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曾是明清时期十大商帮之首，商号曾遍及全国各地并波及日本、阿拉伯、东南亚；他们雄霸国内商界500年之久，创造了不朽的辉煌。他们凭的是艰辛，凭的是智慧，凭的是诚信。在商务往来中，晋商以“道行、道德、信义”和先进的、实用的管理方法，把管理制度发展得日臻成熟，他们用完善的股权分配制度维系着商号的健康发展。
勤俭吃苦，不惧艰险山多地少、土地贫瘠、天寒风烈的生存环境逼着山西人背井离乡，踏上从商之路，同时也铸就了山西人勤俭吃苦、坚忍不拔的品质。翻开山西的县志，“勤俭吃苦”的字眼俯拾即是，诸如“俗尚勤俭，慕学力田，淳淳不奢”；“俭啬，甘辛苦，薄滋味，勤于耕织，服劳商贾”；“民性质直，俗尚勤俭”等。
对于一个生意人来说，想要创业获取第一桶金，必须能吃苦。晋商多是白手起家，一步一步走向成功的，他们靠的就是不避艰险、勤俭吃苦的创业精神。
山西太谷有一个曹氏，明初的时候从太原迁来，因为谋生艰难，他去闯关东，在当时的三座塔(今辽宁朝阳县)从事种菜、磨豆腐、卖豆芽等小本买卖。后来，他又开设了酒坊，兼营日杂，昼夜劳作，艰苦创业，成为三座塔的商业中坚力量。
随着商业的繁荣，清政府在三座塔设朝阳县，后又升至朝阳府。当时的人们认为是“先有曹家号，后有朝阳县”。事实也是如此，朝阳的发展与曹家商号密切相关。其后，曹家又在赤峰、凌源、沈阳、四平、锦州等地开设商号。到清代中期，曹家的商业势力由东北向华北、西北扩展，新疆、库伦及莫斯科、伊尔库茨克等地，都成了曹家的商业据点。极盛时所设商号达640余家，雇员有37000多人。
复盛公的创始人乔贵发，为人老实厚道，不爱说话，因家境贫寒，备受乡邻冷遇。不得已加入了“走西口”的行列，来到包头。他曾放过骆驼，当过伙计，吃尽千辛万苦。后来与邻县徐沟大常镇一位姓秦的伙计结为异姓兄弟。十余年后两人稍有积蓄，开始到包头自立门户，开草料铺、磨豆腐、做豆芽、打烧饼、切面，靠省吃俭用、精打细算维持生意。到乾隆二十年后，生意才有一些起色，建立“广盛公”，后称“复盛公”。乔家子孙恪守祖训，克勤克俭，使乔家的基业得到弘扬光大，成为包头商界巨子。
山西最大的旅蒙商“大盛魁”的创业者王相卿，早年因生活困窘，被迫在清军服役，兼做挑担式随军生意。王相卿长得人高马大，特别能吃苦。他与同伴张杰、史大学在他乡结为异姓兄弟，设想着像桃园三结义那样，有难同当，有福同享，依靠三人的力量共同闯出一条生存之路。
谁知三人合伙之初，事不尽如人意，处境十分艰难。张、史二人眼看混不下去，只好先回祁县租种土地维生。王相卿则坚守在塞北要道——杀虎口，继续他的挑担生意。后来情况稍有好转，王相卿招了个学徒，又亲自把张杰、山大学邀来，共同主持业务，成立“吉盛堂”，算是有了商号的雏形。之后，改“吉盛堂”为“大盛魁”，作为总号，最后终于发展成为垄断外蒙市场的商界巨头。
王相卿从创业到初具规模，历时二十余年，足见其创业的艰难。据说，有一年除夕，大盛魁因还不起赊欠的面款，连准备过年包饺子的白面也被人收走，结果王、张、史三人除夕夜和年初一只能喝稀饭充饥。为了让子孙后代永葆艰苦奋斗的传统，“大盛魁”的财神座前特意供奉着一碗稀饭、一条扁担、两个货箱，还有曾经用作秤砣的一块石头，再现王相卿辈当年靠肩挑贩货创业的艰难。
与徽州商人相比，晋商的吃苦耐劳精神更是非同寻常。有道是“无徽不成镇”，正当徽商以沿口、沿河、东南城镇为主要活动领域之际，晋商却另辟蹊径，默默地开拓着西北、蒙古以至中俄恰克图的贸易。他们走西口，穿草原，越沙漠，踏出了数千里长的商路。夏季酷暑他们头顶烈日，足履的沙，数日不见人烟；冬季朔风，途中冻僵而死者时而有之；春秋两季风沙骤至，天昏地暗，填路埋人。正是经过这些复杂而艰难的旅程和艰苦卓绝的劳动，中国的茶叶由晋商之手源源不断地输往蒙古，直至当时的沙俄。
山西榆次人秦必忠，早年经商，胆识异常。嘉庆时茶行初兴，北方人到南方购茶，视舟楫风浪为畏途，秦必忠却坦然处之，多年贩运，均获厚利。有一次南下，值水灾淹没十余县，在船上被困多日，后绕道广东而归，见者无不以重生为贺。虽经受此难，秦必忠南下经商仍然照旧，毫不畏惧。清朝嘉庆以后，社会不安宁，盗贼四出，商人经商很不安全，但山西商人并未因此而畏缩不前。杀虎口是晋商赴包头必经之地，有民谣称：“杀虎口，杀虎口，没有钱财难过口，不是丢钱财，就是刀砍头，过了虎口还心抖。”尽管如此，山西商人并不因此退缩，而是越去越多，势如潮涌。这些都充分反映了山西商人顽强不屈、不惧艰险的进取精神。
晋商凭着顽强的吃苦精神，足迹遍及天涯。从日本到莫斯科到加尔各答到阿拉伯地区，都能见到晋商的身影。他们也曾自豪地宣称：“凡是麻雀能飞的地方都有俺山西人。”
生意经
想要创业获取第一桶金，必须能吃苦。想要成功就要靠自己人犹如一台电脑。人的身体就像电脑的硬件，人的思想就像电脑的软件，人的思想也可以有选择性地安装。你选择了怎样的心态、思想方法和思维方式，就决定了你会有什么样的成就！成功是有迹可循的。
对于晋商来说，他们的成功同样是有迹可循的。“想要成功就要靠自己”，这是晋商所奉行的格言。
为了达到某个目的，山西人常常在不断地变换着方式，追求着新的可能性。他们所拥有的，是一种自强不息、坚忍不拔的奋斗精神。正是这种精神为他们开创出了一条又一条的从商之路。现代晋商也把前辈留下的美德代代承传，在香港被人誉为“街市大亨”的周起鸿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周起鸿小时候，由于父亲去世较早，家中原本就不是太景气的小杂货店更是面临倒闭的危险。为了一家人的生计，他的母亲还是硬撑起了店里的生意。后来，他的母亲年纪越来越大，照顾店里的事务也越来越力不从心了。周起鸿决意要以这个小店为基础，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做出一番事业。然而，当他看到店里的账本时，才知道小店基本是处于破产的边缘了。
