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幕：历任美军太平洋总司令对我讲了些什么？
读了本书前面的章节，您也许会看到，这些年里中日关系的风云变幻，中国周边危机的持续上升，以及中国内部在对外战略上出现的强硬和温和两派（亦即鹰派与鸽派）的不同视角。
但是，对正在迅速崛起的中国而言，未来真正的对手并不是日本，而是美国。虽然中日冲突的紧张与剧烈程度有时会超越中美关系，但就本质而言，中美关系无论如何都是全球层面上的关系，而中日关系充其量只是东亚地区层面上的关系。
其间的原因不言自明：美国是一个已经崛起的大国（existing superpower），亦即通常所说的守成大国，而中国则是一个正在崛起的新兴大国(arising superpower)。双方无论未来的国家定位是否会发生冲突，就目前而言，其各种冲突的目标也都是指向会发生潜在冲突。
2013年6月，中美两国元首在美国加州举行“庄园峰会”，正式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但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到底如何构建？这个关系究竟有什么内涵？它与历史上所有守成国与崛起国之间的关系，究竟从内涵到外延，从冲突本身到处理冲突的方式，又有哪些根本的不同？
坦率地讲，对于这些问题，中美两国的战略精英们迄今并未找到完整的答案。或者说，这些问题根本就不可能有什么完整的答案，所有的完整答案都尽在两国战略精英的探索与磨合之中。
一、中美两军：“刀尖上的交锋”
如果说，这两个构成潜在战略冲突的国家，就像两把刺刀枪，那么两国的军事和谍报部门，无疑就是刺刀枪上的刀尖。
当中美两国的经济冲突、人文磨合、政治博弈都可以各种或激烈、或缓和的方式进行的时候，两国军队的“刀尖上的交锋”无疑就在刀光剑影中展开。
太平洋司令部：美国在东亚的“刀尖”
在这其中，美国太平洋司令部是一个绕不开的极其重要的军事机构。称之为“美国在东亚的刀尖”，恐怕并非一种夸张的说法。
目前美国共有六大战区司令部，分别是太平洋司令部、中央司令部、南方司令部、北方司令部、欧洲司令部和非洲司令部。其中，太平洋战区是美国最大的战区。因此，太平洋司令部也就成为美国最大和最重要的一个战区司令部。
我常和中国军方的朋友开玩笑说，中国的军区都以本国的城市命名（如北京军区、南京军区、广州军区等），明显折射出中国依然是一个近海防御的国家，距离一个真正的大国还相差很远。什么时候，等中国的南京军区改名为太平洋军区，济南军区改名为东北亚军区，我们大概才可被称为大国。
所有与中国有关的军事和战略冲突，无论是过去的两岸冲突，还是今天的中日钓鱼岛冲突、南海冲突，抑或是朝鲜半岛可能发生的突变，没有一个可以绕开美国太平洋司令部。
用最直白的话来说，一旦上述任何一个领域发生战事或军事冲突，美国太平洋司令部的角色都将极其关键。一旦战事发生，这个司令部到底是扮演斡旋者的角色，还是站在某一方身后推波助澜，与中国为敌？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中国的胜负。
即便在不发生战事的日子里，太平洋司令部的角色也十分关键。
-2001年4月1日，中美军机在南海上空发生相撞，这是和平年代中美两国海空军发生的第一次直接碰撞事件。中国空军飞行员王伟下落不明，后被追认为烈士，而美国军机则被中方长时间扣留。
-在长达数年的时间里，美军飞机、军舰一直在中国近海附近进行抵近侦察，给中方造成很大的困扰。
在我这些年的电视生涯中，美国太平洋司令部逐渐走进了我的工作范围。最近七八年间，在“香格里拉对话”上，历任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只接受一个电视节目的专访，那就是《震海听风录》。
而在多年的电视生涯中，我和《震海听风录》节目也与美军的对手——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们建立了不错的工作联系。虽然解放军的现任高级将领们并没有像美军将领们那样，频频出现在我的节目里，但多年的往来也使我们彼此建立了某种程度上的相知。
更重要的是，在与两支军队交往的过程中，作为电视人，我也可以细微地感受到两支军队不同的风格，其中包括行事的风格、思维的风格，还有面对一些冲突时的不同反应。
现在回想起来，我与美军高层的交往，是从太平洋司令部开始的；而我与太平洋司令部的交往，则是从与时任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基廷的交往开始的。
