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苦学
傅鹰，1902年1月19日出生在北京，祖籍福州。他的童年是在北京度过的。
1916年，他进北京汇文学校读书。那时候，他挺喜欢体育，爱游泳、踢足球，学习成绩并不好，常常只够及格。他曾回忆道：“那时候，我父亲时常教训我，为人应能自立，不能靠父兄余荫。”
后来，傅鹰对化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以为，化学是与人关系最密切的科学之一，衣、食、住、行样样都跟化学有关系。他决心研究化学。1919年，他考入北京的燕京大学化学系。1922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美国密执安州立大学。3年后，入密执安大学研究院，在美国著名胶体化学家巴特尔教授的指导下工作。
他在美国，没有“靠父兄余荫”，而是半工半读。在寒、暑假里做工，用得来的一点钱维持生活。他渐渐懂得了生活的艰辛。
一开始，许多美国同学瞧不起这个中国学生，说中国人是“低能儿”。
不久，同学们就发现，傅鹰是个“怪人”：他常常只带点面包和咖啡，钻进实验室里，一进去就两三天不出来，整天整夜地做实验，困了就在长椅上躺一会儿。一直到实验做完，才从实验室里出来。
期终考试的时候，傅鹰名列前茅。这时候，美国同学们竖起大拇指说：“Fu！Fu！”（Fu即傅）
1928年，傅鹰26岁，获得科学博士学位。
傅鹰的博士论文，引起了美国化学界的注意。在胶体化学上，有一条“特拉波规则”，说“吸附量随溶质的碳氢链的增加而有规律地增加”。但是，傅鹰却用实验证明，在一定的条件下，恰恰相反，“吸附量随溶质碳氢链的增加而减少”！
这一发现，引起了美国化学界的注意，也充分说明了中国人并不是“低能儿”。从此，美国同学对傅鹰另眼相看了。
1927年，密执安州立大学新来了一个中国女学生，才18岁。她个子不高，瘦瘦的，一双眼睛乌亮，不过，她的表情十分严肃，脸上难得出现笑容。
老师把她分配在傅鹰的实验室，桌对桌。照理，远在异乡异国，两位中国同学相见，应该格外亲切。可这位女同学只跟傅鹰点点头，打个招呼，什么话也不说。
这个女同学也很用功。有一个星期天，美国女同学拉她去看球赛，她不去，说：“我是到美来读书的，不是来看球赛的！”就自己朝实验室走去。
在做实验的时候，不慎把一瓶水银碰倒了，水银洒到水泥地上。这时，她紧张地“啊哟”了一声。
她的叫声，惊动了傅鹰。水银是有毒的液态金属，很容易蒸发，人吸进去会中毒的。水银像荷叶上的水珠似的，洒满一地。傅鹰赶紧跑过来，蹲了下来，用滤纸把水银珠一颗颗舀起来，倒进瓶子里。最后，又往地下撒了硫磺粉，使那些无法舀起来的水银细珠变为不易挥发的硫化汞。傅鹰忙得满头大汗，那位女同学不好意思地对他说了声“谢谢”。从此，他们之间有了来往，慢慢地熟悉起来。
这位女同学叫张锦，生于1910年，山东无棣县人。
这是一位脾气倔强的姑娘。她认为男女一样，女同学也可以像男同学那样去留洋，学习科学，将来成为居里夫人那样的女科学家。
傅鹰获得博士学位之后，美国一家化学公司很器重他，愿以优厚的待遇，聘请他来公司工作，条件只有一个——要他长期在那里任职。
傅鹰是怎样答复这家公司的呢？后来，在他亲笔所写的回忆材料中，有这样一段话：“我和张锦商量，她说我们花了中国的很多钱到国外留学，不是件容易事。现在如留在国外，为外国人做事，对不起中国人。我听了她的话，就谢绝了那个公司。”
张锦的话虽然不多，但是那么诚挚，那么可贵啊！傅鹰为有这样一位志同道合的同胞同学而高兴，他决心把自己的知识贡献给祖国。
1929年夏天，傅鹰动身回国。在漫长的航行中，他写了一首词，寄给张锦。其中有这样一句：“待归来整理旧山河，同努力！”
1933年，张锦也在美国获得科学博士学位，当时她才23岁！第二年秋天，她也回国了。
救国之梦
1935年，傅鹰和张锦结婚了。那时，他们都在重庆大学教书，傅鹰担任化工系主任。有一天，张锦的哥哥张锐到重庆看望他们，大为惊讶。他们的卧室，只不过十来个平方米。房间里铺着两张单人床，床下各放着一只旧皮箱。每人床头，都放着一只大竹篓。篓里是什么东西呢？满满的都是木炭！卧室外面，有一间“书房”，也只有六七平方米，放着两张课桌。房间里到处是书、杂志、报纸。傅鹰和张锦穿着一样的灰色粗布长衫，跟在美国时判若两人。