但是周起鸿并没有泄气，他仔细地分析了以往小店的经营策略，觉得母亲的作风过于保守，思想跟不上时代的潮流，吸引不了顾客。这样怎么能赚钱呢？他决定要运用自己的方式进行“改革”。他集中起店里仅有的资金，增加新品种，首先将眼光对准了人们生活必需的大米。
为了经营好大米生意，周起鸿几乎跑遍了香港所有的米店。他仔细地琢磨，为什么有的米店顾客很多，而有的米店却门前冷清呢？他发现，除了服务态度外，最重要的还是大米的质量。通常情况下，买米的人在买米时都会抓起一把米，在亮处细看，从大米的饱满度、均匀度、晶亮度，到有无砂粒、稗子等方面去比较，而且还往往跑上几家进行比较，然后再决定买谁家的。
周起鸿这时心中有数了，他请来了技艺高超的调米师傅，又特意在店中做了一个大米柜，安装了吹米机。调米师傅用吹米机吹去了大米中的杂物，再慢慢地朝米中滴些生油，在风力的吹动下，生油渐渐附着在大米的表面上，使大米变得剔透晶莹，润如珠玉。很多人惊讶于这米“简直就像珍珠一样”。这时的周起鸿也会不失时机地插上一句：“是的，这正是本店独家经营的珍珠大米！”消息一经传开，附近的居民们便纷纷前来购买。
几年过去了，周起鸿的货店有了很大发展，但是对于自身理想与才华的束缚感让周起鸿并没有满足，他渴望更大的机遇来临，以此让他在更为广阔的天地中大展身手。于是，周起鸿做出一个惊人的决定——卖掉现有的货店，承包整条街市。
经过一系列的准备之后，很快进入了实施阶段。周起鸿通过过去的一个合作伙伴的关系，顺利承包了置富花园街市。
尽管任何事情都未必会一帆风顺，但成功也未必就那么遥不可及。在周起鸿的努力下，置富花园街市像变魔术一样引起了人们的好奇之心。白天，这里楼馆亮丽，特色鲜明，广告林立，如诗如画；夜晚，彩灯缤纷，扑朔迷离，变化万千，如梦如幻。周起鸿的“大手笔”赢得了香港政府和民众的一致喝彩，置富花园街也成了香港数一数二的先进街市。
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周起鸿乘胜追击，一鼓作气又承包了沙田马鞍台街市、马鞍山恒耀街市、长发村丰街街市……很快周起鸿便成了香港家喻户晓的“街市大亨”。
周起鸿便是这千千万万新晋商的代表，他凭着自强不息、不畏艰辛、敢于冒险的精神，取得了重大成就，受到各界人士的普遍赞誉。
每个生意人都要清醒地认识自己，要知道生命是自己的，行业是自己选择的，人生道路是自己走出来的。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天分，只要按自己最擅长、最喜欢的那部分去延伸，就一定可以塑造出一个璀璨的人生！
生意经
你选择了怎样的心态、思想方法和思维方式，就决定了你会有什么样的成就！成功是有迹可循的。诚信为本，利以义制电视剧《乔家大院》的热播，使人们再一次将目光投向晋商。除了一个个脍炙人口的晋商传奇故事，晋商的诚信尤其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道德观念上，晋商一贯主张诚信为本、利以义制。他们认为，经商虽以赚钱为目的，但凡事都应以道德信义为根基。他们提倡生财有道、见利思义，反对唯利是图、不择手段。明代著名商人王文显这样总结自己的经商经验：“善贾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另一位商人樊现则以自己的亲身体会教育子弟：“谁说公道难信呢？我南至江淮，北尽边塞，贸易之际，人以欺诈为计，我却不欺，因此，我的生意日兴，而他们很快衰败。”
晋商崇尚信义，以诚待人，并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普遍和一贯的。晋商发展之初，大多采取合伙经营的方式，合伙经营之所以能成功，靠的就是诚信的经营理念。
以前山西平遥有一个讨吃要饭几十年的老太太，有一天，她却突然拿出1200两的汇票，到日升昌票号要求兑付白银。这张汇票与存款时间相隔30多年了，日升昌经查验无误后，立即给这个讨饭的老太太如数兑付了现银本息。别小瞧这个老太太，她死去的丈夫曾是一个有名的皮货商。有一次他到张家口做皮货生意，赚钱后办成汇票，不料在回家途中染病身亡。几十年后老太太拿出了丈夫当年留下的唯一遗物夹袄，无意中发现了这张汇票。通过这件事，日升昌诚信为本的声誉大振，事业自然也是越做越大。
曾经称雄旅蒙贸易200年之久的大盛魁，开始就是由晋中商人王相卿、祁县商人张杰等联合创办起来的。晋商票号多为东家出资、掌柜经营的运作模式，两者之间能够保持着这种良好的关系，靠的也是一种道德自觉，即“信义”。像清代著名的山西介休商人范永斗，也是由于“与辽左通货财，久著信义”而受到清政府的嘉许，后来成为皇商，获利匪浅。
晋人经商以信以诚为本，人们也“莫不以为诚而信之”，这就招徕了更多的顾客，生意也就越做越好。
晋商最初主要经营的项目是茶叶。蒙古牧民只要看到刻印有“三玉川”、“长裕川”字样的砖茶就争相购买；认准了某一品牌就长期购用，一生不变。由于晋商出售的砖茶质量可靠，信誉好，其甚至代替银两作为货币在交易中使用过。
即使到了近代社会，晋商的“诚信”行为与“诚信”形象也得到了社会的普遍认同与广泛好评。清代外交家、首任驻英公使郭嵩焘这样说：“中国商贾夙称山陕人之智术不能望江浙，其推算不能及江西湖广，而世守商贾之业，惟其心朴而实也。”近代著名社会活动家、学者梁启超也说：“晋商笃守信用。”
义与利是一对矛盾体，如果我们只求义而不求利，就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商人，因为经商的目的是为了赚钱；但如果我们只求利而不讲义也不行，因为这有损社会道德规范，有损公众的利益；且从长远利益来看，无异于饮鸩止渴，最终会损害自身的利益。所以，处理好义与利的关系，既是职业道德的要求，也是商人素质的体现。
生意经
