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一支犹太人在开封落户，现在已经找不到其宗教、语言、文化、习俗的踪迹了，与当地人已完全融为一体了。这充分说明中华民族的包容性。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汉族是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包容、融合了诸多民族的产物。中华民族本身也包容了以汉族为主的个民族，中华民族精神是个民族精神的融会和凝聚。中华民族文化更是对于中华各民族文化的包容。
中华民族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崇尚整体统一精神“华夏子孙”，历来是中华民族民族意识的代名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内聚力。中国远古神话系统中诸神为不同的各族群体所共享，如炎帝、黄帝、伏羲和女娲。今天每一个中国人不管自己的家族血统怎样，都承认炎黄是自己的祖先，这种共同的祖先追述和认同构成了中华民族原质的共同心理素质，无论是中华本土上的中华民族儿女还是远在海外的华侨华人都有强烈的“炎黄子孙”意识、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由此形成了中华民族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认同感，自觉地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民族利益、民族感情和民族大局。
中华民族崇尚整体、整合，喜好群体、集合。几千年来，中华民族成员都把中国视为一个整体，都追求中国的统一。中华民族儿女强调、崇尚整体和谐。不仅主张“天人合一”，把人与自然当作一个统一的整体看待，而且把社会看作一个和谐的整体。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以家庭为基础的群体本位价值取向的存在，就是这种对群体、集合的喜好的证明。
中华民族具有很强的传承力、适应力
中国人由家族到宗族再到国家组织形式，这种自然相袭促使人们认祖归宗，代代相承，世世相续。也正是百代相续的传承能力使中华民族一代一代地传下去，并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中华儿女除生活在东亚大陆外，他们的踪迹遍及全球就是有很强的适应能力的明显例证。正如台湾学者李霜青所言：“中国人有高度的适应能力，能打破‘某种民族常被某种气候所限制的定则。
移入各种气候区的中国人及其后代子孙，均能健康地适应该地区的气候，不但能做精神的工作，也能做劳力的工作。能有固定的聚落而长久地住下去。”整个中华民族是个全息系统，其基本内容包括以中华民族为种族，即超越自己所属具体民族的中华民族认同感和以中华文化为文化，即中华民族“同文”现象，个民族都认为自己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具有强烈的中华民族认同意识，形成了相互依存、休戚与共的荣誉感和归宿感，从而形成一个从“同文”到“同息”的过程。中华全息把生活在不同地方属于不同民族有着不同生活际遇的中华民族成员联系在一起，使之成为牢固、稳定的统一体，它成为维系中华民族，使中华民族能够生存发展的基石。
但汉族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格局中的主体民族，对其他民族起着凝聚和联系作用，“就像是一座熔化各民族的大熔炉”。汉族对各个少数民族富有吸引力，构成了凝聚和联系各个少数民族的网络。少数民族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少数民族也是中国历史的创造者，是中华祖国的保卫者，中华文化的创造者。
四、中华文化
中华民族的诸种民族特性是它内在价值观念的表象，表象背后隐含着怎样的人文精神？是什么样的文化力量使中华民族巍然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呢？正如怀特所说：“我们在世界上不同民族中所发现的人类行为只能根据他们各自的文化来解释。”
理解一个民族首先应理解它的文化，只有理解了文化才能理解这个文化的民族之行为，因此理解中华民族及中华民族精神只有首先理解中华文化。
“中华文化是世世代代的中华各民族成员的活动方式，以及为这种活动方式所凭借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台湾学者高明这样说明中华文化的内容：“凡我中华民族为维护其生存、改善其生活、促进其生计、绵延其生命，运用其天赋之智慧与能力所创造之事物与获得之经验，皆为中华文化。”显然，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追求生存与发展的文化。
文化是民族形成与维系的决定性因素，对于一个民族集合体而言，跨民族的文化融通又是民族集合体形成与维系的决定性的因素。在中国历史上，正是长期的跨民族与跨地区的深层次文化交往打造了中华民族这个民族集合体的文化结构，并以此结构为文化范式塑造了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中华民族意识的内在认同。诚如费孝通先生所言：中华文化是一个由单数的大传统和复数的小传统构成的相互依存的体系。复数的小传统是“多元”——中国有着众多的民族、地方和民间文化传统，单数的大传统是“一体”——中国又有一个为复数的小传统认同的历史文化大传统。复数的小传统反映中国文化多元的现实，单数的大传统反映统一的要求。中华文化多元整合的特征促进了民族的融合与统一。中华文化五千年绵延不绝，一脉相承，自成体系，成为世界上“连续性文化”
