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之初的武汉，两湖地区的英雄们拉开了第一道民主革命的序幕。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7月28日深夜，武昌紫阳湖畔，有20具尸体横七竖八地倒在血泊中。斯时，数百名满清官员人等乘着夜色鬼魅般悄然离去，整个武昌城看上去如往日一样平静。
秋风怒号，大夜弥天，唐才常、林圭、傅慈祥等中国自立国会和自立军的领袖壮烈牺牲了，酝酿已久的起义还没来得及发动就被清政府扑灭了。20世纪中国的第一场血泼洒在湖广总督张之洞治下的武昌会城及汉口、汉阳这三镇之地。革命者就这样被绑赴法场，验明正身便身首异处。
发生在武汉的自立军案是历史新旧转折点上的事件，它既是19世纪末戊戌变法的继续，又是20世纪初辛亥革命行将爆发的征兆。
大清帝国特别是宣统立朝以来，全国几乎没有一天安宁过：徐锡麟刺杀巡抚恩铭、汪精卫谋炸摄政王载沣、温生才击毙广州将军孚琦；王和顺钦州起义、黄明堂镇南关起义、熊成基安庆起义、倪映典广州起义；此外还有长沙抢米风潮、四川保路运动……接二连三，按下葫芦浮起瓢，此起彼伏，国无宁日。所有反政府的起义或骚乱，无不打着“反清复明”的旗帜。这并不是因为汉人如何留恋那个在景山上吊死的崇祯皇帝，重要的是它标志着大明灭亡时的皇帝是个汉人——这是一个民族正常情绪的一部分，是流淌在世代繁衍的民族血液中的本能。无论一个汉人在满清帝国的政权机构中做了多大的官，这种与血液融合在一起的本能是挥之不去的。特别在他对满人的帝国感到痛苦和失望的时候，首先涌上的念头必是：我是一个汉人。
“生是汉家臣，死是汉家鬼，生生死死就在这一回。”（汉剧《荥阳城》）是当时大多数汉人抱定的信条。但是，清廷几大汉人重臣从曾国藩到张之洞对满清皇室的忠贞不二没有受到任何质疑。就在1900年夏天，刚刚从两广总督调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78岁的李鸿章乘海轮北上前，香港总督卜力曾和他有过一次机密的谈话，并要向他引见孙文，但两位重量级汉人并没能坐到一起。其实，从光绪皇帝软禁瀛台多年到离奇驾崩，可以说明西太后的势力何其强大，指望从上而下的宫廷政变肯定是没戏。
庚子年揭开了新千年之序幕，本当万象更新，当年有闰八月，民间有“闰七不闰八，闰八用刀杀”之语，对清廷来说这又是一个凶年。7月，唐才常等继承康梁的未竟之志，在等待康有为筹集经费的同时，邀集会党首领与社会名流在上海张园召开国会，宣布“保全中国自立之权，创造新自立国”，拥护光绪帝当政。会后林圭被派赴汉口组织自立军，联络会党运动新军防营，组成七路大军，在安徽大通、安庆、湖南常德、湖北新堤、汉口筹备起事。自立军起事，本质上是维新派影响下的为扶植帝党而进行的未遂暴动。当年夏天，唐才常公开亮出“攻团匪以救上”的勤王口号，就遭到以排满为宗旨的革命派的反对。为此，会党首领毕永年与唐才常辩论竟夕，愤然离去。这说明唐才常失去了自立军基本队伍哥老会的支持，已是军令难行，进退失据，失败在所难免。
自立军案是新旧世纪之交发生在清朝的最后一次著名的会党事件。自立军用鲜血换来的教训，使革命与改良“决分两途”，民族民主革命派取代维新派开始走上历史前台，担负起领导全国“救亡图存”的使命。“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自立军殉难之地，自然地成为辛亥首义之区。