经商虽以赚钱为目的，但凡事应以道德信义为根基。薄利多销是大智晋商以善于经营闻名于全国，他们做生意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薄利多销。薄利多销是指以低价低利扩大销售的策略。“薄利多销”中的“薄利”就是降价，降价就能“多销”，“多销”就能增加总收益。
晋商不好高骛远，他们不会等到货物价格最高时才出售，因为知道了商品可以出售的最高价格之时恰恰也正是这种商品降价之时。
在经商过程中，晋商根据市场行情与商品交换的情况变化而变化自己的经营方略，并顺时而行。他们在具体的买卖之中，不拘泥于成见，见利即行。通过实行薄利多销的方略加速其资金周转，争得在市场中的一席之地。
山西有这样一位农民，有一次，他身背一袋花生米去了武汉。当他卖了这袋花生米之后，他发现这东西在武汉有很好的销路，但是这里卖花生米的人也很多。思来想去，他马上回去以自己最大的力量购买了几千斤花生，然后找人运到武汉。到了武汉后，他想如果自己再像别人那样经营，根本赔不起，因为自己在这里一无店铺二无资本。后来，他把这几千斤花生以仅比他收购价高出一点点就出手了。他觉得这种方式很不错，虽然赚的少了一些，但资金转得快，且总有些赚头。第一次尝到了甜头后，他又大胆购进10万斤花生米运到武汉，然后毅然将零售价从当时的每斤1.10元降到0.95元。消息传出后，人们蜂拥前来购买，连一些大店铺也争相来他这里进货。结果，武汉的花生米价格也因此稳定下来。由于他经销的花生米物美价廉，生意自然是越做越大。
很多晋商都像上述这位人物一样，经常以薄利多销为原则将手中产品销售一空，将周转回来的资金再投入到更有利润的行业中去。即便是到了现代，晋商把薄利多销的策略发挥得仍是游刃有余。在生意中，资金、货物的流转盈亏受诸多因素的制约，不同地区的企业在经营中经常会碰到现金和销售疲软的现象。有的地方现金多余，银根松，利率低，部分资金闲置；而另一些地方则现金不足，银根吃紧，利率上升，无款可贷，支付困难。为了尽可能多地赢利，就必须在各个企业间进行调节盈余。晋商对此有自己的高招，当汉口公司货物多，包头公司货物卖光了，他们在包头收款后，客户可以到汉口提货。这种灵活应变的措施不仅平衡了两地货物的多少，缓解了供求矛盾，还方便了顾客。这种全公司一盘棋，上下都兼顾，随时调控的做法，可使公司获取最大的利润，为薄利多销创造了更大的拓展空间。
不好高骛远并不代表小富即安。有些晋商做小本生意，但是业务却蒸蒸日上，规模也翻了几倍，原因何在？这是因为他们没有小富即安、满足于现状，而是将自己的智慧串缀于经营的每一个角落，并发现财富新的落点，在让利的基础上，运用灵巧的经营手段扩大了经营规模，增加了利润。所以，要想在生意场上获得立足之地，野心固然要有，但智藏用心也是不可或缺的。
生意经
“薄利多销”中的“薄利”就是降价，降价就能“多销”，“多销”就能增加总收益。做生意要多谋略，善变通做生意最忌跟风，跟风难以获得大的成功。行之有效的“变通”，既是一种竞争方式，更是一种能力与素质的体现。
山西人有着这样的说法：“刀削面，像腰带；三轮车，倒着踩……”其实，这就是他们的思维模式与行为方式的体现。山西的刀削面独树一帜，有人说即使意大利通心粉品种再多，也比不上山西人如此宽厚的刀削面。可以说，山西人是一个富有独创思维的特别群体。
山西人的独特思维在于多谋略，善变通，这也是晋商经营上的一种风格。晋商在尊崇儒家的同时，由于也受到法家思想的熏陶和影响，掌握了一定的法家谋略之道，所以能够通过对时势的审度，而对其经营的谋略予以适当的变通。
1993年，刘海增从物资管理学校毕业，被分配到金属材料公司从事贸易工作。后来，他办理了停薪留职，并下了海。因为有过多年的钢材经营经验，加上在物资系统的同学圈子做人脉后盾，他顺利拿下了第一笔大单——与乌克兰合作进口了5000吨卷材。这样他很快就淘得了第一个100万。后来，刘海增开着自己用第一桶金换来的本田车，远离家乡山西只身来到天津市北辰经济技术开发区，为的只是实现自己搞实业的理想。经一位老友介绍，他成为了天津山西商会的一员。
也许是因为贸易搞多了，常年进出港口、码头，在从江苏南通港到天津港的南北奔波中，刘海增有了更多的收获。有一次，他在天津港遇到自己的老同学。经过这位老同学的牵线，一家搁浅的中泰合资生产PVC管材的项目进入了刘海增的视野。
刘海增看到了机会，他需要一种突变。但在当时，他对排水管道领域可谓一窍不通，他通过对建委系统的调研，发现塑料管业符合国家的产业政策，是未来的发展方向，而且很多发达国家早已应用塑料埋地排水管道替代传统的水泥等管道。再进一步到先期使用塑料管业的上海市进行实地考察后，他发现在“环保经济”越来越受到人们重视的背景下，市场前景是广阔的。弄清这些信息后，他马上拍板，创业之路就从这一根根管道开始了。
刘海增对自己的山西老乡——百度公司李彦宏的经营理念非常认同：要做就做最专业的公司。经过四年的努力，刘海增以战略性的眼光，在管业的市场大潮中“直挂云帆济沧海”。如今，排污管道行业的“南国通北好象”之誉不再是虚名，好象的管道已经铺到了全国各地。
尽管管道行业因为使用石化原料受国际石油价格波动的影响很大，再加上一些恶性竞争，都对好象产生了一定的冲击，但刘海增的眼光始终放到更高远的市场前景中。他力主在高质量和高端产品上迅速占领市场，从而将竞争对手在战略层面远远地甩在身后。刘海增是一个专注的人，同样，他的公司也坚守着专注的战略。对他来说，盲目扩张是一种高风险的选择，而对实业来说，最大的收益将来自最专的领域。
刘海增做事沉稳，不事张扬，以不自满、不懈怠、不浮躁为管理标杆，他为好像设计的战略目标是：走精细创新管理之路，创国内一流塑胶企业。他坚信：无论城市、商会、企业还是个人的发展，不仅是为了今天，更是为了明天！
现代晋商之所以能够成功，关键在于他们不仅继承了前辈晋商能吃苦、诚信、勤奋的传统，而且还善于转变观念、开阔思路。
生意经
行之有效的“变通”，既是一种竞争方式，更是一种能力与素质的体现。稳中求进，一击必胜在很多人眼里，稳重持重，是晋商的基本特征。
