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定的地理优势和经济实力，加上人缘巧合，使得武汉蓄势待发。在武昌首义爆发之前，这里可是“满城风雨近重阳”，社会生活领域亦进入“多事之秋”。
“新闻报，报新闻，报上登着两个人，一个是男人，一个是女人……先关灯，后关门，床上搞得轰轰神。”这是汉口坊间有点低俗的儿歌。武汉人的读报习惯不知始于何时，也许是一种传统，因为百年前武汉的报纸水平就不低。英国人在1866年创办了《汉口时报》，汉口商人艾小梅1873年创办了《昭文新报》，以后武汉的报纸在鼎盛时达40余种，足以让市民养成关注市井新闻的日常习惯。
辛亥革命前夕，武汉报刊不断报道百业发展的同时，也报道经济发展背后引起的社会矛盾。
由矛盾激化而酿成的群体事件在那个年头此起彼伏。1905年，汉口铜货业、手工业3000多人罢工，反对资方减发工资。以蔡辅卿为首的汉口商人，响应抵制美货。1908年5月10日，汉口巡警道下令撤去沿街摊点。巡警逐段驱逐摊贩。13日，小贩们聚集涵芬茶楼商议反抗，涌至汉黄德道署，“跪恳生路”，遭到兵营和巡警弹压。摊贩被逼至长沙会馆空场上，增至八九千人，将汉口各警察专局、分局全行捣毁，并抛砖丢瓦追打警察，纵火烧毁警察局。龙王庙街日本洋货店被群众捣毁。军警开枪乱击，打死摊贩数人。汉口巡警道冯启钧在河街清佳楼的公馆被群众捣毁。湖广总督陈夔龙不得不发布手谕“命尔等各安业，照旧设摊”。1909年1月4日，汉口木工七八百人聚集到湖北新军第八镇马队第八标统带官龚光明公馆前，抗议其拒不交付五万两工程款，砸毁其宅室内器物。
历史总有些惊人地相似。从这些媒体的报道来看，武汉所发生的“禁摆地摊”、“拆违章建筑”、“禁麻”大行动早已有之，所酿成的群体事件以汉口最著。“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根本性原因在于个人无法找到协商机制和利益维护机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毛寿龙语）
天灾人祸，不期而遇。1908年长江大堤漫水，武汉三镇湖乡颗粒无收，城内外居民多处积水中，夏口厅后湖一片汪洋，居民数千户，仅见破败的屋脊。1909年汉江横流，后湖京汉铁路一带贫民结棚而居者不下万余户。1910年夏口弹丸之地竟聚流民二十余万。1911年夏，武汉又遭水灾，严重程度不减于1908年。从1898年秋至1910年，长江中下游发生90多起暴动事件，尤以湖北、湖南为多。1910年夏的沔阳饥民暴动规模较大，湖广总督瑞澂闻警，“当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黎元洪率带四十二标精锐目兵一队，赴该处帮同防守。”其他会党起事层出不穷，见诸报端的有1904年的襄阳县与宜城县的“游勇肇乱”，及该地的“刀会”应和；1906年光化县老河口会首柯了凡、孙老幺起事；罗田张正金发动并联络麻城、霍山会首的会党起事；黄冈上巴河会党起事；通山县会首吴有元、吴松林以年荒“纠众倡乱”；随州大碑店红灯会起事；德安府双河集红灯会起事……同盟会会员咸丰人温朝钟于1910年在川鄂交界处组织农民起义，攻占了黔江县城，规模最大影响最烈。
现在，让我们可以通过当年的报道，看看当时城里城外究竟有哪些社会现象和动态引领着市民的关注吧。
5.剪辫子成为新的时尚
