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执钢刀九十九，杀尽鞑子方罢手。”武昌红楼鄂军都督府有过的这条标语，源于元末刘伯温的《烧饼歌》。元朝统治者规定每家住上一个蒙古兵，受汉人供养，监视汉人的行动，只允许三家共用一把菜刀。老百姓恨极了，便趁着八月十五吃月饼的机会，把相约动手杀鞑子的纸条放在月饼馅里，使当晚举事成功。后人就把这一天当做反抗民族压迫的纪念日。
“鞑子”是汉人过去对北方民族满蒙回的称谓。“八月十五杀鞑子”自朱元璋推翻元朝后，有很多版本的故事在民间流传。革命党人时刻不忘反清复明，“借尸还魂”，希望仿照朱元璋杀“鞑子”来恢复汉族政权，并采用相似的传递起义信号方式。因此，每到中秋临近，人民就异常兴奋，统治者就高度紧张。
1911年9月24日即农历八月初三，在共进会机关所在地武昌三道街中段的胭脂巷11号开联合大会时，三十标代表蔡济民说，元朝末年杀满鞑子也是我们湖北人，陈友谅在沔阳起义的时候，用中秋月饼传递消息，约定八月十五一齐动手。孙武说，八月十五满人会加强警戒，比往年百倍加紧。查光佛说，至于日期，就用一个期字为号也行，把期字拆开，不就是八月二十三吗？
共进会和文学社联合后拟定的八月十五中秋节起事的谣言不胫而走，使得百年前的那个秋天人心惶惶。那些时月饼店生意兴隆。听说有人在“刘武记月饼店”买的月饼中吃出了纸条，并认为刘武记之“武”，就是指起义首领孙武和蒋翊武。湖广总督瑞澂手下不乏线人侦知消息，如惊弓之鸟，神经兮兮，紧急采取戒备措施。
当年北京民间评出四大凶宅：湖广会馆、万福居、西城大同公寓、东城某公寓。与湖北有关的排在第一，凶兆毕露。正如慈禧太后说过的，“我所虑的也在湖北。”如果联想到民国元年孙文多次光临湖广会馆，并于当年8月在此成立国民党，这个“凶宅”对清末民初当局而言确实名副其实。
八月十五的圆月升起来了，升起在蛇山警钟楼之巅。月光如水，紫阳湖上波澜不兴，武汉三镇沉寂如故，并没有被一阵所期待的枪炮声惊扰。
起义哪是那么容易的事，它的猝发虽然短暂，准备过程却比较漫长。
22.鸡鸣狗盗说筹款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了解这一点，就知道辛亥革命志士们为革命筹款的必要性和艰辛处。
孙文一辈子革命，在海外主要是向华侨宣传革命，并为国内起义而筹款。当然还有自己的生活，不乏红颜知己，这都牵涉到费用。他到处筹借究竟能筹集多少款呢？据台湾历史学家蒋永敬教授估计，辛亥革命前十次起义，各方捐款总数不过62万港币（约31万美元），而有的人估计则更低。另一位台湾历史学家吴相湘教授说：“兴中会时期，孙先生并没有得到檀岛或美洲地区洪门会员的资助。”“革命党在华侨社会的中小层阶级中具有普遍深厚的基础。上层华侨对革命的支持，则在辛亥革命成国之时。至于外人对革命的援助，并不具重要性。”
据说10月10日武昌起义这天，孙文正乘火车从美国西海岸前往中部、东部，打算发动当地华侨募捐，为革命党人事先计划的云南起义作准备，以响应四川的保路风潮。《纽约时报》1911年10月14日引用伦敦10月13日电文，称“孙中山贷款闹革命，秘密计划大曝光”，还公布了孙文致伦敦金融家的信：“大清国目前革命运动的形势就好比是一座全部用干柴组成的森林，仅仅需要一点火花就能让这座森林燃起冲天的大火，而这火花就是我所要求的50万英磅。”孙文出人意外地并没有立即赶回国内。他11月21日由伦敦到巴黎，与政界和新闻界接触，并会见东方汇理银行经理，争取近期内得到借款，紧张活动三天没有结果。当他于1911年12月25日由胡汉民陪同抵达上海时，中外各报皆盛传他携巨款回国来主持革命。有记者问他带了多少钱回来，孙文大义凛然地回答，“我没有一文钱，带回来的只是革命精神！”这也许是一句大实话。