的确是这样，晋商中许多人都是外出经商后，由做小本生意开始，历经艰辛而逐步发展起来的。商场上的种种风险，使他们不得不小心谨慎，稳重从事。因此，即使成为富商大贾之后，仍兢兢业业，不好高骛远。
山西祁县乔氏开办的“复”字商号，虽然资本雄厚，财大气粗，但做起生意来仍十分谨慎。在与其他商号交往时，先要对彼方做详细的了解。当确认该号信义可靠时，才会与之建立业务关系，否则，均予谢绝，以避免卷入不必要的麻烦之中。但是，一旦看中对象，即舍得下本钱，放大注。
大盛魁商号最初只是一个杂货店，它所以能历200余年而不衰，就是由于它由小处做起，稳中求进。大盛魁通过对蒙古地区居民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和内地所需等多方面的详细了解，将其营业范围不断扩大，由当初仅经营烟丝、白酒、食糖、炒米、糕点、绸缎、布匹，发展成以茶叶、皮毛、食盐、牲畜等大宗商品为主的商号。
传统晋商具有稳重的优点，同样，现代晋商也继承了这些优点。
李彦宏在创业之初与一个客户进行了一次对话。
客户：“这个项目多久可以完成？”
李彦宏：“6个月。”
客户：“4个月行吗？给你加50%的报酬。”
李彦宏：“对不起，我做不到。”
结果客户对于李彦宏的拒绝感到非常满意，因为这反映出李彦宏是一个很诚实和稳重的人，这样他的产品在质量上才会有保证。
做生意要稳重，设想如果一个人像一只猴子，遇到事情总是那么慌乱，使自己陷于急躁的漩涡中，那么以后无论做什么生意，他自己都会在慌乱中度过。
一般说来，生活中往往风险越大收益也越大，这就要求我们具有冒险精神。但是，我们做人做事还要稳重。那么，冒险和稳重孰优孰劣？在这里，稳重并不代表不冒险，而是机会成熟了，有把握了，再立即行动。这才是稳中求进、一击必胜的秘密。
生意经
稳重并不代表不冒险，而是机会成熟了，有把握了，再立即行动。抓住机遇，借势而起古诗说得好：“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鸿鹄之志是需要借助风浪之势而为的。要想成大事，必须学会善于借势。可以说，晋商的兴起主要是由于他们善于抓住机遇并借势而起。
明朝政府开始实施“开中制”政策时，晋商获得了很好的发展机会。他们抓住机遇借势而起，在西北地区迅速发展壮大起来。到了明代中期，晋商正式形成一个商帮，即大集团；到了清代，晋商已经跨入鼎盛时期。
晋商成功的秘密有哪些呢？善于利用“天时地利”，机遇一来就牢牢抓住不放，这正是晋商曾经雄霸商场500年的秘密所在！
“开中制”与长城有关。山西北依万里长城，而长城则是封建王朝抵御外敌的重要防线。每年要有大量的银子花在驻守长城方面，皇室对于支出这笔银子自然是十分的不情愿。于是，山西行省本着为主子排忧解难的原则呈上“开中制”的奏议，意即借助商人的力量将粮食运输到大同、居庸关等几大边关要塞，然后给这些商人若干“盐引”(垄断运销盐的凭证)作为补偿。商人凭借“盐引”到盐产地管理机构取盐然后销售获利，除补偿运粮费用以外的收入归自己所有。这样，皇室就不用每年支出大笔的雪花白银来巩固边防，而商人又可以获得大量的利润。
简单地说，明朝初期是商人把内地的粮食运到边防，然后官府以什么来补偿呢？给你“盐引”，运多少粮食就相应的给你多少“盐引”，然后拿这个“盐引”到盐场去领盐，再去销售，商人赚的是差价，这就是所谓的“开中制”。
晋商在“开中制”实施后，经营盐业的规模更大了。在此之前，只能经营自己家乡生产的河东盐，现在遍及各产盐区，尤以两淮、长芦两地居多。从此，晋商的足迹遍天下，寄籍扬州、天津的晋商与时俱增，产盐区的晋商会馆触目可见，他们已暴发为富甲一方的巨商大贾，成为当时财富的象征。
即使到了现代，我们仍然能够看到晋商借势而起的例子。比如说，山西长治的澳瑞特健康产业集团就是由做过矿工的郭瑞平在一个破产的小自行车厂基础上创建的。在短短十年时间里，澳瑞特系列健身器材遍布全国各地，而郭瑞平成功的秘诀之一便是借势而起。
山西长治地区本来是一个很穷的地方，谁有心思去健身啊？在毫无经验的基础上，将创业定位于在本地毫无市场的健身器材上，这让当地的很多人都不理解。但是郭瑞平凭借自己聪明的头脑，利用了当时国家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政策“东风”，将自己的创业目标定位于“群众喜欢用、群众乐于用的健身器材”之上。澳瑞特既避开了与国内众多专业竞技体育器材生产厂的竞争，又利用国家的体育彩票政策，比如体育彩票一部分收入要用于回报民众、投资建设健身房和健身路径等等一些机会，打开了市场。
郭瑞平利用一直以来与国家体育总局官员精心建立并保持的良好关系，首先将一整套“群众性体育健身器材”安装在了国家体育总局龙潭湖家属院，然后又从这个家属院走向了全中国。现在你走到北京街头看一看，随处可见这种刷成橙色、黄色、红色的健身器械，一组下来少的也有十来件，上面都标着“澳瑞特”的字样，仅这一单生意，就让郭瑞平获得了上亿元的资产。
许多成功的晋商非常懂得借势的道理，他们依靠借势完成资本积累，阔步迈向百万、千万甚至亿万富翁的行列。
一个人在商业经营中单凭个人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往往要借用外力的帮助才能成功。巧借外势，加强自己，走向成功，这是智者常走的一条捷径。
生意经
想成大事，必须学会善于借势。掌握信息等于掌握先机许多大的公司企业为了各自的发展与前途，纷纷采用各种先进的科学手段来捕捉商品信息，把握市场变化。山西人在这方面做得尤为突出。
重视市场信息，预测市场行情，垄断市场，是晋商致富的重要途径。历史上尤其是以贱买贵卖为主要手段的晋商，十分重视商品信息。他们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了解市场行情，掌握各地物资余缺及影响商业经营因素的情报。总号和分号之间，一般是五日一信，三日一函，月终汇报全月情况。这样可以使总号和分号之间做到上下左右通气。各商号所写信函的内容特别的广泛，凡与商业、金融有关的信息，几乎无所不包。
