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党和政府的重视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非常重视群众体育活动。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的共同纲领第五章第十八条规定：“提倡国民体育”，体现了新生的人民政府对体育事业的重视。1949年10月，在原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基础上改组建立了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并逐步建立了地方和基层体协。朱德同志出席了体总成立大会并担任了名誉主席。他在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体育是文化教育工作的一部分，也是卫生保健工作的一部分。”体育事业“一定要为人民服务，要为国防和国民健康的利益服务”。1952年毛泽东同志为体总第二次会议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进一步明确了新中国体育事业发展的方向、性质和任务。
为了适应体育事业发展的需要，1952年11月政务院第19次会议决定，建立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简称国家体委）。政务院副总理贺龙元帅被任命为国家体委主任。在各级体委的组织领导下，群众性的体育活动的在学校、工矿企业、农村和部队迅速地蓬勃开展。羽毛球作为一项球类运动也逐步地发展起来。当时在上海、天津、福州等地以各青年会练习场或风雨操场为基地都积极地开展了羽毛球活动。福建和上海还先后举行过省市级的选拔赛。
1953年5月2日在天津举行全国篮、排、网、羽毛四项球类运动大会。羽毛球作为表演项目，参加的有华东、东北、中南、西北和火车头体协五个单位、19名运动员。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全国性的比赛，对其后中国羽毛球运动的发展起了奠基作用。获得这次表演赛各项冠军的是：男子单打为华东队的李国藩，女子单打是华北队朱延宁；男子双打是华北队的林德华、刘介仙；女子双打是中南队的卢素霞、卢素清。裁判长是张长江。
建国初期，群众性体育活动刚开始，所以参加羽毛球运动的人数基少，场地又受限制。
这时期内有一部分运动员是网球、羽毛球兼项。如华东队的李国藩、王妙松等。大部分运动员打法简单，多以压底线为主，寻找机会扣杀，技术不全面，水平较低。
1953年6月，印度尼西亚华侨组织了体育观光团来到国内，他们本来是应邀参加于5月份举行的全国四项球类运动会的，因手续拖延而误期。该团的羽毛球队由印尼的著名球星王文教、陈福寿及黄世明、苏添瑞等华侨青年组成。印华羽毛球队先后到北京、上海和刚刚获得全国羽毛球表演赛前几名的运动员比赛，但比分过于悬殊，印华队每局多以15∶0取胜。后来再去别的城市访问时，改为印华队自己表演。印华队来华献技，使国内羽毛球界及观众大开眼界，看到了当时的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羽毛球技、战术。
王文教、陈福寿、黄世明三位印尼华侨青年在参加印华球队回国访问近一年期间，看到了新中国如旭日东升，光芒万丈。尤其看到党和政府对体育事业的重视及时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的关怀，深受感动；同时也看到国内羽毛球运动技术水平非常落后，激发了他们热爱祖国和报效祖国的决心。他们在回到印尼后不久，冲破重重阻力，于1954年6月告别了父母和家庭，毅然回国。
国家体委热烈欢迎他们的归来，并1954年7月在中央体育学院建立了羽毛球班。这就是首批中国羽毛球集训队。该班最先有他们三个学员，一年后又增加了印尼归桥青年施宁安。
中央体院竞技指导科羽毛球班一开始设在天津市，住在和平区重庆道100号大院内。训练是在东马路青年会体育馆（即现在天津少年宫）。当时只有一个场地，条件很差，又没有教练，更没有有章可循的训练方法。他们就通过实践摸索和总结。在其他体育项目训练的启发下，逐步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羽毛球训练方法，如基本技术训练的单线和复线结合的方法；一般身体训练和专项身体训练相结合的方法等。并创造了适合我国运动员进行现代羽毛球运动的训练手段，这在当时国际上是没有先例的。它对后来我国羽毛球运动的训练和技术水平的提高起了较大的作用。