傅鹰看到张锐惊异的神情，坦然地指着自己的长衫说，这是用“爱国布”做的。因为当时提倡国货，他们俩就买了一块“爱国布”，各做了一件长衫。
张锐指着床头竹篓里的木炭问道：“天气又不冷，买这么多木炭干什么？”
傅鹰笑道：“从胶体化学的角度来看，木炭具有很大的表面面积，吸附能力很强，它可以吸收房间里的湿气。”
张锦马上补充说：“还能吸收臭气！”
说完，三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在重庆大学，傅鹰和张锦埋头于教学、读书，几乎不参加当时社会上的种种活动。尽管有人背地里说这对年轻夫妇有“怪癖”，他们听到了也置之不理。后来，傅鹰曾回忆道：“学校里充满了派系的明争暗斗。几年中我极力避免加入这种斗争，只尽我们力量将书教好，因为那时我还有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的天真想法，而不晓得政治不上轨道的情况下，教育和科学的发展是不可能的。”
1939年，他们应厦门大学校长萨本栋的邀请，来到厦门大学（当时设在长汀）任教。1941年，傅鹰担任了厦门大学教务长和理工学院院长。萨本栋因为自己身体不好，曾几次推荐他接任校长。为这件事，国民党特务头子陈立夫要劝说傅鹰加入国民党。傅鹰却借口外出招生，避而不见，让陈立夫空等了几天，非常恼火。傅鹰倔强地说：“如果当校长一定要加入国民党，那我宁可不当校长。”
这样一来，傅鹰很难再在厦门大学待下去了。1944年，他和张锦又回到重庆大学。但是，他没有想到，在国民党腐败政府统治下，重庆大学也是一片漆黑。正如他自己所说：“到了重庆，耳闻目睹，没有一件可以使人痛快的事。要想活下去，就得同流合污，心实不甘。”在这种苦闷的、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的“教育救国”的理想也成了泡影。他动了到美国去作研究的念头。
1944年底，傅鹰夫妇离开了腐败不堪的旧中国，经印度飞往美国。
驰骋在胶体化学领域
在美国，傅鹰迷醉于胶体化学的研究。胶体化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是物理化学的一个分科。它专门研究胶体溶液的特殊性能。胶体溶液是直径在10-5～10-7厘米之间的微粒，均匀分散在介质中所形成的。它的研究范围很广，泥浆、胶液、牛奶以及烟雾，都属于“胶体”。它是一门与国民经济密切相关的科学。
傅鹰再度来到密执安大学，学术上已经成熟。所以，他除了自己做研究工作之外，还指导3位美国研究生：汉森、杜贝、托马斯，进行胶体化学研究，使他们都获得了博士学位。汉森后来成为美国一所州立大学化学系主任。现在担任美国厄木斯研究所所长兼美国能源部阿米斯实验室主任。
傅鹰在学术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
他研究了“液体对固体的润湿热”；
他发表了关于“利用润湿热测定固体粉末比表面的热化学方法”，被认为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他首次确切地证明“自溶液中的吸附和自气相中的吸附一样，吸附层也可以是多分子层的”；他发现了“温度对自溶液中吸附的特殊效应”；他研究了“胶体自气相吸附脂肪胺的热力学”；论文接二连三地发表，傅鹰这个名字不断出现在美国的化学杂志上，成了美国化学界的著名人士。
就在这个时候，传来了万里之外的长江上的炮声。
那是在1949年4月20日至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挥师南下，百万雄兵过大江。当时，在长江上的英国军舰，竟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开炮。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了英勇还击，打伤了英舰“紫石英号”。其余的见势不妙，赶紧夹着尾巴溜走了。
这消息随着无线电波，立即传遍了全世界。