为了保守秘密，各家信函都有自己的暗语，一旦信函落到他人手里，也不知道其中的意思。遇有重要情报，分号要派专人日夜兼程向总号亲口汇报，绝不让点滴信息落入对方之手。这种商业信息的处理方式，对晋商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光绪二十五年，祁县大德通票号收到一封经济情报信函，内称：“再晋北及归化、包头粮米价平，白麦每斤合三十余文，而口内大秋收至七八分……附及二十六日忻州已被武卫军兵抢劫，拿住三名，已有头绪，云云。”此信函内容涉及到粮价、收成、兵祸等等，范围很广。当时晋商对信息情报的重视可见一斑。
此外，各商号把上至掌柜下到伙友对信息情报的收集、整理以及运用，作为重要的人事考核内容之一，并作为授奖的一个条件，因此每个人都很重视此项工作。就拿太谷曹家沈阳富生峻商号的掌柜来说，有一年秋天，他在回家探亲路上看到沿途红高粱长势不错，就随手折取几根，竟发现茎内蛀虫很多。当即断定虫灾蔓延，丰收无望，行情必涨。后来他打消回家的念头，又返回到沈阳，并购进大批的高粱。这时，其他商号则被即将丰收的假象迷惑而大量抛售。到了秋收之时，高粱产量锐减，行情陡涨，这一次富生峻获得了高额的利润。
传统晋商从开拓市场到垄断市场，靠的是灵通的信息，现代晋商依然有着重视信息的好传统。对市场形势的重视以及商品信息的捕捉与反馈对他们来说是重中之重，尤其是大的公司与企业，大多设有专门的市场预测人，不停地进行市场调研，以便能够把握市场变化，及时地采取措施。
1996年，现代晋商李明启承包了一家早已倒闭的街道办制胶厂，这个工厂原来拖欠30多名职工9个月工资以及5万元的外债。可是这一切并没有使李明启灰心。为改善工厂的现状，他进行了较大幅度的改革，并加大了投资力度，准备在橡胶制品上大干一番。
就在此时，传来一个准确的市场信息——制胶业市场产品过剩，许多同行业的厂家新上项目都纷纷下马。李明启得到这个消息，果断地决定改变原来的主意。他考虑了一下后，认为本地区畜牧业兴旺，皮革多，于是选择转产皮革制品。他就地取材，用皮革制作自行车坐垫、手提包、背包、旅行包等产品，很快占领了市场。债务还清了，工人工资也补发了。
皮革厂快速而稳定的发展又一次让李明启陷入了沉思之中，任何一种稳定都将潜伏着无数个危机，尽管你或许并不知道那会是什么。李明启意识到，仅靠一种产品的风险将会使企业极容易陷入危机之中，如果能够采取“一业为主，多业并举”的方法，将可避免由于业务的不景气而带来的危机。
为了选择新产品，李明启奔走各地，了解市场行情。一次偶然的机会，一张“首届A市骡马物资交流大会”的海报吸引了他。本地牛皮资源丰富，皮质又居全国之首，加工牛皮的念头在他的头脑中产生了。从市场上他又了解到“黄牛蓝湿皮”在外围市场上是紧俏商品。于是他立即组织力量，很快就生产出了色泽鲜艳的“黄牛蓝湿皮”。这种新产品刚上市就被一外商看中了，当即与他们厂签订了年供货5万张的合同书。由于他的产品质量好，又守信用，所以不久“黄牛蓝湿皮”就出口到日本、新加坡、印度等亚洲各国。
每一个信息似乎都会让李明启捕捉到一点灵感。由于他善于捕捉信息，并加以筛选，最终朝着有利的方向发展，于是他的皮革厂也就不断地创造出新的产品。
在市场经济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投资做项目，更离不开调研，在掌握市场信息的同时还要认真地研究分析，从而做出正确的经营策略。只有这样，才能使信息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
生意经
重视市场信息，预测市场行情，垄断市场，是晋商致富的重要途径。可以没本钱，但不能没眼光眼光对于一个商人来说，应该是最重要的东西。
做生意没有本钱可以借贷，没有关系可以寻找，没有顾客可以争取，没有名气可以炒作，没有经验可以摸索……没有眼光却万万不可。正如《塔木德》中所说：“最昂贵的钻石总是埋藏在不易被发现的地方的。”没有眼光会走错方向、走错路，方向错了，费了多大的力都是徒劳的。
一个出色的商人从小就应用商人的眼光看待一切问题。拥有超人的眼光，你就会发现一条条遍地黄金的道路。
晋商不仅善于冒险，而且还有超前的眼光。晋商群体能够几百年在商海中游刃自如，主要归功于他们能够审时度势，具有长远的眼光，进而敏于观察到商机，然后提前行动，把握机会。
据史料记载，山西临汾人自古就善于经商。明末清初，平阳府亢家、襄汾县南高刘家、师庄尉家、北柴王家，号称晋南四大富豪。其中尉家在明末清初还只是一个小财主，正是因为他们的眼光长远，才成为后来的大富豪。在雍正、乾隆时期，其家族人物尉佳从山西、陕西两地收购铁、盐、羊皮、烟叶、木材等转运两湖江淮地区，又由江淮贩运丝、茶等物转运内地；由单一经营转变为多种经营，由商业经营投资逐步变成金融投资，并逐步扩大了银号、钱庄的经营业务；由坐庄转为长途贩运，号铺由山西、河南发展到了安徽、湖北、四川、江浙等南方13省。
晋商不仅注重国内贸易，他们还把眼光瞄向了国外。几百年前，山西人就开拓了国外市场。在莫斯科、彼得堡等十多个俄罗斯城市，都有过山西人开办的商号或分号。在朝鲜、日本，山西商人的贸易也很活跃。榆次的常家从中国输出布匹，从朝鲜输入人参，被称作“人参财主”；介休的范家，几乎垄断了对日本的生铜进口和百货输出。
现代晋商仍旧传承着老祖宗的这些优点。
一个极其偶然的机会，正在寻找新投资点的现代晋商高春贵与陶板壁画结缘。他认为，作为一种新的装饰材料，陶板壁画市场前景十分广阔。目前市场上售卖的陶板，都是机器加工的，花样太少，而这样做出来的陶板，显示不出手工文化的韵味。
山西省本来就有丰富的陶土资源，历史上平阳、介休、八义的几座陶窑，都影响深远。随着新兴酒店、写字楼以及住宅楼装饰的个性化和艺术化需求，陶板壁画这种纯天然的环保装饰材料，必将成为新宠。“这是一个文化产业，我相信它会有广阔的前景。”做了十几年钢材生意的高春贵兴奋地说。在他看来，钢材行业毕竟是一个传统行业，他想寻找一个新的突破口，“陶板壁画应该是个不错的选择，它的市场是美好的。”