中国至今是烟草大国。“烟草自古未闻，近自万历时出于闽、广之间，自后，吴楚地土皆种之。”当朝鲜商人将烟草输入沈阳时，清太祖皇太极还下令禁止。罂粟是从印度传入的，到明朝成化年间“中国始得取汁之法”，差不多跟汉口城史同庚。十八世纪初英国商人开始向中国倾销鸦片，以至酿成鸦片战争，成为中国古代和近代社会的分水岭。从那以后，大清帝国国将不国，被迫与列强签定了上百个屈辱的条约。鸦片烟毒在中国泛滥成灾，危害甚巨。很多人就是染瘾难戒，不惜变卖家产买毒品，致家道中落。也许鸦片也流入欧美等地，才形成禁烟的国际舆论，于是1909年在中国上海举行了“国际鸦片委员会会议”，这是世界上第一次国际间禁毒会议，开创了国际多边禁毒合作的先河。
百年前武汉的禁烟和21世纪之初的“禁麻（麻木的士）”一样，还是“有情操作”的。“省城各烟馆已一律闭歇，所有烟具均由官收买。惟汉口、汉阳两镇尚未实行禁革。鄂臬梁心海廉访详请鄂督札饬夏口厅、汉阳县均遵照武昌举办。”“冯巡道与各土商议定，限年底全行收歇，以三个月为一期，每次禁止四分之一，现各烟馆每售膏一两，加倍收膏捐钱八十文，以示寓禁于征之意。”
还有一股关涉反清的潜流正在民间涌动，那就是断发易服的事件屡有发生，成为在全国领风气之先的政治动向抑或生活时尚。
“况我大汉从前，概无豚尾法制。”汉人一向认为发肤受之于父母，不应剪掉抛弃，一般都行束发。满清入关200多年，汉人蓄辫就有200多年，从顺治二年起强制推行满人发式，将头部的前面剃光，后头编成辫子挂起，“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以此同化汉人。“剃头”一词即始于此，原来的梳篦匠纷纷改为剃头匠。三镇多见“剃行头”的转悠在大街小巷。清末民初，理发业由挑担上门不少转向坐地经营，名为剃头铺或整容店。汉口最正规的是1913年2月在法租界车站路口开的“长生堂”，老板是扬州人赵金洲；武昌最早的是1914年在武昌民主路美国基督教青年会（今基督教武昌堂）隔壁开的“青年会理发室”。老板是广济人夏长恩，他1908年作为工作人员随清政府外交使团到意大利学艺三年，并购置一套理发器具，1911年挟技回国，可以称之为武汉剃头匠的祖师爷。此行业“虽是毫毛技艺，却乃顶上功夫”，颇为吃香，汉口俗话说是“皇帝脑壳由他掰”。
“江阴十日”、“嘉定三屠”，满清不知杀了多少不愿蓄辫的汉人，才使全国渐渐养成剃头风俗。太平天国又翻起历史旧账，颁布蓄发令，被清廷骂作“长毛”、“发贼”，镇压下去。如今“世风日下”，反满汉人蠢蠢欲动，以剪发为时尚，其叛逆精神毕现，以致当局防不胜防。1911年伊始，《申报》就连发“鄂省学生断发之处分”、“鄂学生纷纷剪发”消息：“武汉商学军各界，近日剪发者不可胜数。陆军第三中学日前又有二百余人同时剪发。”“鄂省各文武学堂自本年九月以来，学生中剪发者此仆彼起，虽严惩不能禁制。据剪发不易服会报告，学界约一千余人实行，兹两湖师范学堂又有十余人于初七日相约剪去发辫……”“汉阳高等小学堂诸生，因管理员取缔剪发极严，约于前日夜间私召整容匠十余人在寝室内全体剃去，不料仅剃至二十余名，为更夫窥见，告密于监学。该监学张某素反对剪发，闻信手持指挥刀前来，扭住整容匠痛打，欲送汉阳县惩办。剃发匠人多力大，竟一拥而逃。”罚不责众，当局没有办法，“欲践前言开除，则全校必立形解散”，“饬暂将各生各记大过一次，勒令装戴假辫，并禁假三星期不准外出，以示薄罚而觇后效。”“乃将各生此次年假大考分数扣去一半以示薄惩。”