多年后，当我和已经退休的基廷再次见面，共同回忆这些年走过的道路时，才发现其间中美两军的态势有了很多变化，中美两国的实力态势更是有了许多变化。与之相伴随的，两国军人的心态、思维和行为方式，不经意间也有了许多变化。
也许唯其如此，当我们再次回首的时候，忽然有种举重若轻的感觉……
美四星上将：风云归于平淡
2013年6月初，新加坡香格里拉酒店。“香格里拉对话”的酒会现场，人头攒动，熙熙攘攘。
时隔四年之后，我在这里再次见到了基廷，美国海军四星上将、太平洋司令部前司令。
曾几何时，中日纷争、朝鲜核试验、中国海军在西太平洋的实力延伸，都属于他的职务管辖范围。
往前倒数四到六年，每年的这个时候，他都是这个现场的主角和风云人物，一身戎装，威风凛凛。虽然在香格里拉酒店的大堂，时常都能看到他的脚步匆匆，但那都是从一个双边军事会谈的现场赶往另一个现场，他的身边永远簇拥着精干的随从。大堂里众多的记者要接近他，几乎是一个奢望和梦想。他发表的每一句话，第二天都可能成为地区间英文和中文报纸的头条。
但此刻，他就站在我的面前，手上端着一杯酒。我们面对面地站着，看着彼此，没有太多寒暄的话，也没有太多需要热切交流的信息或讨论的话题。但我们彼此明白，这才是一种熟悉的状态，而不需要太多的客套或寒暄。
这是退休四年后，基廷第一次重新出现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的现场。四年不见，他似乎苍老了一些，一身戎装换成了笔挺的西服，皱纹爬上了眼角和脸颊，让他看上去苍老，但也慈祥了一些。
我们拿着酒杯站着，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大家的脸都有点微红。无论是中日钓鱼岛的纷争，还是朝鲜可能进行的第四次核爆，抑或是解放军的新航母“辽宁号”，似乎都已不再是我们感兴趣的话题。
“Peter，你什么时候邀请我和我的太太去香港吧，我去参加你的节目。”这时，基廷喊着我的英文名，这样对我说。
他说的是我主持的《寰宇大战略》。作为凤凰卫视的一档战略节目，我们确实有些经费，每周从世界各地邀请嘉宾飞到香港或深圳录制节目。
他还记得，从2007年到2009年，我每年6月都要和他在新加坡进行一场电视对话。
他也许还记得，2008年夏天，在对台军售问题上，当他因被媒体误解而在美国内部受到很大压力时，我在节目中率先帮他澄清。这一切，都是通过他的贴身副官杰弗里·布雷斯劳上校安排的。
那些年，在基廷、杰弗里和我之间，确实有着一些令人追念的故事。这些故事，一直延续到今天，延续到我与基廷之后的历任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之间。
仅七年：美国海空独霸时代结束
基廷是在2006年下半年上任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一职的。
那一年，中美军事关系虽然没有大风大浪，但这种平静似乎是浪尖间的低谷，或是暴风雨间隙的宁静，平稳中总让人感到有一丝的不安。
那一年，在台湾方面，陈水扁的“台独”将台海两岸搞得几乎天翻地覆。“法理台独”和“修宪”使两岸关系充满紧张气氛。虽然，其时国共关系已经缓和，马英九作为国民党内的“未来之星”已开始上升，但台海上空的战争乌云却日益密布。从20世纪90年代末的“台海必有一战”到“2008年台海必有一战”，大陆决策层及智囊们的战略研判，日益向着台海军事斗争的方向延伸。
那一年的10月9日，朝鲜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震动东亚各国，六方会谈实际上宣告阶段性破产。中国外交部在指责朝鲜核试验时，使用了“朝鲜悍然进行核试验”的严厉措辞。
2006—2007年的中国大陆，从东海到黄海，几乎都可闻到战争的些许硝烟。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中国经济总量首次超越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中国的军事现代化进程，也在这一年里得到提速。2004年12月，时任中国总理信心满满前往欧洲，在突破欧洲对华军售解禁问题上志在必得，但最后无功而返。从这之后，中国基本放弃在突破欧洲对华军售解禁方面的努力，转为自主军工生产的创新。
2006—2007年的中国，也是中国正万众一心奔向北京奥运的两年。虽然是以城市命名的“北京奥运”，但所有的中国人都知道，从民族集体心理的角度看，她不是“北京奥运”，而是“中国奥运”，甚至还是“中国百年奥运”。原因很简单，她承载了我们这个民族的百年之梦，也象征着中华民族从衰败到崛起的重要转折点。