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高春贵，对文化有一种敬慕亲近之情。即使在榆次经销钢材，他的办公室里也挂着一幅字画。寻找到陶板壁画这个既有广阔市场前景、又有文化底蕴的产品，高春贵是极有兴趣的。他相信他的选择，并怀着一种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开始了又一轮的创业。
回忆起这几年来的折腾，高春贵觉得那时积累了许多人生财富，它们比现在的物质财富更值得去回味、去珍惜。现在的他拥有四家公司，两家经销钢材的，一个运营房地产的，还有一家就是盛世经典休闲画廊。正如他自己所说：“我们正在搭起框架，未来两三年内，想发展成一个集团化公司。”
做生意，就要有独到的眼光，鼠目寸光的人做不成大商人。一个商人要想有更大的发展，就需要保持长远的眼光，从诚信做起，从小事做起，并进行合理规划，制定出长远之计。这才是经商之本。
生意经
一个出色的商人从小就应用商人的眼光看待一切问题。钱流动的过程就是钱生钱的过程在过去的年代里，人们一般都会考虑在家里存点粮食，因为物价一日三变，保证不饿肚子是老百姓的头等大事。现如今太平盛世，衣食无忧之外，大家又有了些余钱，这点钱如何保值便成了很多人的话题。
把钱装在罐子里埋起来，这在过去随时准备逃难的年月，也许不失为权宜之计。但如今社会发展到今天，恐怕没有谁会把大把的票子埋在土里。把钱存入银行当然是首选，但这一般只能算“保数”，未必能保值，更难大幅升值。这也许就是很多穷人的想法。
穷人之所以不能成为富人，就是因为他们不会让钱生钱。商人的想法就不一样了，商人的钱像水一样在流动，流动的过程就是钱生钱的过程。人们常说“商人的脑子特别灵”，其实指的就是商人的思维与一般人的思维不一样。商人眼里不仅能看见利，而且还能通过资本运转把利牢牢抓到手里。晋商就是这样一个善于让钱生钱的群体。
晋商的乔家祖先乔贵发当初是靠和秦家在包头磨豆腐发家的，所以才有了“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之说。
从财富的绝对值上来看，这好像是绝对不可能的。一个产值不足百两银子的豆腐坊，如何会暴增至千万两银子？其实道理很简单，磨豆腐的资本再少，只要像那磨盘一样转动起来，不断磨出豆腐，就会不断产生利润。如果再以此为起点，向外延伸，形成豆腐加工、销售、服务一条龙，一条产业链就形成了，有限的银子就变活了。
只要路子对，就不怕起点低。出身贫寒又没有什么文化的乔贵发和一个秦姓老乡显然不知道什么是产业链，但他们却自觉地那么做了。乾隆二十年的时候，他们遇到了一个发财的机会。那年是粮食大丰收，他们二人感到粮价很便宜，于是收购了大量的黄豆、玉米，为的是以后磨豆腐、生豆芽。没想到第二年天气大旱，黄豆升值了，他们因此大赚了一笔。此后，他们从经营豆腐坊入手，进而从事豆子的储存、买卖，用豆渣喂猪、酿酒。这实际上就是修了一条渠，让自己有限的银子活起来了。这是决定性的一步，也为日后的成功打下坚实的基础。
后来，二人在豆腐坊旁边又加上了杂货铺，经营粮油、衣料，还开了钱铺。这样，一条围绕豆腐的加工、销售，涉及粮油、布匹、百货、酒、肉食、钱的借贷等诸多行业的产业链就形成并投入运营了。虽然他们的这条产业链是最初级的、极其原始的，但运转是稳健的，利润也是很丰厚的。尤其是涉足暴利的酒业和钱铺经营后，原始积累的步伐也越迈越大了。经过多年苦心经营，乔氏商号在包头城已多达19家，手下的伙计就有四五百人。乔氏的复字号一跃成为包头城历史最为悠久、实力最为雄厚的商号。
由一个磨豆腐的磨盘转动出一座名城，足以说明资本只要运转起来，即便在不太长的时间里所产生的暴利也往往是惊人的。哪怕这个资本运转的载体——产业链是极其微小而原始的，也同样会产生财富的奇迹。乔贵发的豆腐产业链，虽然和自己的后代经营票号所建立的银子生意的资本产业链在产值和利润上没有可比性，但运作方式是相通的。
近代一位著名商人说过：“不要和业务‘谈恋爱’，也就是不要沉迷于任何一项业务。”这是一种有着丰富商业经历之后超然于商业之外的一种心灵感悟。对于一个聪明的商人来说，在他的眼中，应该只有赢利的业务，而没有永远的业务。任何一项业务，当它走过自己的成熟阶段之后，必将走向衰落，而此时如果不进行必要的自我调整，还抱着不放，必将随这项业务而走向失败。这就提醒人们，不仅要让资本滚动起来，而且应该尽可能地将资本投入到利润最高的行业，让资本实现良性循环。数百年前的晋商已经这样做了，当乔贵发觉察到豆腐业所能带来的利润越来越少时，他就把一部分资金转向酒业和钱铺等赢利更高的行业。
由此可见，一个生意人要想真正脱贫致富，不要怕起步晚，也不要怕启动的资本少，只要手中的资本真正滚动起来，成为富商大贾并非不可能。
作为生意人，如果想把自己的产业越做越大，应该随时调节自己的项目，不要等项目的利润挖掘完再考虑转行，而及时调整产业结构，让自己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这其中要靠智慧和胆识，更多的是一种谋略。
生意经
商人的钱像水一样在流动，流动的过程就是钱生钱的过程。照顾别人也是在照顾自己老一代的生意人都明白这样的一个道理——做生意要照顾对方的利益。“不让人赚钱的生意人，不是好生意人。”这是猪鬃大王古耕虞经常说的一句话。在商业社会，做生意总要有伙伴，有帮手，有朋友。你照顾了别人的利益，实际上也就是照顾了你自己的利益。
山西人“休戚与共，痛痒相关，互周互济”的观念便是团结互助的最好体现。晋商群体的辉煌既有天时、地利，更来自于人和。
晋商将群体精神充分地运用到商业经营和资本运作中。他们的很多做法，到现在仍具有先进的借鉴价值，其中联号经营便是晋商的一大特色。联号经营可以将兄弟、父子、朋友、乡邻，组合成一个有分有合、互通有无的集团势力，大规模地铺展开去，不仅气势压人，而且呼应灵活、左右逢源，极易形成一种商业大气候。