这支队伍除了自己训练提高外，还经常抽出时间下基层辅导。1955年夏天，他们应北京市体委的邀请来到首都，时而在各大机关，时而又到工厂、企业进行表演、辅导，时间长达一个月之久。他们高超的技术和优良的作风给首都羽毛球爱好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推动北京市羽毛球运动的普及作出了贡献。
1955年底，该羽毛球班迁至北京先农坛体育场。
二、国内竞赛和训练体制的建立
为了进一步推动我国羽毛球运动的发展，国家体委从1956年起规定每年举行一次全国性比赛，所设项目一般有男子单打、女子单打、男子双打和女子双打。由于此项运动在我国还处在起步阶段，所以竞赛规程每年都有变化。
1956年5月20日至6月5日在天津举行第一次全国羽毛球比赛。参加单位有北京、天津、上海、沈阳、南京、福州、厦门、武汉、重庆、广州、青岛等11个城市，男运动员49人，女运动员29人。他们绝大部分来自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的归侨青年。中央体育学院竞技指导科王文教等四名运动员代表北京二队参加比赛。男女单打采用分组双败淘汰制，各组前四名参加第二阶段决赛。男女双打均采用双败淘汰赛。裁判长为王树楷。男子单打前四名均由北京二队（即中央体院竞技指导科队）的王文教、黄世明、陈福寿、施宁安所夺得。他们基本技术较全面，体力好，战术灵活，水平明显高于其他省市运动员。女子水平比较接近，基本技术都不够全面。获其他单项前三名的是：女子单打为福州的林小玉、上海的郑志英、厦门的郑翠琼；男子双打是北京二队的王文教、陈福寿，北京一队的林德华、刘介寿，广州队的徐权芳、詹裕海；女子双打是上海的白志丹、关志英、厦门的黄彬、郑翠琼，福州的林小玉、林秀亮。
1957年5月12日至31日在上海举行了有北京、上海、广州、南京、福州、厦门六城市参加的全国羽毛球比赛，共有运动员63名，其中男运动员47名。当时中央体院竞技指导科羽毛球班下放到福建，以福州一队名义参加比赛。他们四人的基本技术更趋熟练。其他进入复赛的男运动员技术上也有提高并趋向全面，能针对对方弱点发动进攻，体力也有所增强，但比以上四名运动员的技术、体力、速度还略逊一筹。女运动员中，前四名运动员的技术提高显著，基本动作掌握较全面，球路多变。其他女运动员中有一部分是新手，尚不成熟。从总的来看，基本技术还不够全面，一般的会攻不会守，会守不会攻，球路变化不大，高远球打得不理想，尤其在被动时，不会采用过渡技术变被动为主动。大部分运动员暴露出反拍差的弱点，步法也比较凌乱，耐力不足。双打大多配合不好。比赛单打的前三名是：男子单打为福州一队的陈福寿、王文教、黄世明；女子单打是福州二队的林小玉、厦门的郑翠琼、福州二队的林秀亮，男子双打是福州二队的黄世明、施宁安，福州一队的杨人燧、林建成；女子双打是厦门的郑翠琼、黄彬，上海队的郑志英、白志丹。
1958年9月14日至10月3日在武汉举行了北京、上海、天津、广州、福州、厦门、南京、武汉、成都、桂林、杭州等11个城市羽毛球比赛，共有66名运动员（男36名，女30名）参加。这由比赛增设了混合双打。裁判长为王树楷。
从这届比赛看，运动员技术水平普遍有所提高，四名原国家队队员的绝对优势受到挑战。技术提高主要表现在基本技术进一步熟练，打法呈现多样化的趋势，发球技术大为改观，不但高远球发得好，还能发小球和平球，发球准确率也大大提高。据10人10场次统计，211次发球中好球197次，占93%。反手击球也有明显提高，不仅能低手还击，也能高空还击。击球的速度和力量有了明显的加强，既能杀球，也能吊球。不少运动员掌握了头顶击球技术，加强了进攻的主动性。双打的配合和击球速度有所增强，无论在刚发球和比赛进行中都能快速进攻。但也暴露了一些问题，如拉吊四方球不好，难于拉开对方进行更有效的进攻。不注意高远球及扣杀球的落点，往往打中路多，左右边线少，所以威胁性不大。有些动动员位置站不好，击球之后不能及时回到中心位置，造成顾此失彼。有些则战术不活，只一味地攻对方的反拍，却不顾这是否是对方的弱点。双打中，女队在配合上无论进攻或防守，均采用前后站位，不利于防守和守中反攻。男队一般都掌握了攻防轮转的灵活方位，但发球和第三拍质量不高，进攻的连续性及防转攻的意识不强。福州队的王文教、陈家琰分获男女单打冠军，男女双打和混合双打冠军也被福州队的王文教和陈福寿、陈家琰和王美宋以及陈福寿与陈家琰夺得。
1956年、1957年，福建、上海先后成立了羽毛球集训队，原中央体院竞技指导科羽毛球班的四名学员分到这两个队继续从事训练。这种训练体制的特点是较长期地集中训练，这样既便于管理，又有利于运动员全年有计划地进行系统训练，促进我国羽毛球运动技术水平的更快提高。这种作法很快推广到全国其他省市。
