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媒大学党报党刊研究中心课题组
本课题所说的“党报工作人员”，是指党报的新闻采编人员、经营管理人员、党务行政人员等。
一、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对党报工作人员提出了新的要求
党在全国执政以来，党报就一直是党重要的执政资源。在政治上，党报通过传达政策和开展舆论监督，树立了权威，积聚了巨大的政治能量；在经济上，党报通过提供新闻信息服务和娱乐，获得一定的经济利益和市场份额，积聚了巨大的经济能量；在意识形态上，党报通过报道事实和引导舆论，影响和引导社会公众的思想和心理，积聚起巨大的精神文化能量。在这一过程中，党报也发展壮大起来。截至2006年，全国有各级党报438家，占全国报纸总量的22.6％，在我国各种类报纸中，党报是数量最多的。然而，在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由全面受封锁向全面对外开放的转变过程中，党报或多或少存在着一些不适应，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高度，强调指出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必须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并专门对改进宣传思想工作、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等作了明确要求。作为新闻媒介的排头兵，党报要身体力行，做好宣传思想工作。这自然对党报工作人员提出了新的要求。本课题组认为，新的要求可表述为：党报工作人员在新闻宣传上要把体现党的意志同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在经营管理上要力争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
1.在新闻宣传上要把体现党的意志同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
今日中国由于各方面的利益调整，社会组织形式、人们生活方式和社会活动方式等发生了深刻变化，出现了一系列新矛盾、新问题，基层群众的实际感受和具体需求很复杂。如何既保持社会稳定，保证党和国家整体利益的协调发展，又保护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生机和活力，将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人民群众的承受程度结合起来，是全党在新时期面临的国内重要任务。我们面临的国际局势更在发生深刻变化，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的大潮不可阻挡，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敌对势力对我实施“西化”“分化”的图谋没有改变，发展中的中国面临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方面占优势的压力。可以说，分配制度的变革，私有经济的萌生和发展，西方文化的进入，促使个人与社会、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新的组合。观念上的变异和更新，诱发了人们对善与恶、美与丑、公正与偏私、荣誉与耻辱等道德范畴的重新审视和评判。在这种情形下，党报工作人员要与时俱进，努力探寻行之有效的工作方式和方法，把体现党的意志同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
胡锦涛同志在2003年全国思想宣传工作会议上指出：新闻宣传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既要坚持教育人、引导人、鼓舞人、鞭策人，又要做到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帮助人。这既是中央的要求，也应该成为党报工作人员的自觉追求。而其中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把体现党的意志同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这是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本质特点，也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内在需要。“只有坚持把体现党的主张和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才能牢牢把握舆论导向，使新闻宣传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全党全国的工作大局服务”。
本课题组认为，党报工作人员紧扣以下环节，才能在新闻宣传上把体现党的意志同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
（1）善于运用一元化指导思想引领多样化社会意识。
纵观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任何一个阶级要维护其统治地位，都必须竭力维护和发展其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都要实行“一元化”的指导思想，并确立这种思想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领域的指导地位。否则，就会动摇，甚至丧失其对整个社会的统治或主导。在社会主义国家，用马克思主义占领思想阵地，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必然要求。在市场、科技、传媒三者并存、互动的今日中国，用马克思主义占领舆论阵地，把大众传媒、现代传媒紧紧抓在马克思主义政党手里，是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这是因为：一方面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了，另一方面西方敌对势力冷战思维犹存；一方面科技信息化、文化多元化了，另一方面国际意识形态斗争显示出“短兵相接”的特点；一方面国内经济成分和经济利益多样化了，社会组织多样化了，就业岗位和就业形式多样化了，另一方面以动摇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为根本目的的“多元化”杂音、噪音时有出现，以动摇公有制主体地位为根本目的的“私有化”杂音、噪音时有出现，以动摇共产党执政地位为根本目的的“多党制”杂音、噪音时有出现。这些杂音、噪音看似微弱，但人们绝不可掉以轻心，一旦放松警惕，它就会干扰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甚至会颠覆国家政权。在这方面，苏联、东欧的解体以及近些年独联体国家出现的“颜色革命”给我们的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运用一元化指导思想引领多样化社会意识，还存在一个如何引领、是否善于引领的问题。据中国记协名誉主席邵华泽观察，前苏联和东欧国家长期对新闻媒体管得太严、太死，后来又走向另一个极端，搞所谓“公开性”和“舆论多元化”，放弃了党管媒体的原则，对党报、党刊的性质、作用和内容不再有任何规定，逐步丧失了对新闻媒体的影响力和控制力，最终使舆论工具演变成了自己的掘墓人。显然，党报要在防“左”防右两条战线作战，在坚持党性原则基础上着力创新，不断提高新闻宣传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增强新闻宣传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即坚决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去做：“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断增强党的思想理论工作的创造力、说服力、感召力，着力回答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