傅鹰深深地感到，这次是真正的革命，不是一般的改朝换代。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再也不作洋人的奴隶了。傅鹰跟张锦商量。妻子的胸膛里，也跳动着一颗爱国的心。5年来，他们日夜思念着苦难中的祖国和亲人，他们多么希望中国出现一个自强不息的政府，多么希望祖国强盛起来啊！这一天终于来到了，他们想，祖国有了希望，迫切需要科学，应该尽快回到祖国的怀抱。
傅鹰夫妇的决定，在美国科学界引起了种种议论。有人说，离美回国，就好比一颗饱满的种子落进了贫瘠的土地。傅鹰的导师巴特尔一再挽留他们。这都不能打动怀有一颗热烈的爱国心的傅鹰教授。这时候，正值张锦怀孕，很多朋友劝他们晚一点回国。这不仅是为了张锦路上安全，而且也是为了下一代——因为按照美国的规定，凡是在美国出生的婴儿，即可成为美国的公民，可以获得美国国籍。有些人为了使儿女获得美国国籍，还特地赶到美国分娩呢！然而，傅鹰却认为，我的子女身上流着中华民族的血液，炎黄子孙干吗要去入美国国籍呢？
就这样，1950年8月下旬，傅鹰夫妇在旧金山登上“威尔逊号”客轮，横渡波浪万顷的太平洋，朝着祖国的怀抱驰来。
献身祖国
傅鹰夫妇回国后，受到党和人民的欢迎。他们俩都成了北京大学化学系的教授，把毕生的精力贡献给了祖国的科学事业和教育事业。
1954年，傅鹰教授在北京大学化学系，建立了我国第一个胶体化学专业。1956年，为了加强基础课教学，他亲自为化学系一年级的学生讲普通化学。为教好这门课，他花费了很多心血，付出了巨大的劳动，亲自编写讲义《普通化学》，经常备课至深夜。他讲课注意抓重点，深入浅出，生动活泼，学生们都爱听傅教授讲课。例如，他讲什么是化学，从学生们身边的事儿说起，又浅近，又易懂：“一家大百货商店的橱窗里陈列着一件很漂亮的旗袍，过往的人们全要看它一眼。同是一件旗袍，但是对于观众所引起的感想却不一样。一个经济学家会想到这件衣服的价钱和利润，历史学家联想到服装变迁的沿革。一个化学家所注意的却是这件衣服的材料——丝、棉、人造丝，所用的是哪一种染料，会不会脱色等。从这个例子就可以看出化学家有点与众不同，他所注意的全是一些与物质有关系的问题。由此可知化学是一种研究物质的科学。”
傅鹰教授长期从事教学，有丰富的教学经验。他讲课时，除了讲述基础知识之外，还常常讲在这门科学中哪些问题现在还没有搞清楚，需要进一步研究。当他讲着这些科学上的“X”的时候，总是用期待的目光看着学生们，然后语重心长地说；“解决这些难题的重担，落在你们这一代肩上了。”他在讲义中，也多处写道：“这些难题，有待于新中国的青年化学家们努力啊！”“谁敢说我们的青年化学家不能圆满地解决这个重要问题呢？”他就这样，不仅教导学生们掌握牢固的基础知识；还启发、引导、鼓励学生们在向科学进军的征途上，不断地去探索，攀登！
傅鹰教授还给胶体化学专业的青年教师和学生专门开设了一门课——化学热力学，并且写出了《化学热力学导论》一书。在教学过程中，他积极试验以自学为主，加强运算训练的新教学方法，培养学生独立工作的能力。
傅鹰博览群书，知识渊博。他古文很好，闲时爱读《古文观止》和唐诗；他还懂英、俄、德、法等几门外语。他曾经主讲过无机化学、物理化学、胶体化学、化学热力学、化学动力学、统计力学、吸附作用等课程。像他这样学深识广、能够讲授这样多课程的教授是不多见的。他的研究生、学生，已经成为北京大学、山东大学、南京大学、厦门大学等高等院校化学系的骨干；并且遍布我国一些化学研究机构。
傅鹰教授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他对于如何发展我国胶体化学有许多设想。他对教学和科研工作的看法，直言不讳。
1976年秋天，“四人帮”被粉碎了。傅鹰的脸上，露出多年不见的笑容。他是三届、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在五届全国政协会议上，他被选为常委。
1977年5月，傅鹰不能说话，被送进医院，诊断为脑溢血。1979年9月7日下午9时，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终年7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