8.剃头匠泄密的自立军起事案
英雄豪气的唐才常们从上海溯江西上，一路慷慨不已。然而，到汉口时他们已得知安徽铜陵、大通一带秦力山、吴禄贞举事失败消息，大错铸成。参与谋事的田野橘次如此记述当时形状：“大通势孤力弱，遂为刘坤一所败，败报频至，唐由是心气昂进。又闻张之洞将尽拘康有为之党人，唐闻之谓彼与新党呈不两立之势，与其我为彼制，不如谋先发之机。遂期二十二日先夺汉阳兵工厂，以为军资。然后率兵渡江赴武昌，拘禁统领张彪、吴元恺及督抚，自取代之，以一展平生之抱负。其将举事之前曰，欲向在汉各领事及外人公启之，乃由自立会宣言，欲兴义兵，以革新中国之意旨。”
自立军事败遭戮之事源于机密泄露，传说跟一个剃头匠有关，这事听来跟三国时的蜀将张飞被裁缝所害一样，叫人有“阴沟里翻船”的惋惜。
汉口是自立军总机关所在地，也是自立军起事的中心。总机关设在英租界和华界相交的李慎德堂楼上，这是位于上海路教堂之侧的西式楼房，其前门临英租界，后门通华界，像深圳中英街的房子。原是一家关了门的照像馆，由自立军本部总文案的李虎村离开威字营后租下办公，门上仍挂出“李慎德堂”招牌以为掩护，后来被官方视为“总窝户”。除此之外，前花楼街宝顺里四号还有一秘密活动点。宝顺里位于黄陂街百子巷附近，跟英租界隔二三十步之遥，是个极小的里份，但整洁宽敞。《汉口中西报》、广州鸿江酒楼都在这里开设过。时当“六月无君子”的夏天，在那间热似蒸笼的李慎德堂，面目清秀的湘阴人林圭穿着一件短衣，挥汗如雨地接待诸多来人。“听说武昌新军营里的炮口已调换方向，直对着总督衙门，林圭极表高兴。”（吴良愧《自立会追忆记》）
据说，汉口泉隆巷有一个剃头匠常出入李慎德堂，“一日来为唐君（才常）剃发，旁有唐君之同志，与唐君议论官方，皆谋革命之事。其语为彼所闻，急走告官吏，官吏闻之大喜，入造于张之洞。张即夕遣部下兵队三四百人围唐宅。”（《朝野新谈》）蔡寄鸥的《鄂州血史》又有一说：
起事那一天，才常于百忙中抽空，唤来一个理发匠。他忽然想起辜尚俊来，问屈子厚，我派老辜今晚到汉阳布置，他去了没有？险些误了大事，第一步夺取龟山要紧。你快过河去，补送命令要紧。理发匠听得此话心内一惊，手中的刀禁不住有些颤动，才常的额角被他割了一刀。石庵道，你这理发匠心里想些什么？理发匠自称该死，说了一大套好话才战战兢兢地退下。他就是江汉道稽察长徐升派来的水客。汉口巡防营来把汉报馆和东方译社围得水泄不通。屈子厚到汉阳传令去了，幸免于难。大刀王五拿着一只凤矩剑与军队厮杀，只见白光闪烁，像龙飞凤舞一般。进门的军探，很被他斫倒几个，冷不防枪声一响，王五的右腕中了一枪，才负痛突围而去。会里头有一个江湖卖艺会踩软绳的女郎，帮着杀了一阵，才把胡石庵和王五救出重围。那些住在后花楼旅馆的海上英雄，因为都有手枪，拒捕逃走的甚多。
“未曾动手先流血，偶尔粗心便杀头。”水客即暗探，他向都司陈士恒告密后，陈即跟踪拿获党人四名，并获悉党人克期大举。张之洞闻报，即照会各国领事，特别和英国领事达成协议，采取行动一举破获了自立军。
唐才常与谭嗣同是时人公认的“浏阳二雄”。他们是乡党，是密友，也同为南方戊戌变法的重要人物。唐才常生于浏阳城胡家巷之孝义里，为清代浏阳连夺“小三元”及第的第一人。光绪三年，谭嗣同回乡扫墓，唐才常与之相识，共学于浏阳名儒欧阳中鹄，志气相投，成刎颈之交。1895年夏，唐才常在两湖书院读书。适谭嗣同的父亲谭继洵任湖北巡抚，谭嗣同便把他和沈荩、舒菩生、杨笃生、秦力山等南学会的这帮人延揽到父亲的府上，在一起研讨变法改制的道理。黄兴也是在那段时间进入这个圈子的。