风潮难禁，湖北当局随机应变，也算与时俱进，便有了“鄂提调停军人剪辫之新法”。原来，清代留辫子还是军官的一种特权，普通士兵必须将辫子盘在头上，戴上帽子遮起来。《申报》1911年2月14日报道：
张虎臣提军以发辫本与军人有莫大妨碍，弃之实便操作，惟现今未奉明谕，率尔剪除殊违国朝定制。但时会所趋，官弁、兵丁咸私自剃剪，虽经严行禁制，视若无闻。若长此优容，必起违抗命令之渐，特于取缔之中寓调停剪辫之意，下令军中将脑后之发准其剃去，其脑前之发不必用绳结辫，盘髻于顶，管以铁丝，以便藏于帽内，无毫发之痕迹，有文明之气象。庶国体军心两无妨碍。现各协标统、管带各官已遵饬转令各兵士，限于正月望前一体遵办。自此以后，如有擅行将发剃尽者，即以故违命令治罪；其以前剃发者，则责令将顶前蓄起，不准违延。噫嘻！斯亦剪辫史上之奇闻也。
这个张虎臣即是以后要写到的张彪，他敢于自作主张，没有把剪发上纲上线到“现行反革命”行为，这一点倒值得肯定。无独有偶。黎元洪在其部下剪去发辫后也没追究，还说：“我国朝野上下，近因受外界之刺激，于剪发一事。几乎风靡一时。余本欲先行薙去，以为军界同人倡，因明诏未颁，故尔中止。今尔毅然前剪去，免豚尾之讪笑，导文化之先机，匪惟社会所欢迎，亦即予所崇拜也。”剪发作为社会现象，会带来连锁反应。《申报》报道，断发势必易服，“缘我国一旦易服，则朝野上下群趋重于洋装，外国呢绒毡纱等货必将竞运来华推广销路，而我国衣冠绸缎皆成废物。”“敝省当业、绸业、帽业、衣业各商帮颇形惶惑。”这些都将危及到社会的安定。
孙文先生1895年在日本即断发易服，他长期在国外，本属外籍公民，断无妨碍。鲁迅先生1903年留学日本时剪辫，并在照片上题诗抒怀“我以我血荐轩辕”。可能武汉之外的乡镇剪发之风稍弱。1911年腊月初九，武昌起义早已发生，黎元洪的辫子已剪去多时。辛亥报人朱峙三的日记中写道，他“在鄂城途遇孟宽圃先生，见予与学友无辫，骇甚”。1911年12月7日，清廷准资政院请，允许全国官民自由剪辫子了，但老百姓从情感上和心理习惯上还不能接受，就像徒然少了一件器官。当袁世凯的辫子在清帝宣统退位的当晚（1912年2月12日）“咔嚓”一声剪去，还留着“豚尾”的恐怕只有张勋“辫帅”和他的军队了。
“辫发从来北狄风，武灵胡服亦相同。垂垂脑后休多事，削尽烦丝万虑空。”（罗汉《汉口竹枝词》）管它那些，毅然剪去屈辱和累赘的秃头们，就要以崭新的面貌从庚戌年进入辛亥年了。
6.后湖征地与吴一狗事件
历来让当局挠头的还有城乡结合部“菜农”的惹是生非。
汉口后湖一带地势低洼，向为水乡泽国，湖民涨水时捕鱼捞虾，退水后种菜栽瓜，自得其乐。官府向来未加深究，任凭业主经营。闹长毛时，业主地契遗失甚多。1905年后湖长堤张公堤建成，涸出田地9万余亩，泽国化为沃壤。为修堤摊了捐、出了力的后湖农民在此耕作生息。1908年，汉口官府命土地清丈局订立章程，凡无约无契为据的土地，或有约有契而尺寸不符者，均作为“官荒”，照章充公。这一苛政无疑切断了许多人的生路，居民群相聚议，刊刻传单散发街头，还派代表过江到武昌督署历陈苦状，搞越级上访。5月30日，清丈局人员仍坚持在后湖丈量土地，湖民纷纷围拢，陈述情状。见群众越聚越多，汉口巡防营和巡捕营各带枪械而来，以致发生哄闹，致湖民三人重伤。千余湖民到汉口汉黄德道署、夏口厅署请愿。“人山人海，有手执香者，有口呼冤者，难以数计。”“蚩蚩者氓，何昔怯而今暴也！”（《江汉日报》1908年6月2日）张彪派四十二标两个营到汉口驻防，以资弹压。花布街太平会馆、四官殿、黄陂街等地仍有市民游行不绝，巷议沸腾。
