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耀六年（263年），掌握魏国实权的司马昭看到蜀汉政权已面临土崩瓦解之势，遂决定出师灭蜀。这年冬，他派钟会率兵十万，由汉中趋剑阁；命邓艾领众三万，自狄道入蜀。几路大军中，邓艾一支首先获得成功。他一路攀木缘崖，冒险而进，渡阴平，陷江油，下绵竹，长趋直入，逼近成都。
对于这种危急局面的出现，后主刘禅事先毫无思想准备。黄皓等人愚弄他，屡进鬼巫之说。刘禅真的以为敌人不会来攻，故不作任何防备。待魏兵猝至，百姓迸散，刘禅才慌了手脚，急忙召集群臣会议，商讨对策。由于形势急迫，“不与政事”的谯周也例外地被召参加了会议。
群臣商议了许多，意见不能统一。这个说，吴蜀两国是联盟，东奔吴国是有条出路；那个讲，南中七郡，阻险斗绝，易守难攻，南下或许死而复生。争争吵吵，议论纷纷，举朝上下，不知如何是好。
这时，谯周别树一帜，提出降魏的主张。他认为，东奔吴国的意见不能成立。魏吴两国，实力相差悬殊，魏能并吴，吴不能并魏，已成定局。投奔吴国是称臣，投降魏国，也是称臣，与其向小国称臣，不如向大国称臣，以免受再辱之耻。至于南下，也不是好办法。首先，大敌逼近，人心离散，恐怕无人愿意南行。再说，魏人此行誓在灭蜀，陷落成都也不会放弃南下追击的机会。况且南中诸夷，平时犹不安定。如果据守此地，增征贡赋，也就会激起他们的反叛。所以，乘没有势衰力竭的时候投降魏国，可以得到优待。这是唯一明智的选择。
谯周的主张代表了益州地主集团的普遍情绪。他们早已对蜀汉政权失去了希望，认为这一外来政权，给他们带来的只是灾难，从未有过任何的好处。在被解除太子家令职务不久，谯周曾与蜀郡学者杜琼一起散布过曹魏代汉是天意的言论。后来，谯周屡次在刘备、刘禅的名字上作文章，说什么：“先主讳备，其训具也；后主讳禅，其训授也，如言刘已备矣，当授与人也”（《三国志·杜琼传》）。意思是讲，蜀汉政权的寿命在刘备时代就该结束了，刘禅只有等待被别人消灭的分了。
经过谯周的反复劝说，刘禅听从了降魏的建议。由于谯周主降有功，司马昭封他为阳城亭侯。晋武帝代魏后，谯周几次被加官，历任骑都尉、散骑常侍等职务。泰始六年（270年），他病死在洛阳，终年69岁。
后世的许多史学家对谯周诱劝刘禅不战而降的作法，给予了指责。孙盛在对蜀汉实力进行分析之后，认为当时如果没有谯周的劝降，蜀国是不会灭亡的。
儒学大师
据《三国志·谯周传》记载，谯周生前撰写学术著作多种，计百余篇。之后，这些著作陆续散失，到唐初作《隋书·经籍志》时，时人所见的书目只有《论语注》（十卷），《三巴记》（一卷），《谯子法训》（八卷），《古史考》（二十五卷），和《五经然否论》（五卷）五种了。《论语注》和《三巴记》两书，今不存。现在能够见到的其他三种，且都是后人的辑本。
《谯子法训》，原书亡佚。明人陶宗仪、清人严可均各录有辑本，但均搜括不足，除《齐交篇》有篇名外，余者皆为散条。此书以有关道德修养、男婚女嫁、治学自力等方面的内容为主，属格言性质的书籍。
《五经然否论》，原书亡佚。朱彝尊、马国翰等人皆有辑本，其中以蔡映台搜罗最多，计七条。仅就辑录所知，该书以诠解古代礼仪制度的内容为主，属典制一类的著作。
《古史考》，原书亡于宋元之际。清人章宗源据诸书辑录一卷，得九十一条。该辑本刊于平津馆丛书之中，书前有孙星衍序文一篇。这是一部古史考证性质的书籍，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据《晋书·司马彪传》记载，谯周撰写此书的主要目的是为司马迁的《史记》纠谬。谯周认为《史记》周秦以上的部分，有很多内容采用民间传说和百家之言，因此与经典文献的出入较大。他凭据旧典，对此一一进行了订正。以后唐朝人把它归在考史书类，作为附录与《史记》并行于世。它的许多成果被后来的《史记》三家注所吸收利用，成为章氏辑本的主要依据。
《古史考》对《史记》的考证、评述甚详。清人姚振宗在《隋书·经籍志考证》中讲：“是书专为考《史记》百三十篇而作，每篇皆有所考。”裴骃的《史记集解》，在《楚世家》楚之先人“坼剖而产”句下引干宝语云：“先儒学士多疑此事。谯允南通才达学，精核数理者也，作古史考，以为作者妄记，废而不论。”这条材料证明，只有当谯周以为作者妄记处才废而不论，可见姚氏的说法并非妄断。《古史考》对于《史记》的研究，大致有这样几种情况：第一是对史记的某些记载提出怀疑。如《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把公伯僚列为孔子的弟子。谯周认为有误，说：“疑公伯僚是谗愬之人，孔子不责而云其如命何，非弟子之法也。今亦列比七十二贤之数，盖太史公误。”第二是对某些史实给予补充和解释。如《苏秦列传》中，苏秦嫂有“见季子位高金多”语，谯周补充说：“苏秦字季子”，比“其嫂呼小叔为季子”的解释更为合理。对《齐世家》中“太公望吕尚”句，补充说：“姓姜，名牙。”对于吕尚的经历，补充说：“吕望尝屠牛于朝歌，卖饮于孟津。”在《张仪列传》中有“苴蜀相攻击”句，谯周解释说：“益州天苴读为包黎之包，音与巴相近，以为今之巴郡。”第三是对某些历史事件进行评论。如对吕不韦以千金行贿事论说道：“以诈获爵，故曰窃也。”对司马迁说“驺衍其言虽不轨，傥亦有牛鼎之意乎”评论说：“观太史公此论，是其爱奇之甚。”其实，《古史考》所涉及的内容不止是《史记》，据章宗源讲：“（古史考）又兼及后汉事，不独纠迁书矣。”总之，它是一部用力很深的考史名著，对后世历史考证学的发展影响很大。只是原书亡佚，后人已难看到它的全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