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口的街道基本与长江汉水平行，因此老汉口人以汉正街为横轴把向上游和下游延伸的地域称为“高头”与“底下”。故对硚口一带的人来说，“底下”是江汉路一带的泛称，沦为“半殖民地”后江边河街形成，即今天仍见的汉口“江滩”，规模在国内不亚于上海外滩。除了洋房子比肩接踵的租界，华界也日新月异、繁华空前。著名的歆生路即江汉路诞生了，这是武汉人最引为自豪的一条路，是租界与华界的分界线，以前名太平路。一批堪称城市缔造者的实业英雄诞生：地皮大王刘歆生的地产上自皇经堂，下迄岱家山，西到后湖大堤，南到铁路两边。过去的“草庐茅店，三五零星”，“六渡桥是陷人坑，水塔外叫鬼摸头”，很快繁华起来，“廛居鳞交次……三十里几比室直连矣。”宁波籍商人宋炜臣联合浙鄂赣十余名巨商筹办“商办汉镇既济水电公司”，设公司于英租界一码头太平路，1906年同时在汉口大王庙和韩家墩守关开工兴建电厂和水厂，武汉成为全国内地最早用电的城市，汉口乃至全武汉最高的建筑——40多米的水塔百年前在后城马路湖淌边耸立起来，鹤立鸡群。西风东渐，武汉加速进入了世界现代化的行列。
“紧走慢走，一天走不出汉口。”这句俗话如果是乡下人和外地人来说，不免有点盲目崇拜。汉口人自己来说则多少是有点自夸的。“从硚口到花楼”，这是最初的汉口两端。开埠之后，“洋汉口”沿江（河街）伸展，“新汉口”顺着后城马路长大，六渡桥、江汉路新区大有取代“土汉口”正街（汉正街）、黄陂街老街之势，成为新的市区中心，引得高头（硚口一带）的人青眼刮目。这种差异持续了半个多世纪，当年硚口高头的伢们说声“到底下去玩哟”，就有点类似于后来说到香港去观光旅游的好奇感和炫耀感。
“湖北新政”三大建树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湖北不仅是帝国主义列强渗透的重点，而且是清朝洋务运动建设的新的中心。张之洞成为洋务派的后期代表，在督鄂期间主持“湖北新政”，其主要建树是兴办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建立近代文教设施，大量培养人才并派遣留学生；改革军制，组建新军。三个方面的大手笔，为举国朝野所瞩目，耸动中外视听。这些都为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做了物质及精神上的各方面准备。
一、汉冶萍公司
1889年（光绪十五年），张之洞因督办卢汉铁路，调任湖广总督。1890年初，在武昌成立湖北铁政局，委派蔡锡勇为总办，厂址选定汉阳龟山山麓。1890年11月动工兴建，1893年9月建成，1894年6月投产。1896年张之洞“招商承办”，委盛宣怀督办汉阳铁厂，走上“官督商办”道路。
汉阳铁厂以大冶铁矿提供原料。1898年3月，张之洞与盛宣怀合奏在江西萍乡安源采煤炼焦，委张赞宸为萍乡煤矿总局总办。1908年，盛宣怀为解决资金不足申请将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和萍乡煤矿合并组成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改官督商办为完全商办公司。自此，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了使用新式机械设备进行大规模生产的钢铁联合企业，“兼采矿、炼铁、开煤三大端，创地球东半面未有之局”。“大冶之铁，既为世界不同多觏之产，而萍矿又可与地球上著名煤矿等量齐观，是汉冶萍不独为中国大观，实世界之巨擘也。”有“东亚雄厂”之称，被认为是中国觉醒的象征。
到辛亥革命前夕，汉冶萍公司员工7000多人，年产钢近7万吨、铁矿50万吨、煤60万吨，占全国年钢产量90％以上。1911年起汉冶萍公司为日商控制，抗日战争胜利后由国民政府接收。
二、两湖书院
光绪十六年即公元1890年4月，湖广总督张之洞于武昌营坊口都司湖畔创建了这所书院，并将火星堂的原经心书院并入。因书院前后有明月湖、都司湖，加上创建之经费主要出自湘鄂两省茶商捐赀、所招生徒以调取湖南、湖北高才生为主，故名“两湖书院”。书院占地约三十公顷，气势宏敞。建有正堂、环型东西两座双层斋舍楼等主体建筑。正堂红墙青瓦，飞檐翘壁，风格古朴又不乏清新。堂内设有两间书库分贮书籍；中间设有楚学祠以祀湖南、湖北两省先贤。环型双层斋舍楼设有斋舍200间和全敞式公共通道；另还设置斋舍间专供商籍生徒所用。都司湖为书院内湖，沿湖建有水阁、凉亭、长廊，“风廊月榭，荷红藻绿，雅擅一城之胜。”两湖书院在当时是全国少有的高水准学校，被誉为清末四大名校之一，杨守敬、姚晋圻、汪康年、华衡芳、沈勇植等一代名流都在此任教。黄兴、唐才常、谭嗣同、杨锐等仁人志士都是两湖书院学生。