同盟会在南方发动起义十多次，大大小小都关系到筹款的多多少少。“4·27”广州起义较有成算，就因为准备充足筹款较多，达十八万七千六百余元。但这场起义是明知要失败而为之，其原因也与筹款有关。广州起义计划在新加坡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清王朝在那里的情报人员向政府报告了消息。当时运送武器的陈镜波据说已叛变。4月25日晚，就有汉奸向粤督张鸣岐告密。张鸣岐与水师提督李准连夜商量防范办法。旗兵得到命令后立即行动，把大炮运上城墙，准备对起义的革命党镇压。起义已经泄露，这种局面下如果还按原计划起义很难取胜。黄兴斟酌再三，却坚持要按时起义，说出三条理由：第一、这次同盟会是投入全力准备，全国各地积极准备响应。假若我们稍存畏葸，今后怎样再谈论革命起义？第二、军火大半已经运进广州城，以眼前局势，若不起义，人员撤出已经是困难重重，枪支子弹是绝对没有办法运出。我们暂缓起义，人员抽身离开广州，而费尽心机运进的全部军火都只得丢弃；第三、党内同志为举行起义来广州，个个摩拳擦掌，人人争先恐后，抱定以身许国壮志。如果在人心沸腾之时突然不战而退，我们如何示威信于后来？海内外同胞好不容易捐来的这些钱不花掉，就不好向美洲、南洋、文岛的侨商同志交待，他们就会说革命党人专收钱不干事。因此，黄兴尽管知道坚持起义必定凶多吉少，但愿以自己一死与李准这些汉奸相拼，以谢海内外同胞，而维护革命党人的名誉及信用。
两湖革命党人发动武昌起义，所需大量经费基本上靠自筹。科学补习所成立时，“由吕大森捐开办费五十元，不给则典衣以足之。”吴禄贞也捐银数十两作该所的经费。至于外援，虽然黄兴给过二千，谭人凤给过两百，那都只是杯水车薪。孙武因无固定职业，常常一文不名依靠亲朋接济，饿一两餐也是常事，妻子给人作女红或洗衣维持生计。有人问过他，吴禄贞任第六镇统制，何不请他接济点费用？孙武说，人事无常啊，吴禄贞出任吉林边防大臣，我变卖家产专程去延吉拜谒，他竟拒不见面。至1911年初，孙武和邓玉麟把自己值钱的东西都典当一尽，他俩和焦达峰三人，竟“仅一衣掩体，长衫则公共互着而出，汗衫则寝后脱下，请孙武君夫人夜为浆洗，日出晒干，始能起着而出。”而且还“终日枵腹，至求一面包果腹不能得”——天知道他们饥寒交迫所闹的革命为什么被定性为“资产阶级”的革命。
1907年湖北新军在册的共计16104名，其中知识分子占三成。到湖北投四十一标第三营前队的湖南宁乡人章裕昆，与原日知会会员任重远一起组织军队同盟会，又于1908年秋天参加太湖秋操后，与杨王鹏、钟畸等十几人组织群治学社。据他所说，几个会社的经费都是由每人捐饷银十分之一，新入社的社员收社金1元。章程中规定不收军官只收士兵入会，而士兵的饷钱大不如军官，且常被克扣。据说黎元洪的混成协还好一点，像张彪的第八镇就不行，不仅克扣还拖欠。就像现在民工讨工钱一样，因克扣军饷引起兵变的事时有发生。1907年3月初，武昌恺字营军因遭遣散而要求发饷银一年，连日聚众闹事，抢劫店铺。据说把统制张彪五花大绑打个皮开肉绽，还砍死了他的坐骑——那匹倒霉的大洋马。各标营士兵月收入最多者四两八钱银子，最低者三两九钱，除伙食费外，剩余甚少。且多有家庭负担，哪有钱拿出捐款？文学社经过反复辩论，一致通过取消月捐。