（2）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引领多样化思想观念，在尊重差异中扩大社会认同，在包容多样中形成共识，在同群众交流、提供信息服务中展开思想引导。
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同时经历着这样几个过程：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由劳动密集型经济到技术密集型经济、由农村人口到城市人口、由闭关锁国到进入世界市场和国际社会。从其他国家发展历史来看，这几个过程往往是在现代化的不同阶段分别经历和解决的；而在中国，这些过程却交织在一起，因而使其由过去那种高度统一和集中、连带性极强的社会转变为更多带有局部性、碎片化特征的社会，从一致性社会转变为多元的社会。与这种转变相适应，中国长期以来形成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社会结构分化成了“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经理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人员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市无业、失业和半失业人员阶层”这样十个阶层；而且不同群体的独立意识、自主意识、民主意识被激发出来，对事物认知的差异逐渐显现，对同一事物的分析评判日益多元，对信息的需求日趋多样。
这种变化对于党报的舆论引导工作意味着什么？在过去“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时代，社会结构相对简单，而且工人、农民这两个主要社会群体又是党员的主要来源，是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党报只要做好党内的宣传沟通工作、统一党员的认识，就能够通过党员进一步影响群众，较好地完成任务。以现在的眼光看，那时的宣传方式相对简单，对不同观点的批判相对较多而包容度不够。而在社会分化、阶层增多的今天，党报要做好宣传引导工作，就必须调整原有的思路和方式，除了要做好党内宣传沟通工作外，还要吸引更多的精英加入党组织和让更多的人了解党，以扩大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反过来说，如果党报仍然按照“内部通讯”、“文件报”的章法去做宣传引导工作，常常通过对不同观点的大加挞伐来彰显自己的观点，那就很难引发党外精英的共鸣。须知当今中国，“舆论一律”已经一去不复返，能够在不同观点的冲突与碰撞中达成共识，即“求同存异”已属不易。
毫无疑问，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前提是认同而不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因为“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党报工作人员面对时下纷繁复杂的口头舆论场和媒体舆论场（特别是网络媒体）中诸多思想观念，首先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准绳去衡量，看看哪些是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求的，哪些是不符合的，哪些是必须批判或引导的，哪些是可以包容的，进而“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从容应对。唯此才能在尊重差异中扩大认同，在包容多样中通过观点的相互沟通达成共识，在向读者提供信息服务中展开有效的思想引导，使社会上的各种声音回荡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之内。
（3）率先落实“三贴近”，变单向说教为双向交流，变文件语言为群众语言。无论是报道重大事件，还是报道突发事件；无论是热点引导，还是舆论监督，都须着力寻找党心和民意的共鸣点。
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要求包括新闻宣传在内的整个宣传思想工作“总结经验，深化改革，在‘三贴近’（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上取得新进展”。业界学界人士都明白，“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树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后，将‘三贴近’从一般性的工作作风层面，提升到新闻宣传工作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的高度。这种理念的变化，反映出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决心将‘执政为民’的观念贯穿和融入进新闻宣传的全部工作之中，故而赋予了‘三贴近’新内涵和新价值。”党报工作人员要从这一高度率先落实“三贴近”，在党心和民意的“共通点”中切实把党的声音和观点宣传到位。
党报的优势在于政治性、权威性，但不能认为发挥这种优势就是把领导讲话、会议文件原文照登了事，而是要运用评论和报道对其进行准确、及时、形式多样的解读，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加以表达，从而把党和政府希望人民群众知道的信息与人民群众希望从党报上了解到的信息合而为一。近年来，改革、创新走在前列的党报提出：调整时政新闻宣传的诉求点，使报道和评论由重会议规格、重出席领导，向重利益共振点、重表达互通点转变，便是先行者的可贵探索。因为这样做了，读者了解的就不仅是哪个领导今天又开了什么会议，哪个机构近日又颁发了什么文件规定，更重要的是了解到这个会议、这份文件与自己有什么关系。换言之，一旦党报行文重点由“领导今天干什么”变成“领导今天在为老百姓干什么”，由“文件要求老百姓怎么做”变成“老百姓理当怎么做”和“这样做了能给老百姓什么益处，不这样做会有什么损失”，所谓“变单向说教为双向交流，变文件语言为群众语言”，所谓“寻找党心和民意的共鸣点”，就破题了，上路了。
2.在经营管理上要力争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号召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作为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党报理应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在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的同时，争取良好的经济效益。
当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报纸只谈社会效益，不谈经济效益。办报经费由国家下拨，公费订阅，邮局代理发行，办报人力、物资也由国家统一调配。与此相联系，党报对自身的政治属性、意识形态属性有着清醒的认识，而对自身的经济属性、文化产业属性则认识不够。直至市场经济体制已不可逆转的今天，有些党报工作人员仍然把党报与市场对立起来，认为占领市场是晚报、都市报的任务，党报与市场应保持一定的距离，因而参与市场竞争的意识不强，有时甚至自动放弃市场。
他们所在的报社自然也谈不上什么经济效益。
其实，党报与市场并不是对立的，党报的政治属性与经济属性也并不矛盾。党报只有占领市场才能更好地发挥其社会效益，因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民群众是文化市场消费主体，群众通过市场来选择和实现自己的文化消费。面向群众必须面向市场，面向市场与面向群众是统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