三、湖北新军
辛亥革命武昌首义不是另组军队而是变清军为革命军，湖北新军成为推翻清廷的先头部队。
湖北编练新军始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当时湖广总督张之洞在署两江总督任上，按照德国军制，聘请德国将领，首先在护军营练习洋操。1896年2月，张之洞回湖广总督本任，将两江的护军前营500余人带回湖北，并以此营为基础逐步裁汰湖北的绿、防营旧军，另按德国军制改编成新式陆军。1901年9月，张之洞将护军营扩充为左右两翼常备军，共有兵员7032名，又聘请日本教官，改照东洋日本陆军的师团编制、装备训练新式陆军，史称湖北新军。1907年，经陆军部核准，湖北新军被整编为一镇（师）、一混成协（加强旅）。武昌东南为城内各标营所在地，西南则为督署、镇司令官所在地。东辕门出长街，南倚望山门，北至水陆街，即督署后院对角。再北为大都司巷，第八镇司令部设于巷内。第21混成协司令部驻阅马厂东南左旗，与四十一标在一起。在全国的十四个镇、十八个混成协中，除了袁世凯的北洋六个镇新军实力较强、成军略早外，湖北新军在当时颇有名望。袁世凯的新军创建之初由户部下拨“皇粮”，而湖北新军自始至终吃的是“地方财政”，可见张公所创湖北新军之不易。还有不同的是，张之洞始终认为军队应该是维护社会太平的天下之公器，不应成为某个个人的私家势力。这也导致了湖北新军内部没有那么浓厚的“军阀”习气，也不存在人身依附的权威首领，容易为革命党人争取势力。而袁世凯及其“北洋三杰”则把军队当作自己扩充势力的政治资本，在军队形成“兵为将有”的观念，因此北洋新军素来“只知道有袁宫保，而不知道有大清朝”。
1905年1月30日，湖北新军在武昌城内右旗营进行操练表演；下午又分两军在城外西南巡司河、梅家山一带进行野外军事演习。是日大雪纷飞，寒风凛冽，一方为攻军，踏雪转战30多里；一方为守军，冒着严寒筑掩堡、造肩墙，固守阵地。练兵处襄办大臣铁良当场发表演说，对湖北新军给予高度评价：“此诚鄙人出都以来见所未见。湖北军政，可谓天下第一。”
新军的创建为近代湖北的崛起在政治变革层面准备了锋利的工具。武昌首义前，为应对地方暴动和分散革命力量，湖广总督瑞澂紧急调防，如第二十九标第三营到郧阳、第三十标第二营到汉口，第三十一标和第三十二标第一营随端方到四川；第四十一标第一营出防宜昌、第二营驻沔阳、第四十二标第一营驻汉阳、第二营驻汉口、第三营驻信阳……这些调防打乱了新军中的革命组织系统，却又使他们成了响应武昌首义的基本力量。
4.竞争最剧最烈的“东方芝加哥”
1901年，是辛丑年即光绪二十七年，世界进入了崭新的20世纪。
“世纪”一词和“革命”、“理想”等，是汉语引进或“出口转内销”的日本词汇之一。世纪概念的引进，使国人对世界的认知在扩大空间范围的同时，又扩大了时间范围，他们的眼光变得长远了，把改变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希望寄托在新的百年里。于是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许多中国人表现出对新世纪的热情关注。《湖北学生界》1903年第一期这样写道：“于是前日大西洋之风潮，汹汹然、蓬蓬然转注于太平洋，其势如万马齐奔，万弩齐发，至今日二十世纪独一无二之经济大舞台，遂以我支那为中心点，注矢之的也。”同年《江苏》第5期发表乌目山僧黄宗仰的诗句：“廿周新纪太平洋，墨雨欧潮推亚强。军国民志正激昂，奔雷掣电孰敢当？”对属于太平洋国家的新世纪寄予了美好的希望。
过去是以国家看世界，现在是以世界看国家。如奥国外务大臣哥教司克氏说：“二十世纪则缩万国若比邻，登黄白于一堂，水陆并进，奇正兼备，世界大竞争之时代也。”世纪不再仅仅是一种纪年的方法，而成为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我们亲历的21世纪第一个十年，已经渐闻21世纪是“中国世纪”之说，这是“19世纪是英国世纪、20世纪是美国世纪”言说的继续。如果此说还不能确立的话，19世纪是中国的衰败之说是可以肯定的。让我们回顾百年之前的世界：就在1900年巴黎国际博览会中国展出烟枪、烟灯、杀人照片、缠足妇女等等的同时，世界在突飞猛进：美国青年福特制造出四轮汽车；第一束无线电从英国传到了纽芬兰岛；最年轻的国家澳大利亚诞生；由莱特兄弟设计的飞机升空；诺贝尔奖金开始颁发；纽约股票日交易额突破2000万股；巴黎新电气铁路举行通车典礼；非洲铁路建成通车；近代科学史上的“第四次革命”——原子物理学时代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