共进会不在士兵中收月租，靠军队以外会员提供经费，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居正在法租界长清里租的房子，房主本要收三个月的租金，居正以为起义成功的日子不远，房子用不了几天，只租一个月。眼看一个月将要过去，房东已托人捎来话，问还要不要续租。居正去找孙武，哪知他也没钱付房租。孙武向居正介绍，我回来以后一直是在财政困难中度过的。每人每月交几元例钱是我们的主要财政来源。张振武主持共进会财务，他家中并不富裕，却卖掉家产用于会务。
张振武原籍罗田，后迁居竹山。在湖北省师范学校就读时，受业师时象晋革命影响。甲午、庚子中国两次惨败，他深以为耻，“大丈夫忍为奴隶国民耶！”把老家罗田的家产卖掉，东渡日本留学早稻田大学，加入同盟会。1906年回湖北，开演说会鼓吹革命，以口舌之力警醒同胞，言论风采倾动一时。江西人朱锡麟捐巨款帮助他，他分文不留，全部捐给学务公所，作为发展湖北普通教育的经费。许多人有革命思想是跟张振武的影响分不开的。一次，鄂督陈夔龙派兵捕捉，张振武得到消息匿迹养晦。等到案子稍微松懈，他不再开演说会，转而倡办体育会、公立学堂，藉教书之名以联络志士。听孙武说回湖北前刘公只给了一千元钱以备购买运输军火所用，知道这远远不够，张振武就回竹山去变卖家产以作会务经费。张振武把妻子和惟一的儿子送到崇阳岳父家。他对妻子鲁汶说，我这一去很难说有好结果，万一事败垂成，你务必好好教他，告诉他我是做什么的，是怎么死的，要他继承我的遗志，誓把满清推翻。他又对岳父大人深鞠一躬，哽咽道，我们即将举事，如果事败请老人家好好教育孩子，务必令他完成我的志愿。岳父知道他已有破釜沉舟之志，慨然道，只要是有血气的汉人，无不企盼驱逐鞑虏。我年事已高不能助你杀敌，一定替你抚好孩子，你放心去吧。
这个张振武就是民国元年在北京西单牌楼玉皇阁被段芝贵手下六枪打死的那个张振武，其初期献身革命之精神可敬可佩，其成功后无谓牺牲之悲剧可叹可惋。
像张振武这样为了反清排满不惜毁家纾难的党人大有人在。如文学社社员刘化欧回家向伯母讨来田地七石六斗，卖得大洋三百六十元，到日租界购买手枪、炸弹和炸药，作发难的准备。
23.盗金佛三去达城庙
蛇山山腰的蕲州学社是党人们时常聚会的地方，查光佛、田桐、詹大悲等都是蕲春人。居正来到武昌，也住在这里。有一天，查光佛、焦达峰、邓玉麟等到学社去看他。只见居正和蔡大辅绑腰扎裤从外面回来，提着一大篮田鸡（青蛙），笑说，你们来得正好，我们今天可以开一个田鸡宴。吃的时候，居正说，这些时穷得无聊，学社大师傅讨饭钱没有人给，伙食越开越坏，我实在馋得难过，所以邀着老蔡到郊外去捉田鸡。竞生（查光佛），你可以在报上大书特书某年月日，某某等在蕲州学社举行田鸡大会，我们在座的都是田鸡朋友。众人一阵苦笑。
吃完了饭，焦达峰说道，我们发动革命，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这东风是什么，就是钱。邓玉麟说，有什么办法，当尽卖绝，借贷无门，明天就要断炊，我这老板实在做不下去。
经费严重不足，大家都挖空心思想生财之道，这里面发生过不少哭笑不得的故事。
居正有一回问焦达峰湖南党人是如何捐助的。焦达峰说，这事没有定论，随人而异。有的人拿钱来，有的人拿首饰。有一位从日本回来的，他母亲虔诚信佛，家中有一个拳头大的金佛，就偷出来捐给革命，那个小佛还很卖了几个钱。居正突然想到家乡广济北边的蕲春县有一座三角山，山势雄伟，风水不凡。山下有一座达城庙，香火极旺。庙内供的一座金菩萨极灵验，每年都有信众捐献金子修饰菩萨。菩萨通体金光闪闪，俗称金菩萨。若设法把金菩萨取来，可以解决经费短缺的困扰。