后来唐才常与谭嗣同一起回湖南办学，鼓吹新政。1898年，唐才常出洞庭湖北上，准备进京协助谭嗣同，刚到汉口就听到戊戌变法失败消息，遂从上海去日本，与康有为、孙文等相识。庚子年春，康有为派唐才常回国起兵“勤王”，并给他2万元活动款。留日学生湖北潜江人傅慈祥、应城人吴禄贞等受孙文策动，又有华侨邱菽园捐赠，遂决定回国和唐才常联手举事。带有传统会党色彩的组织——自立军，对保皇派则称勤王，对革命派则称保国留种，既不承认满清对中国的统治，又支持光绪皇帝复辟，模棱两可，介于孙文和康有为的主张之间，“聚众党十余万人，分五路密布于鄂皖赣湘各重要地区。”
据自立军亲历者吴良愧所忆：“五六月间，……张之洞驻汉各军除亲军营外，都在鹦鹉洲会操。及至操场，其军身穿一色勇字号衣，拿着长枪等武器正在操演，约有三五千人，远远望去，整齐可观。我们到操场边，围绕着操坪走了一圈，及至近前，在场之官兵都向我们打手势暗中示意，可见他们都已归附自立会了。”当年8月初，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和光绪逃往西安。自立军决定8月9日同时起义，傅慈祥还联络武备学堂同学钮永建、孙武、艾忠琦等相谋策应。就在这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时刻，康有为的钱却不再汇来，唐才常这个“总粮台”成了“无粮台”，集结起来的起义军连饭都没有吃的，起义时间一再延期。但是自立军延期起事的决定并未及时通知各地。秦鼎彝、吴禄贞在安徽大通如期举事，孤立无援，巷战七昼夜而失败。自立军仓促间发布的“讨贼勤王”布告已成明日黄花。在绿营、巡防营、督抚标各营中的会党成员得到安徽失败的消息，竞相自保而向官长告密，起义计划全部暴露。
湖广总督张之洞下令包围汉口自立军总机关是突然袭击。传说唐才常当时并不在总部李慎德堂，跟随他多年的李荣盛劝其走避，但他却坚定表示：我决心为国捐躯，你自己快走吧。李荣盛大声痛哭，先生舍生忘死，我怎么能做怕死鬼！也留下不走。旋而清兵赶到，唐才常神态自若，笑着昂首受缚。同时，林圭、傅慈祥等20多人在武汉三镇被捕。这些人中有的坐了最后一回轮渡，被押送过江到武昌在紫阳湖畔和大朝街天符庙等处集体受刑，时在阴历七月二十八。
据朱峙三的日记所记，当年武汉遍传如下歌谣：“乾坤自有一定，小儿多劳一休，秋后五子出头，天机不可泄露。离不离，逢不逢，日沉海底。尚在梦中，暂时不为苦。三四加一五，红花满地开，那时才算苦。广船欲信走，只怕旅顺口，电线不长久。江山问老叟，可惜好洋楼，尽被离宫收。”隐含着义和团和自立军事件的内容。
9.鲜血没有浇红总督大人的顶子
徒劳口舌难为我，
剩好头颅付与谁？
慷慨临刑真快事，
英雄结束总如斯。
39岁的唐才常临刑前对着武昌的天空大呼：“天不成我大事！天不成我大事！”跟谭嗣同赴死前的呐喊“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悲壮地呼应，气概凛然。章太炎曾作唐才常画像赞云：“黄鹳夜鸣，歼兹明鹅。文禺之首馘，赤睛犹视。”并注，才常死后，枭首武昌文昌门，目赤色。傅慈祥临难之际犹大声疾呼不止：“天乎，其救吾中华四万万同胞乎！”与此同时，在汉口、沔阳新堤被捕杀的党人有千余。据说有一名日本人名叫甲斐靖，佐贺县人，同寓汉口李慎德堂旅馆，曾执手枪、短刀拦门拒捕。张之洞将其移交日本领事。