联号经营制并非是平等的组合，而是总号统辖分号，东家管理掌柜(总经理)，掌柜率领伙计的分级管理方式。东家可能是一人，可能是数人乃至数十人，完全依其投资情况而定；掌柜也可能有数人，但大掌柜只能是一人，是真正的“管事的人”。
太谷曹氏经营的范围涉及票号、典当、颜料、药材、皮革、洋货等领域。实行联号经营制后遍及国内外的640多家商号正常运转，且不断为曹氏挣回银子。曹氏联号经营制按分级管理的原则，形成了三级或四级管理结构，各级权限清楚，职责明确，既有分工又有合作，总号统揽全局，分号各司其职，竞争中有互助，协作中有比较，走活了全号一盘棋。
曹氏联号经营制实行独立核算，分号有经营自主权，互相竞争，总号和分号的责、权、利非常明确。按照程序，分号之间互相协作，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互通信息、互相接济、共谋大利，实现资源共享，共同推动整体“做大”。
曹氏巨商的联号管理，不仅仅是为了政令通达、内外一体，更重要的是实现了各业互动、一体化经营，获利不再是单一的，而是多重的。各业互动并举，红利滚滚而来。所以说，联号经营制是造就晋商雄霸商场500年的“秘密武器”之一。
晋商的团结互助不仅体现在内部经营上，他们的外部经营也同样具有这样的特点。
晋商也同其他商人一样追求利益，但是这种追求是建立在中国传统的“仁义”道德基础之上的。他们信守“鼎力相助，忍耐相让”，少有“内争”，对现代商人也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晋商还广建会馆，用宗法社会的乡亲感情彼此团结在一起，用会馆来加以维系，增强相互间的团结合作，并通过讲亲情、讲乡情、讲交情来互相支持，互相帮靠，协调商号间的关系，消除人际关系间的不和，形成大大小小的商帮。晋商文化认为，匹夫之勇不足取，他们绝不搞个人英雄主义。很多晋商家族祖训中都有一条戒律，就是不许做霸盘生意，要给别人留有余地，共同发展。
一个生意人要想把自己的生意做大、做强，就要学会团结，把握双赢思想，才能在照顾别人的基础上照顾好自己。
生意经
不让人赚钱的生意人，不是好生意人。
因事用人而不是因人用事晋商在经营活动中非常重视遴选与拔擢业务人才。在用人制度上，他们奉行“因事用人”的原则，绝不“因人用事”，以防“事少人多，习于娇惰”。比如说，东家在聘用经理时，总要对其进行全面的考察，确定此人精明干练、业务精通、品行笃正，能胜任经理职责，就以礼招聘，委以全权，“专采用人莫疑，疑人莫用之旨”。一旦聘用，东家对经理的业务运作过程就不能加以干涉，只有到了账期总结时，东家才可以根据其经营业绩决定是否续聘。在经理的选择上，山西票号业的著名人物李宏龄曾这样总结：“得人者兴，失人者衰，认真查看者得之，不认真查看者不得之。”
此外，晋商在选拔、培养后备人才上也充分表现出“慎于择人”的管理风格。晋商在选择新人时一般都是在本号所在地和邻县的青少年中选拔，而且从他们很小的时候就开始着手培养。一般来说，新人进入企业工作还要有可靠的介绍人作保。比如，“大盛魁”在选择人时，都是从祁县、太古选择十五六岁，有一定文化基础、举止正派、聪明好学，而且其家族及上代人均没有污点的孩子。选定后让他们步行到归化（今呼和浩特）的分号，然后换乘骆驼一直到科布多（位于蒙古国西部与我国新疆交界）的总号，在那里进行统一的培训，主要是学习外语和少数民族语言，如俄语、蒙古语、维吾尔语等及商号里的各项规矩。随后分派到各个分号，跟着老店员学习业务，主要是“三壶”（水壶、茶壶、尿壶）、扫地、抹桌、上下门板等杂活，晚上练习写字、打算盘等。除了向老店员学习各项实用技术以外，还要学习企业里的各项规矩。三年学徒期满，才能做一些具体业务，经多年实际业务考验，选贤举能，委以重任，不分门户，不问私情，量才任用。
为了拓展业务与增加利润，晋商们还千方百计地从别处挖来商界奇才为己所用。其中有一个著名的案例，就是介休侯氏家族从日升昌票号挖走毛鸿翙，一口气创办了“蔚字五联号”，组建成了庞大的侯氏金融帝国，从而开创了山西票号业发展的新纪元。此外，曾任直隶补用道的乔世杰与人合股创办宝丰隆票号，看中在家养病的原蔚泰厚副经理宋聚奎的经营才能，多次邀其出山。当时，一般总经理的身股为一俸，乔世杰慷慨地答应给宋聚奎一俸二厘。宋聚奎上任后，呕心沥血，广揽人才，宝丰隆票号也成为后期著名的大票号。
“因事用人”，还意味着晋商善于调动每个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使他们把商号的经营当成自己的事，产生强大的凝聚力与敬业精神，其表现就是非常独特的“顶身股”制度在晋商经营活动中的广泛运用。它使每一个员工都知道，只要勤奋肯干，就能成为商号的股东，参与账期的分红，而不仅仅是小小的打工者。
晋商在用人方面也有一套自己的制度。晋商深知“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的道理，即使遇到年终结算发生亏赔，只要不是人为失职或能力不足造成的，财东不但不加以责怪，反而多加慰勉，立即补足资金，令其重整旗鼓，以期来年扭亏为盈。这种充分的信任，使经理们确立了“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的行为准则。可以说，这是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中最宝贵的资源，它更具有长远性、整体性、全面性和战略性，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通过有效的管理、大胆的授权、良好的双向沟通、充分的信任和重视等手段才能得以实现。