的典范，被誉为人类文化史上的伟大奇迹。充分体现了强劲的传承力、凝聚力。中华文化之源，不仅在黄河流域、中原地带，而且星罗棋布，遍及神州大地。从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到齐家文化、红山文化，从齐鲁文化、关中文化、三晋文化、赵燕文化，到荆楚文化、巴蜀文化、吴越文化，从处于主体位置的汉民族文化到异彩纷呈的少数民族文化，充分体现出我国传统文化多元发生、整合发展、统一性和多样性和谐结合的鲜明特征。反映了各地各族人民实现大一统的经济、政治的要求以及更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中华民族富有强大生命力的灿烂文化，其内容久远悠长、丰富多彩，不仅包括哲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方面的成就，而且蕴含着崇高的民族精神、民族气节、传统美德；不仅孕育了无数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艺家、科学家、教育家、军事家，而且留下了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文物古迹。从甲骨文、钟鼎文到竹木简策、丝帛素书，从丝绸、青铜、炼铁、陶瓷到造纸、印刷、指南针、火药，从恒星表、圆周率、子午线的测量到浑天仪、地动仪、航海术，从长城、运河到故宫、苏州园林，以及中医中药、经络穴位等，无处不闪烁着各族人民高超的智慧和文化品味。以文学而论，诗经、楚辞、先秦散文、六朝骈文、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精品无数，奇峰迭现。以学术而论，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此起彼伏，蔚为大观。各个时期的音乐、舞蹈、绘画、书法、雕塑，五彩缤纷，群芳争艳。几千年积累的各种体裁、不同门类的史籍经典，可谓汗牛充栋。异彩纷呈的少数民族文化，为中华文化的大花园增光添彩，对形成和发展中华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回族的《万年历》、多环仪，维吾尔族的《家桑衣食撮要》，满族的《割圆密率捷法》，藏族的《四部医典》，具有相当高的科学水平。古代鲜卑族的《敕勒歌》、藏族的《格萨尔》、蒙古族的《江格尔》、彝族的《阿诗玛》，都是不朽的文学作品。少数民族大多能歌善舞，独创出了许多极富民族特色的文娱体育活动和民间器乐。流传全国的笛、琵琶、箜篌、芦笙、胡琴、腰鼓、铜鼓等，都是少数民族的艺术创造。
我国民间雕刻、编制、漆具、织锦、刺绣、蜡染、陶瓷、年画、剪纸、风筝、皮影、脸谱、曲艺等，各具特色，各显风采，成为中华文化又一道绚丽的风景线。进入寻常百姓家的琴棋书画、古玩等，显现了雅、俗文化的无穷魅力。中华文化的作用及其功能学者们已进行过多方总结的科学论证。中国着名哲学家张岱年先生在《中国文化的光辉前途》一文中说：“应该承认，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基础，是民族自尊心的依据，也是中国文化自我更新向前发展的内在契机。”他的这一论述，阐明了弘扬中华文化优秀传统对弘扬民族精神、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重要作用。英国着名历史学家汤因比说：“中国在传统文化上，其影响力是无法估量的。
中国还有跟历来西欧各国根本不同的国家观、世界观和文化观念。
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有政治上、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这种“统一本领”无疑是中华文化所孕育的强大凝聚力的表现。在近代最黑暗、最屈辱、最苦难的时期，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反抗外敌侵略，前赴后继寻求自新之路，正是中华文化“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刚性一面的充分张扬。这种刚健自强的思想，激励人们奋发向上，不断进取；中华文化中“持中贵和”的思想，激励人们追求和平与和谐，努力达到自我身心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文化的本质是“人化”，文化的功能是“化人”。人们改造自然和社会的方式及成果，反映并积存在人们的观念与心理之中形成文化，而文化形成之后又发挥着陶冶人、培育人、塑造人的巨大功能。因此，弘扬中华文化的“精神纽带”
作用和功能，能不断增强中华民族整体对成员的吸引力、成员对整体的向心力、成员之间的亲和力，构成中华民族强大的凝聚力，继而感召和吸引国内各民族和海内外华人逾越差异，求同存异。中华文化超越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差异把一切爱国和拥护祖国统一的中国人联合起来，正是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精神独具特色的伟力和功能。
五、中华文化的特征
中华文化滥觞于史前文明时代，奠基于夏商周社会，蓬勃发展于秦汉至明清封建社会。在“近代”百年间，中华民族历尽磨难，神州大地疮痍满目。但中华文化的发展并未中断，中华文化的精粹并未毁灭，而且在曲折中有所发展。中华文化巍峨的大厦具有哪些基本特征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人本性
中华文化以“人生”为始终，发自于人生，作用于人生，运行于人生，终止于人生。孔子曾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把“人”和“生”放在第一位。《左传》也有“居，神之主也”的记载。《管子》有“齐国百姓，公之本也”的说法。这些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想。