镇压自立军是张之洞湖广总督任内的事，可以说他的“双手沾满了革命人民的鲜血”。其“盗西法之虚声，沿中土之实弊”的真实面目暴露，落得个“士屠”的雅号，以致革命志士发出反清“必先杀张之洞”的口号。据说在武昌督署，张之洞曾亲审他的昔日学生，看到唐才常手书：“湖南丁酉拔贡，为救皇上复权，机事不密，请死”这18字，心里不知是何滋味。一说是湖北巡抚于荫霖审讯唐才常，唐“嫁祸于人”说，张之洞想成立自立政府，才教我组织自立军，要说我造反，他就是造反的头子。于荫霖与张之洞总督向有不和，他说：我意之决，非杀不可，大帅要姑息养奸，我只有同你一路进京面圣了。张怒道，你要参我吗？于也怒道，你包庇乱党，希图割据，我同你讲啥客气？言时以手拍案，声色俱厉。这种传说无从考证，细究史实，我们可知张之洞不动声色地低调处理此案的原因。
自立军的活动张之洞及其幕僚其实是早有所闻的。张之洞在光绪二十六年二月初七《札江汉关道查禁悖逆报章》就说康梁等人所办之《清议报》等，“大意专诋朝政，诬谤皇太后，……其意不过欲使内地各匪造谣作乱。”“长江一带会匪素多，因之造为各种揭帖，公然纠众谋逆，实堪发指，亟应遵旨严禁。”湖南巡抚俞廉三也说：“臣于本年六月初微有风闻，因其间多涉宦裔士林，颇有寻常意计之外，未经得有实据，不便即时宣扬。叠次密电督臣暨临近各省询问消息。”只是由于中国政局尚不明朗，张之洞等没有采取行动对付自立军，唐才常曾以与张之洞有师生之谊说其闹独立，他当然不会贸然行动。
当时，面对八国联军的武力威胁，中国政局动荡，政坛变幻莫测。张之洞一面公开表示拥护“两宫”，而内心深处在想什么却不得而知。有消息说，他私下派长子张权前去东京，与钱恂一起在日本活动；通过宇都宫太郎向日本参谋本部征求对组织新政府及提供军事帮助之可能；还希望日本派军事专家来协助练兵，同时要购买枪支弹药，加紧训练新式军队。1900年8月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慈禧、光绪弃京西逃。唐才常认为：“北京已破，皇上及那拉诸人，仓皇西窜，此时此机，绝大题目，万不可失。”就要起兵勤王，造成东南独立的局面。为达到这一目的，维新派企图通过日本人“通殷勤于张之洞，欲利用之”。而英国在与张之洞、刘坤一等策划了“东南互保”以后，还想进一步独占长江流域。为此，英国曾想在南京扶植刘坤一“重建一个中华帝国”。在武汉，英国也试图推动张之洞“独立”。这样，自立会与英国从不同的立场出发，在一段时间分别致力于“东南独立”活动。而这种活动的中心舞台便在张之洞统治下的武汉。直到八国联军撤离北京后，慈禧政权尚存，局势已经明朗，张之洞才放弃组织新政府的念头，改变对自立军活动虚与委蛇的态度，并下令对唐才常等残酷镇压。
在对待自立军问题上，张之洞的幕僚梁鼎芬起了很大的作用。唐才常托人劝告张之洞接受自立军的主张，宣布两湖独立。梁鼎芬惟恐张之洞“心慈手软”，而“与佛尘（唐才常）合作”，故致函张之洞，以忠孝之道警示：“祸将不测，看此举动，明系合伙同谋，妄思欺夺君权，破裂孔教……杀贼报国，肃清海宇，功有专属，责有专归，此等大事，当语仁公，首先料理。”并悚以危言，若“隐忧于私室，不能昌论于公廷，徘徊一月，缠绵千语，计尚未定，贼已渡河，此时纵有百部守约书，百处正学报，百间武备学堂，于事已恐无济”。在梁鼎芬的苦劝下，张之洞审时度势，于1900年8月22日，在英国人配合下逮捕了唐才常等人。事实证明，梁鼎芬在紧要关头协助张之洞作出决策，使其在晚清政局的风雨飘摇中稳如磐石。不愧为张之洞身边智囊中最为得力的幕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