因此，如何用人是企业高层管理者的基本职能之一，它决定着企业的兴衰与成败。有这样一个实例：太谷曹家在尚未办起锦生润票号前，曾计划在东北开办一处钱庄。曹财东精心物色了一位掌柜，支付给他7万两白银的开办经费，掌柜信心十足地去闯关东。一年后，这个掌柜空手而归，东家7万两开办费打了水漂。但是曹东家知人善任，他仔细分析了失败的原因，认为造成失败的原因很多，但都不是这位大败而归的掌柜主观方面的因素。于是，他没有责怪掌柜，而是安慰他，并又拿出7万两白银，鼓励其再赴东北创业。这个掌柜深受感动，决意在关东闯出路来。可是没想到，忙碌了一年，又是空手而归。这个掌柜感觉无颜以对东家，向曹财东负荆请罪，曹财东审查年度经营情况后，觉得造成亏赔的责任仍不在掌柜。此时，他决计再拿出7万两给掌柜去创业。掌柜拜谢过东家开始三闯关东。这一次，掌柜抓住机遇，从酿酒起步，在沈阳一连开办了盛泉、富盛成、富盛义3家酒坊，最后大获成功。不久富生峻钱庄诞生了。这位掌柜完成了曹东家的重托，而且为曹家在东北开辟了市场，站稳了脚跟，受到号内外的一致称赞。
信任是相互的。东家对掌柜的信任表现在让掌柜全权经营，而掌柜对东家的经营则表现为忠诚。由于晋商大多实行的是无限责任制，“赔东家不赔掌柜”，如果掌柜对东家不够忠诚，贪污、做假账、“吃官饭放私骆驼”是很容易的事。且不说各商号号规都有“东家不问号事”的明文规定，即使东家愿意“亲临指导”，那也是不现实的。各掌柜所在的分号，都在千里之遥，其间交通不便，信息不灵，东家根本就无法全权管理。
可以说，晋商的东家和掌柜的关系，全靠信义维系。当东家把自己的银子郑重其事地交给掌柜时，不信任行吗？掌柜悉心经营商铺，为东家赢得最大利润，不忠诚行吗？这也是晋商的用人之道。
生意经
在用人制度上，晋商奉行“因事用人”的原则，绝不“因人用事”，以防“事少人多，习于娇惰”。“人人都可当东家”的顶股制有一些人以为股份制是国外的“舶来品”，其实几百年前的晋商所创立的人身顶股制，早已经开创了现代股份制的先河。他们靠这种股份制管理商号，招揽人才，创造效益，取得了至今想起来仍让人惊叹的成功。他们其实并没有什么秘密，就是把写在纸上的承诺真真实实地一一兑现了。从不打任何折扣，绝不掺假，这就足够了。现在实行股份制的企业老板，也应该多学学晋商，完完全全实行股份制，肯定受益匪浅。
晋商的人身顶股制可谓是现代股份制的雏形，它是晋商在经营活动中创立的一种劳资组织形式，是指商号中的人凭着自身的才能、工作关系与业绩，经过评定而获得的顶生意股份，它可谓是晋商的一大创造。这种形式也是一种协调劳资关系，调动劳动者工作积极性的好办法。
山西各商号票号的东家认为，一个商号票号经营业绩的好坏，与商号票号中的总经理、分号经理、大小管事、伙计及学徒是否全心全意为票号服务密切相关。如果商号票号中人的工作业绩和努力程度不与收入挂钩，或者说他们感觉是为别人打工卖命，每个人的工作热情就会大大降低，就会产生消极怠工的现象，影响商号票号的经营业绩。目光远大的山西商号票号商们并不单纯追求短期利益，而是更重视长远的收益。在此基础上，晋商的人身顶股制也就应运而生了。
晋商根据经理、管事、伙计的才能及表现确定其各自所得顶身股的份额，并以此为依据比照参与票号每个账期和财股股东们一样分红，这在票号中俗称“顶生意”。所谓顶身股，简而言之，就是只出力，不出钱（出钱而不经理号事的股份为每股），但顶身股与每股一样，有分红的权利。
凡山西商号中的掌柜、伙计，虽无资本出每股，但他们可以凭借自己的劳动力来顶股份，而与财东的银股一起参与分红，而且顶身股者不承担亏赔责任。总经理顶身股多少由财东确定，商号内各职能部门负责人、分号掌柜、伙计是否定股以及顶多少，由总经理确定，顶身股的多少按照每个人的工作能力和工作效率来确定。
顶身股产生的方式通常有两种：一种是东家在出资开设商号时，对其聘请的经理（掌柜），率先言明顶身股若干，以合同形式规定下来，一般为每人一股（十厘），偶尔也有一股二三厘者；另一种是，普通职工进号后，工龄在10年以上，没有过失，由经理向股东推荐，经众股东认可，即将其姓名登记于“万金账”上，写明从何时起，顶身股若干，即算顶了人身股。普通职工最初的顶身股，一般为二厘，以后每逢账期（三年或四年），根据本人业务能力和贡献大小，酌量增加，增至一股，谓之“全份”，就不能再增加了。这对票号中的人具有非常大的诱惑力，以至于一些业务骨干的顶身股份额超过了许多小股东的财股份额。也就是说，许多票号中人不出资金，全凭自己的才干与表现，经过多年奋斗后，就可在分红中得到比一些出资的小股东更多的红利收入。
这种“人人都可当东家”的经营模式，使每一位票号中人都不敢有丝毫的懈怠苟安，无不以饱满的热情全身心地扑在号事上。在祁县复恒当做过伙计的段占高是在1925年轻人举荐进入复恒当做学徒的，挂牌子，站柜台，跑联络，值夜班，甚至还代人吃官司，兢兢业业，勤勤恳恳整十年。到了1935年，他终于顶了三厘生意，头一账一来就分了200块银元。段占高在《山西文史资料》上发表的《祁县复恒当从业亲历记》和《我所目睹的复恒当号规》两篇文章中，也详细记录了人身顶股制的诱惑力。
晋商通过每股形式，吸收资金，扩大了经营资本；而通过顶身股形式，把商号的经营与商号员工的经济利益直接挂钩，两者都参加账期分红，从而充分调动经理、伙计、学徒的工作积极性，在商业企业经营中充分发挥了群体作用，增强了敬业精神与凝聚力，提高了晋商在市场上的竞争实力。
以现在的眼光看，人身顶股制度颇有点像现代的经营管理者期权激励制度，同时也有一定的股份合作制的成分在内。这种先进的股权管理方式，极大地提高了经营者和全体员工的积极性，使他们的工作热情和主动性充分地发挥出来了，创造了极大的经济效益。当然，顶身股也有弊端，如论资排辈顶股，限制了及时发现人才。
生意经
晋商通过每股形式，吸收资金，扩大了经营资本；而通过顶身股形式，把商号的经营与商号员工的经济利益直接挂钩，两者都参加账期分红，从而充分调动经理、伙计、学徒的工作积极性，在商业企业经营中充分发挥了群体作用，增强了敬业精神与凝聚力，提高了晋商在市场上的竞争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