于是，1911年2月25日晚，居正、焦达峰在汉口上招商局的轮船，第二天傍晚就到了黄石石灰窑，到城北一家小店住下。翌晨过江雇一辆小手推车向北往洗马镇去。经过漕河镇田家河田桐家时，田伯母一面询问田桐在日本的情形，一面杀鸡做饭招待他们。田伯母一定要他们过夜，二人再三婉谢，兼程前进，太阳落山后赶到达城庙。庙前有房舍十多家，没有客栈。两位只能委屈一下，在饭馆把四张桌子拼起来，上面放了盛谷物的大圆筐，像阴阳太极图一样，和衣团卧混过一夜。
第二天，两人在观赏中信步进入庙门。看这庙虽在两县交界的深山之中，却香火旺盛。进入大雄宝殿，看左边的一个神龛装有玻璃门，门上有锁。这时空出一个蒲团，焦达峰上去跪下默默地祝告：菩萨，我们这次来宝地，非为个人生死富贵求告诸位。实在是因国家于危亡之中，民众倒悬于水火之上，我等不能不挺身而出。虽肩负千钧重任，然经费匮乏。这点事情，谅诸位早已洞察秋毫。我们来到宝地，请你舍出金身，普度众生。从眼缝中看那玻璃龛中的菩萨，确实像是金的。居正想，倘若是真的，这么大，自己与焦达峰是绝对拿不回去的。两人走出大殿，也混在香客里观察庙内形势。下午又进来一次，居正请和尚打开玻璃门让他们就近瞻仰神像。看金菩萨像是一臃肿的金橐驼，便用手摸并去托神像，遭到和尚怫然制止。他们决定先回汉口，商量一个办法再来搬取。
过了些时，焦达峰从湖南派来的两个大力士到达汉口，居正、查光佛一行就二去达城庙。经过几天努力，他们在山上把熔金的炉灶砌成，阴干，试验一下，效果十分满意。没有想到一切安置妥当后，竟然一连几天天气炎热，达城庙的和尚与周围百姓在庙前禾场纳凉，高谈阔论到深夜，居正等人天天晚上摸黑去达城庙而无从下手，盘缠用尽，只好空手回来。
盗金菩萨的事情拖到6月8日，湖南会党派邓二哥等7人来了。居正与孙武、张振武、杨时杰等把自己的皮袍子拿去当铺典当作为路费。于是居正、焦达峰等一行9人三去达城庙。经几天努力，费尽周折于月黑风高之夜把金菩萨从墙洞里拖出来抬到田间。正是油菜和大麦登场的时候，乡下人轮流守夜，防备盗贼。看到一行人抬着个大神像一路走着，农民便追来抓贼。居正等情急之下把金菩萨推进水塘，赶往蕲州搭船回汉口。当晚遭到官差追捕，有赖邓二哥是湖南哥老会的一个头目，以秘密联络暗号与他们交涉，转危为安。上水船走得很慢，居正叹道，一想到回汉口，革命依然没有经费，我连跳江的心都有。焦达峰安慰道，我回湖南去把家中田产全部卖掉，所得款项一分为二，一半给湖南，一半给湖北。
——当年留过洋的堂堂党人们为革命筹款，竟像鼓上蚤时迁等梁山好汉那样做出此等鸡鸣狗盗之事，未免有些可笑。但从中可以看出一种精神，有了这种百折不挠的精神在，清廷焉能不亡？
居正后来亲赴阳夏保卫战，大难不死，曾任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内务次长，1949年去台湾，1951年去世，活了75岁。他曾以梅川居士署名撰文回忆“盗菩萨”一事，最后写道：“夜半轮响，争附小舟登轮，天明抵汉口，至机关部报告。座中有嘲焦达峰等吞没金菩萨者。达峰愤然曰：岂有此理。余曰：戏剧中有云，赔了夫人又折兵，周郎尚有此失，何况我等，相与一笑而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