乡土情
中华民族的先民认为：“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土地是人们生存发展的基础，中国许多的文献典籍、民间谚语都洋溢和流露着对土地的深沉热爱和对乡土的情谊。如《礼记》里说：“不能安土，不能乐天；不能乐天，不能成其身。”在《汉书·元帝纪》中说：“安土重迁，黎民之性。”民间谚语：“人离乡贱，物离乡贵。”“宁恋本乡一捻土，莫爱他乡万两金。”“美不美，故乡水；亲不亲，故乡人。”这些都表达了人民群众对乡土的深厚情感。
积极的开拓性
《中庸》说：“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赞天地之化育；可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这种积极的开拓性实质是一种主动的、刚健进取的精神，中华文化的开拓性突出表现于中华民族精神中的自强不息、自力更生。张骞出使西域，玄奘万里取经，鉴真六渡扶桑，郑和七下西洋，正是这种精神的生动体现。追求天人协调、天人合一的境界，希望人的存在与自然的存在互相包含，人融合于自然，自然也融合于人。
强调中和性，推崇正义性
“中正平和”是以“正”为基础的，是“中”、“正”、“平”、“和”四性的集合体。《国语·郑语》载，西周末年史伯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儒家主张“和为贤”，进一步发挥“和”
的思想，把“和”视为处理人际关系的一个准则，做人处事，不走极端，待人接物，不卑不亢，强调社会的和谐。
中庸之道，就是“和”的具体表现，要求人们不断调整心态，拓展思路，以期不断趋于阴阳平衡、中和、和谐，以达到人与人之间、天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内在和谐统一。因此，“持中贵和”也是中华民族保持文化凝聚力的重要理论因素。推崇“和”、“合”，一直是中国思想界的主流，中华文化还表现为对“义”和对浩然正气的推崇，“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的于谦等，就是这些英雄人物的代表。“仁与义”
的相互交合，相济互补，造就人格完美的君子，这是儒家文化的一大特征。
强调德治与天人合一性
中华传统文化强调德治，其把道德不仅作为调节人际关系、人与社会关系的规范，而且把它看作是世界的本质、宇宙的法则。坚持道的至高无上，自觉维护道的权威。《易经》有：“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孔子认为：“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这种从道思想是德治的具体表现。孟子继承了孔子的从道思想，认为人世道德源自天道：“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他将道德的有无，作为人与禽兽的根本区别：“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董仲舒则把从道思想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他认为人德与天德是一回事，“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论证了三纲五常的道德论都是从道思想的体现。强调人的实践活动是要践行天理，人的认识活动是要体察天理，天人合一，达到最高境界。
重承尚续性
“中华传统文化主张政治上重君统，思想与学术上重道统，文学上崇文统，艺术上重师承，一切都以传统为楷模，处处均以延续和发展传统为鹄的。”这就是重视继承、崇尚连续的表现。“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为尊者讳，为长者讳”为封建社会盛行的政治道德。
这种重承尚续带来了中华文化的连续性，使它一环扣一环地连续发展，一脉相通，积累深厚，这对于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的形成和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综合以上特征，我们可以得出：
中华文化中大道运行、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社会理想，崇德广业的价值目标，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奋进精神，厚德载物、重义轻利的伦理观，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的忧患意识，贵和尚中、中和辩证的哲学理念，刚正不阿、宁折不弯的民族气节等等，都是中华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更是中华文化深层结构即民族精神的具体内容。它们长期以来是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精神动力。随着社会变迁，中华民族的精神状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了前所未有的改变。不但历史上积淀的优秀传统精神和近现代孕育的革命传统精神得到了继承和发扬，而且还培育和弘扬了与社会发展、历史进步和时代潮流相适应的精神素质，如自立意识、竞争意识。中华民族精神的丰富内涵和历史发展充分表明，中华民族有着培育和发展民族精神的高度自觉性，中华文化具有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的强大能动性。十六大报告指出：“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