媒体纷纷报道，当局颁发章程，“后湖各地须以契约为凭，无契者一律充公”，“以是业户群惧失业，日前刊发传单，集众要求取销局章。”“后湖清丈局，新章取缔民地过严，致被地户捣毁局所。……讵料初三日午后，竟纠众数千人，由马路口起直至清丈局门首长约四五里，各插香一枝，大呼求恩。”这本是一种有组织的和平示威。“巡缉营勇闻信到场弹压，持械击伤三人”，“拨调驻省新军一标，于夜间九句钟，由张虎臣编制率带渡江弹压，众始逐渐散去。”随后“暂将清丈事宜停止”，“并出示晓谕，严戒各色人等勿得再滋事端。”
过了一年，即1909年9月，后湖贫民因征地问题聚众捣毁官地局的事件仍然发生。汉口后城堤外玉带河一带官基上自硚口，下至六渡桥，棚户约万余家，均作小本挑担生意。因警察局拟从苏湖公所旁修筑马路一条直接堤街支路，官地局特饬地保鸣锣，令苏湖公所旁棚户拆屋让基。岂料各棚户因此造谣，说官地局尚须逼逐……否则即纵火焚烧。一时哄动，贫民千余人齐拥至官地局，大施野蛮手段，抛掷砖石，拆毁房屋，局中哨弁刘宝珊及巡勇人等均被打伤……几天后，“兹悉倡首造谣之人系痞棍叶长子，当晚经夏口厅访闻，派差拿获收押候办。讵叶之妻于二十四日，唆令棚户妇女二三百人，各执香一束，拥至厅署滋闹。”
《申报》接连发表的有关后湖的新闻还有：“后湖贫民闹局案余闻”、“添辟后湖商场之计划”、“汉商会议后湖开辟马路详情”、“后湖开辟马路第三次会议”等等，仅这一件事就闹得沸沸扬扬、旷日持久，以至一个妇女（恐怕还是小脚女人）就能吆五喝六跟当局叫板，说明时局的严重不安定与执政者的无能到了何种地步。
清代城市主要交通工具是轿子，至清末才有人力车传入。据载1870年日本人礁加夜合发明了第一辆人力车，1888年在汉口租界上出现，为少数外国人役用，故一般叫“洋包车”。1901年，汉口租界工程部应外国商人开办人力车行的要求，批准了四家车行，共有1000辆人力车办证准运。1903年，湖北巡警道也在汉阳、武昌开展人力车办证。拉车者风来雨去十分辛劳，一般随身带上瘪瓶子的汉汾酒，没事“迥（相当于湖南话的“呷”）”几口，醉醉醺醺的，故被俗称为“麻木”。1907年汉口城垣拆除修起后城马路后，人力车这一行业得到长足发展。
1911年1月21日的刹黑，有个叫吴一狗的“麻木”，拖车从英租界汉舞台向怡园前行，“不意车轮误触保正（巡捕）之足，保正怒，即击吴一棍，吴即倒地。方欲挣起，又被保正足踢数下，旋即毙命。有四华人见之，颇为不平，保正又将此四人拘送捕房管押。”“哪家出车的没有回哟，后城倒着个拖车的。”后城外棚户区有人敲锣呼喊，锣声响处，汉口大智门至一码头有车夫3000余人闻知此讯，咸抱不平。第二天，有车夫和“不明真相的群众”上千人齐集巡捕房闹事。英捕悍然开枪，打死打伤20多人。23日，汉口各界上万人游行，抗议英国人屠杀无辜的暴行，以路边碎石为泄愤和复仇之武器，向印度巡捕投掷，其情景与巴勒斯坦群众相似。阿以争端百年不止，耶路撒冷的石头总也丢不尽。而我们的城市现在仍有矛盾，但哪还能找到那么多石头呀。
《申报》对吴一狗事件进行连续滚动报道，尽量夺人眼球。有《汉口罢市风潮始末记》、《汉口罢市风潮余记》、《汉口罢市案之余波》等。现录1911年2月2日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