有打来过。
“你们和外务省的步调怎么这么不协调？”风波过去后，我这样问李玉珍。
“我早就和你说过，我不归外务省管。”李玉珍也很坦然，但这句话已重复了N次。
“但你们一个国家，总要有个统一协调吧。”我说。
“外务省负责六方会谈，他们当然希望能谈成，因为这是他们的工作业绩。但国家高层从全局出发，则会有更深的考虑。”她说这话时候，似乎给人战略家的感觉。
“什么考虑？”我也有点明知故问。
“两手准备呗。你们中国人也经常讲的，一手硬，一手软。没有软的一手，和平没有希望；但没有硬的一面，和平也没有希望。”
“但外务省这样给你找麻烦，你以后会有问题吗？”我开始为她着想。
“我不怕，”她操着东北口音的中文说道，“我们的人在领袖身边，比外务省的人更重要。”
“……”轮到我语塞了。
“你仔细看每次金正日接见外宾，在他身边坐着的，就是我们的人，而不是外务省的人。”
接着，她说出了她的部门领导人的名字。
我开始有点开窍了。
“我跟你说，我为这个国家立过功、坐过牢，我的身上至今还有南韩人给我留下的伤。”她接着说道。
我的眼睛开始睁大、放光，还有这样的事？
一个更大的故事，似乎像一幅画卷，在我面前徐徐展开……
一个朝鲜“地下党”的经历
李玉珍开始给我讲述她早年的那些事儿。
她20世纪60年代就抵达香港，屈指算来已在香港生活了40个年头。我再掐指一算，40年前，她应该才20多岁，正是青春美貌的大好年华。
那时的香港，远没有现在那么发达，但却比现在更有神韵和魅力。那是一个远东著名的金融中心和情报中心。朝鲜战争的风云，曾从香港的上空穿过；越南战争的硝烟，甚至也飘到了维多利亚港湾。
香港中环雪厂街，有一个“香港外国记者会”。今天打开这个记者会的门，里面已没有多少是真正的外国驻港记者。但在20世纪50—70年代之间，这里却是地区风云和战火的见证地。很多西方国家的记者，就是从这里走上朝鲜和越南的战场；或是从战场上下来，在这里得到短暂的休息，并交流彼此的信息。
推开“香港外国记者会”的门，右面墙上挂着一块匾，上面印着从1950年到1977年间，在历次战争中牺牲的这个记者会的会员，其中最多的是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从1977年安曼战争之后，“香港外国记者会”就再也没有会员在战场上牺牲，直到2013年又有一名记者在伊拉克牺牲，2014年另一名会员在阿富汗牺牲。
走进这个记者会的酒吧大厅，只见墙上挂着许多照片，其中绝大部分是这个记者会的会员当年在各个战场拍摄的战地画面。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位英俊西方男士的照片，西服、领带，轮廓鲜明的脸庞，斜倚在桌边，面前的酒杯里还有未喝完的酒，显然是微醉状态，但却显出一种特殊的魅力，甚至有点像男影星格利高里·派克。但你千万不要看照片下面的文字，那上面写着：“法国××报摄影记者，1954年在老挝战场工作时触雷死亡，时年41岁。”这位明星模样的记者，当年就是从这里走上老挝战场，并在那里献出了生命。
这幅照片的对面，挂着这个记者会其他一些会员在越南战争期间拍摄的照片。其中一张显示一个南越官员近距离枪杀越共成员的场景，手枪贴近越共成员的太阳穴，手指几近扣动扳机，那位越共成员露出极其惊恐的神情……
美貌青春年华的李玉珍，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抵达香港的。
她没有对我讲，她是怎么来到香港的，又在香港做了些什么。有些事情，不该我知道的，我也不便多问。
但她既然提到曾经坐过牢，而且还有南韩人给她留下的伤，那我就当仁不让地问了。
“20世纪80年代，我去南韩，不小心被南韩人抓住，坐了8个月的牢。”她说这事的时候，好像在说昨天逛超市一样。
“你去南韩干什么？怎么被抓住的？”我好奇。
“去接情报，被南韩发现了，就抓进去了。”
“抓进去以后又怎么样？”
“严刑拷打，打断了两根肋骨。我身上的伤一直到今天，只要天气不好就还会隐隐作痛。”
……
“你应该是今天朝鲜的无名英雄了。”我有一次对李玉珍这样说。
1981年春节前后，一部名叫《无名英雄》的朝鲜电视连续剧风靡中国。其中，一个名叫俞林的朝鲜特工，早年就读于剑桥大学，后以记者职务为掩护，在朝鲜战争中周旋于各国记者和美国军官之间。俞林的故事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引起了中国观众的极大兴趣。
“是，”她倒也当仁不让，“我确实为这个国家立过功，他们都知道。”她嘴里的“他们”，显然是指她在平壤的组织。
“但你今天和韩国的关系怎么也不错了？”我又开始好奇。
“现在都没有问题了，我做的事情都是为了这个地区的和平，南韩他们也都知道。”她提到韩国的时候，一直刻意保持不说“韩国”，而是说“南韩”。了解朝鲜立场的人们都知道，称“韩国”，那就等于认同其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而称“南朝鲜”或“南韩”，那就认为这只是国家的一个部分，最终仍要走向统一。
我对李玉珍说：“今天世界上，像你这样死心塌地为朝鲜说话的人，好像也不多了。”我说的确实是实话，就连我的90多岁的母亲都知道，只要李玉珍在我的节目里出现，那就必定是为朝鲜说话。
“是，是不多了。我真的是觉得，全世界都要对朝鲜多一点理解。这个国家一直处于美国的封锁中，很不容易。”李玉珍回答。