2007年年初，基廷刚刚上任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首次访问中国。
在一次与中国中央军委领导人的会晤中，中国军方一位领导人对他说：“我们准备建造航母。我们有了航母之后，西太平洋的事务我们会负责，并会向你们通报，你们就不用管了。”
基廷听了，心里一惊。作为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他心里很明白，中国军方的目的是逐渐将美国的势力从西太平洋向东推移，而这是美国绝不可能接受的事情。
基廷的内心虽然吃惊，但回答还是显得相当的委婉：“我是一个在航空母舰上有着40年起飞经验的飞行员，我可以告诉你们，建造一艘航母需要多少尖端技术。如果中国需要了解的话，我可以提供这方面的帮助。”
我至今还记得，那年年初中国许多媒体是这样报道基廷的这段话的：“美太平洋司令基廷表示，美国愿意帮助中国建造航空母舰。”
基廷的黑色幽默，居然被中国媒体善意地“为我所用”。基廷后来很多次和我聊起这个故事，都是一脸的苦笑。
多年后的今天再回想当年，我们大家都可以释然了。中国的媒体显然善良过度，也缺乏国际经验；而基廷上将显然也敏感过度，“以己之心度人之腹”。最重要的是，七年后的今天，中国早已不是要不要造航母，而是需要几艘航母的问题了。
从2007年到2014年，七年过去了。仅仅七年，太平洋东西两岸的实力，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07年的时候，谁也没有想到，后来的七年里，中国的军力会发展得这么快。从开始议论调整积极防御战略，到向钓鱼岛区域派出军舰和军机、设立航空识别区、组建国家安全委员会，仅仅过了七年。
2014年1月15日，美国《海军时报》报道，基廷的继任的继任、时任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洛克利尔在一次美国海军内部会议上表示，由于中国海空军事力量的崛起，美军对太平洋海域及空域的绝对控制时代正在走向终结。
太平洋司令部，美军在东亚的“刀尖”。当“刀尖”独霸的时代已经过去，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
故事仍要从2007年开始讲起。
2007年6月，我第一次参加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当时在会议主办方那里登记的身份，只是一名普通的电视评论员。
出身欧洲学术背景的我，在这之前很少与东亚安全格局打交道，更鲜与美国军方接触。
2007年1月，由我主持的《震海听风录》在凤凰卫视正式开播。我给节目设定的第一个模板，就是中外对话。大家回忆一下就会发现，2007年左右，中国的周边局势已经开始复杂，甚至开始恶化，两岸关系、朝核问题、中日冲突、中美军力，一个接一个浮上水面。
环顾全球，除了中东，似乎只有东亚是第二个潜在的“危机灶点”。这里就像19世纪的欧洲，大国的崛起、实力的失衡、主权的纷争、领土的争议、历史的恩怨、未来的茫然，潘多拉的盒子放出无数“恶魔”，搅乱了人们的心。最重要的是，这里的每一个纷争，弄不好都可能演变成一场又一场的军事冲突。
我的直觉是，对东亚安全来说，欧洲太远，美国太近。欧洲只能远远提供历史的借鉴、智慧的观照，而美国才是实实在在的对手。中国崛起，没有一个环节绕得开美国。
我决定走出欧洲，走近美国。而走近美国的最直接的途径，就是走近美国军方。
中国军方首次与世界平视？
俗称“香格里拉对话”的这次会议，其全称是“东亚安全峰会”，由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于2002年创办，每年6月在新加坡香格里拉酒店举行。参加会议的有亚太各国的国防部长、防务官员、学者。
在这里，你冷不防就会遇到一个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政治家或军方巨头。他们身边的智囊、学者，每一个的身上都有取之不尽的重要素材。
从2002年到2007年，中国与“香格里拉对话”保持谨慎距离，若即若离。之所以称中国若即若离，首先是因为中国从未缺席，其次是因为中国从不热衷。2007年之前，中国每一次都派代表参加，但基本上都来自外交系统或军方的低层次人员，而从未有军方高级人士出席。这一点与地区各国的国防部长云集，形成了截然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