1958年在武汉举办了全国十一个城市的羽毛球比赛后，为了迎接新中国成立十年大庆及第一届全国运动会的召开，全国共有21个省、市、自治区先后建立了羽毛球集训队。当时，各队之间为了互相促进，经常进行埠际互访赛和邀请赛。其中天津、上海先后接待了福建、上海、广东、湖南、八一、安徽、江苏、山西队的来访比赛。京、津两地还定期组织双边互访赛，相互交流经验，共同提高技术水平。
当时在全国影响较大的是1958年底在上海举行的有上海、福建、广东、湖南四个队参加的邀请赛，福建男、女队三战三捷，力克群雄。上海队施宁安以柔克刚，战败全国冠军福建队王文教。在1959年举行的福建、天津互访赛中，河北新手吴天想、戴东豪力胜全国羽毛球双打冠军福建队王文教、陈福寿。有年轻新手对名将的冲击，促进了全国羽毛球运动员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对迅速提高我国羽毛球运动技术水平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959年2月在广州举行了首次全国少年羽毛球比赛，男女单打冠军分别由广东的徐权亨和福建的陈丽娟夺得。
为了进一步促进我国羽毛球运动的开展和加速提高运动技术水平，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决定于1958年9月11日在武汉市召开中国羽毛球协会的成立大会。羽毛球协会的委员由积压地推荐后经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批准同意，委员名单为：主席任思治（国家体委）、副主席林启武（北京）、郭德观（北京）；委员为：王文教（福建）、王树楷（天津）、成仞千（福建）、梁光福（广州）、林丰玉（福建）。
三、开展国际交往和国内第一次大检阅
为了学习国际上的先进羽毛球技术，促进我国羽毛球运动技术水平的提高，中国羽毛球队从50年代中开始了国际往来。根据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两国有关的体育交流协议，1956年7月以因·齐曼为团长、林丰玉为教练的印尼羽毛球代表团一行10人来华访问。6名男运动员为奥立、杜当、玛斯杜基、李宝灿、张祥道、吴祥木；女运动员为王凤娘、魏英娘。印尼国家队是当时世界高水平的羽毛球队。他们先后到北京、天津、沈阳、上海、广州等地进行了比赛。国家体委在当年全国比赛的基础上选拔组成国家队在北京迎战客队。
印尼队在我国赛50场，印尼胜44场，负6场。与印尼队相比，我国家队在单打上差距较大，主要是失误多，显得不稳。王文教和陈福寿分别以0∶2负于印尼队的奥立和李定灿。
男子双打则互有胜负。我国女队均败于印尼队拍下。
1957年3月28日我国派出以彭恒文为领队，王文教、陈福寿、黄世明、施宁安为运动员的中国羽毛球队回访印尼。共访问了八个城市，进行了九次45场比赛，其中单打28场，双打17场。我队胜七次30场，负两次15场。
这次出访和印尼队来华相比，中国队有很大的提高，运动员基本上发挥了水平。比赛前对方对中国队来访不予重视，他们的羽总负责人对买不到票的观众讲：“一边倒的球，看了也不精彩”。比赛结果，王文教对印尼冠军陈有福第一局以14∶9领先，后因经验不足由进攻转入防守，遂使陈有福有机会转败为胜。王文教虽然输了，但说明两国运动员的水平接近。
之后，王文教以顽强的斗志在落后的逆境中沉着应战，仅以2∶0打败印尼名将埃第尤素夫。
通过这次比赛暴露了中国队技术不够全国。有的能攻不能守，攻球队的得分率也不高，失误较多；有的杀球不多不狠，步法也较凌乱。双打发球的质量不高，失误较多，变化较少。但中国队的体力好，在印尼的炎热天气下，在激烈的比赛中仍能保持充沛的体力，每次比赛，每个运动员至少要打一场单打和一场双打，均能发挥技术水平。
中国队访问印尼归来途经缅甸，赛了两场，大获全胜。
1957年6月21日，国家体委收到前苏联体委的电报称：“根据今年4月通过的阿法纳西也夫（注：当时前苏联国家体委的顾问）事先谈妥的协议，请告知是否可能派四名羽毛球专家于7月初赴前苏联作为期三周的访问，交流组织世界青年联欢节运动比赛中羽毛球队比赛裁判的经验。最好能举行单打和双打的示范表演并解答我国教练与裁判技术上的疑问，我们担负一切赴苏及在苏期间的费用。”
1957年7月4日，国家体委回电前苏联体委：“根据你们6月21日来电中所提出的要求，我羽毛球队领队兼指导兼裁判林启武，队员王文教、陈福寿、黄世明、施宁安等五人将于7月8日乘飞机赴莫斯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