“但朝鲜今天的思维和行为，也并不都是美国造成的，其中也有这个国家自己的原因吧。”我小心翼翼地试图和她探讨这个问题。
她努力地辩解：“有他们自己的问题，但主要还是美国的封锁造成的。”
我还是有点不死心：“但你在香港生活了40多年，你难道真的一点都没有受到香港的影响？难道你真心觉得朝鲜做的都是对的？”
“我当然喜欢香港的生活。我的家人都在香港，我的儿子广东话讲得比我好得多，我的生意也在香港。没有香港，就没有我的今天。但我还是觉得，朝鲜这个国家不容易，那么多年受人封锁，一定要有人帮帮她。”她的回答也很坦率。
刹那间，我眼前似乎出现我们从小接受教育时就闪现的老一代共产党人的形象。李玉珍到底是什么政治身份，我一直没问，但我觉得她似乎很符合那些形象。
“朝鲜应该给你授个勋章，你在我们的节目里为他们讲话，这个作用是没有人能够替代的。”我说。
“这个他们都知道。”她也丝毫不谦虚。
但有一次从朝鲜回来，她的情绪很低落，见了面也久久不愿说话。
“我的妹妹饿死了。”沉默良久，她才说出真相。
我听后吓了一跳，还真有这样的事情，而且就发生在眼前！
“怎么回事？”我问得小心翼翼。
“我妹妹住在朝鲜，我几次回去都没有见到她。这次回去才知道，她已经去世了，吃的东西不够。”她说着，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她又说：“开始时，他们还不告诉我。这次我回去问了，他们才告诉我。”
我一时不知如何安慰她。
“你为你们国家做了这么多事，怎么可以这样？”我最后的安慰，显得很苍白。
她没有说话，眼泪依然在打转……
但一转身出现在节目里，她却依然是朝鲜的“代言人”形象。她的内心冷暖，恐怕很少能有人一窥。
不过，有那么一段时间，她对朝鲜的政策也产生了困惑。
“其实，他们的有些政策我也不同意，”她对我说得很坦率，“但我看朝鲜受美国封锁，这个国家不容易，所以总想帮帮这个国家。”
我对她说：“那你可以站在一个相对中立的角度，也可以对朝鲜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批评，或提一些建议。”
“是的，我爱这个国家，所以不想看着这个国家走上与国际社会对立的道路。”李玉珍说道。
那一刻，我从李玉珍的眼光里，似乎读出了一丝独立的人格。
“我可以在屏幕上把你的头衔改一下，以显示你的超然和中立。”我建议道。
所以，有一阵子，李玉珍出现在我的节目中的头衔不再是“与朝韩高层关系密切的商人”和“朝鲜评论员”，而改成了“香港的朝鲜问题评论员”。她也委婉地对朝鲜的一些策略提出了建议，甚至是批评。
但更多的时候，在一些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李玉珍还是坚定地站在朝鲜这一边。
2014年10月中旬，李玉珍在我主持的《寰宇大战略》节目中，与中国少将罗援、韩国教授全家霖同台，唇枪舌剑，激烈交锋，传达的全是朝鲜的立场和声音。
这时，距离我和她刚认识时已经好多年了，但她的锋芒却依然未减。望着她那略显苍白的脸，我忽然对她有一丝敬意。她年逾六十，本无须如此热切地介入政治。她自己在香港也有生意，而且在大陆还有地产，衣食无忧，可以活得很悠闲。但她对朝鲜却一往情深。
录完节目我才知道，十天后她就将住院动一个大手术。手术前的每一晚，她都要靠服用止痛药才能入睡。但参加节目前，为了保证第二天在节目中有良好的表现，她硬是不服用止痛药。
一个下午，三场激烈的对话下来，李玉珍的脸色更加苍白，脚步都有点颤抖。
各国神秘机构闻风而来
从2007年到2009年间，李玉珍差不多每年都有十几次出席我的节目，其中绝大多数是单独出席节目，也偶尔出席与美国、中国、日本人士的对话，但无一例外地均是替朝鲜说话。
渐渐地，她的名声越来越大，找她的人也越来越多，甚至越来越杂。
“今天，美国一个电视台的记者在我家里，采访了半天，现在刚走。”有一次，她这样打电话给我。
“美国电视台想知道什么？”我问。
“他们和你一样，也对朝鲜的情况和下一步计划感兴趣。”她答。
这个美国电视台后来又找过她很多次，她似乎每次也都是有问必答。
其间，她也多次抱怨，说我们给的车马费太少，有时车马费还不够她坐出租车的费用，甚至有时还不准时汇到。说实在的，嘉宾车马费的管理，除了很少的几次例外，我一般很少过问，而且说出来大家可能不相信：作为上市公司，我们的财务管理极其严格，很多时候即便我过问了，也没有用，所以到最后我也懒得过问了。
“人家外面都以为我拿了你们很多钱。”她有一次这样抱怨。
“哈哈，这也证明我们的合作是干净的，你的动机是纯洁的，”我也开玩笑兼自嘲，“我们是个电视台，不是那些特殊部门。我们服务的是公众利益，哪有这么多钱？”
但是，找她的人，真的越来越多，其中有美国、韩国的记者，也有韩国的外交官们。她曾经提到的“宋领事”和他的继任者们，也都经常是她家里的常客。
这中间，当然也免不了中国某些特殊部门的人。
有一次，她打电话给我：“中国某一个部门的人，最近也找我了。”
我问：“他们和你谈什么？”
她答：“他们主要是了解朝鲜对六方会谈的态度，以及很多内部的想法和分歧。他们和你不一样，他们是写内部报告的。”
她又说：“他们都是看了你的节目后，才找到我的。他们都很佩服你，说你在节目里很厉害。”
“哈哈，不用吹捧我了，我只是个新闻工作者，我不会和任何与新闻工作无关的机构接触。”我答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