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危机加深，中国制造业何去何从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是一个光明的季节，也是一个黑暗的季节；我们的前途有着一切，我们的前途一无所有……”对于金融危机冲击下的中国制造业，狄更斯《双城记》中的这段话，或许最能代表中国制造业的种种分野：有人视线所及，皆被危机的阴影所笼罩；也有人目光灼灼，将伪装成无解难题的大好机会逐一还原。
愈演愈烈的全球金融危机已经对中国的实体经济造成影响，首当其冲的是外部市场需求大幅减弱对中国制造业的影响。全球金融危机大环境之下，对于制造业个体来说，危险是必然存在的，但也可能是机遇的来临，危机和机遇是双双并存的。关键就是工厂企业的管理层如何看待危机，以什么样的心态应对危机，采取啥样的措施抓住机遇。
这次金融危机是怎样影响中国的制造业，影响程度有多厉害？
这场百年难遇的金融危机也许将改变美国和美国人的生活。美国人可能将从此捂紧钱袋子学会过“苦日子”。而正是美国人和欧洲人消费能力的锐减，使得中国沿海地区的出口导向型企业面临产能过剩的巨大挑战。中国传统的制造业积聚重镇温州和东莞等地的加工制造型企业纷纷倒闭就是这一风暴直接导致的结果。而这种趋势暂时还看不到结束的任何迹象。
但可以想见，未来几年内我国许多以出口为主的制造业企业不得不调转方向，由出口转为内需，在更广阔的国内市场寻求发展空间；在传统制造业领域，包括灯饰和陶瓷等行业，国内的企业将经历一番惊心动魄的洗牌过程，并由产品竞争、渠道竞争、品牌竞争上升到综合实力竞争的阶段，一批真正具备综合竞争力的企业将在血雨腥风中崛起。
在完成对全球最具潜力的国内市场的洗牌之后，一批具备跨国公司素质的企业将浮出水面，并开始昂首走向国际市场。那将是中国企业一次更加壮美的远行，他们将把“中国创造”的产品及品牌再一次带到美国及其他国际市场，中国作为新一代崛起的大国将以中国品牌作为开道车，在全世界消费者面前展示自己的实力。为数众多的“中国制造”企业立即就被摆到了十字路口。要么停产倒闭，要么另辟蹊径。
在天津举行的第五届中国制造业管理论坛中，很多企业管理层都清醒地表达了看法。在全球金融危机下，中国制造业企业不应过多抱怨外部环境，而更需要“积极自救”的思维模式。面对危机积极反思企业问题，迅速做出战略调整；进一步加大自主创新和精细化管理；同时，抓住国家扩大内需政策和国际产业转移带来的机遇，拓展发展新空间。
面对中国制造业未来的发展战略定位及发展基础，中国的经济学家、制造企业的高层领导们正在进行着热烈的讨论，努力为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寻找良策。
一、金融危机之下，现金流为王，财务稳健是根本应对之道。
金融危机首先打击的是消费信心，但具体到企业运营层面，最受考验的还是企业的现金流。销售下降、库存增加，紧接着就是货款回笼出现问题，资金周转不灵。
在现金流为王的时期，企业要想立于不败之地，惟一的办法就是在平时企业经营管理中奉行稳健的财务政策。为保现金流，企业通常会做几件事。一是削减成本，省下来的钱就是利润或减亏；二是紧缩对下游的授信；三是缩短账期、清收应收账款，加速资金回流；四是清库存，尽快将库存变现。
李嘉诚给中国制造业上了一堂很好的课；在危机到来时，他把东莞的制衣厂关闭了。他并不是没有钱，他现在的收缩是在等待时机成熟时更好地进行扩张。创维能够在近几年的风风雨雨之中生存下来并持续发展，靠得就是一贯奉行财务稳健的原则。
二、制造企业老板应冷静反思问题，迅速调整战略。
在全球经济放缓的大背景下，制造业外部需求减弱，创造效益越来越困难，制造业产能面临重新调整。冷静地正视危机，迅速调整企业战略应对危机成为很多优秀企业的选择。
制造企业首先需要反思战略方向，在财务和成本上进行调整，尽可能减少库存释放现金，消除浪费，收缩不创造价值的活动，为未来的生存做好准备。在这些调整的基础上寻找战略机会。
这次危机到来，首先暴露出一些企业基础管理的缺失和弱化，在这样的时刻更应该静下心来，进行基础管理的补课。比如精益管理是企业生产的好的方法，然而很多企业做不到位，浪费大成本大，这样本来利润低的情况下，企业很难做下去。如果企业从一开始就将基础管理细化，就能比较从容应对危机。
制造企业战略存在问题。很多企业只看到眼前的利益，不能企划未来。企业应该不断能够预测未来问题和做出应对准备，危机面前有预应能力，就不会手忙脚乱。
三、创新是制造业的生命力。苦练内功，加大自主创新、精益管理。
每一次经济危机都是优胜劣汰的过程，好的企业不断创新生产研发，提升管理模式，增加人才储备，竞争优势就会充分体现，而只靠低成本扩张的企业很快就会被淘汰掉，这样合理的有序制造业经济秩序才能建立。因此，企业需要练好内功，才能更加适应环境变化。
当前这种大的危机形势下，推行精益管理是非常必要的。第一精益管理是自救的思维模式。具体表现流程优化，避免浪费，极大程度上提高效率，创造价值。当市场萎缩后采取内部挖潜、避免浪费、增加利润、提高效益，对所有企业——不论制造业和服务业，都非常必要。
有些制造企业为什么受这次金融危机的影响很小？反观这些企业最大的特点是拥有核心技术。即使欧美市场有所变化，但增值的核心技术是不可取代的，因此自主创新能力强的企业生命力就强。
目前，尽管我国制造业的技术创新有所提高，但自主开发能力仍较薄弱，研发投入总体不足，缺乏世界一流的研发资源和技术知识，对国外先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创新不足，亟待提升。不但与世界发达国家存在很大差距，而且与新兴市场国家也有一定差距。
四、机遇和风险共存。制造企业应抓住政策机遇、国际产业转移机遇。
危机背后意味着机遇。专家和企业界人士分析，在这次危机中，优秀的企业能够快速抓住危机背后的机遇，其中需要密切关注国家拉动内需的政策机会以及由危机造成的国际产业转移的机遇。
在一个市场上，当别人都在收缩以准备过冬时，早已准备好“棉衣”的企业这个时候恰恰迎来了一个低成本扩张的机遇。
市场大热的时候，大家都在拼命生产，原材料价格一波接一波地上涨。现在，大多数人都被库存套住了，原材料也像过山车一样大幅下降，就像铜价，高的时候七八万一吨，现在降到了两万多。这个时候如果原先一直保持谨慎，没有库存压力的话，新生产的产品成本就会低很多，相应地，在市场上也就可以有一个更具竞争力的价格。显然大家都面对着金融危机带来的压力，但在这种此消彼长之间，市场竞争的格局也就悄然发生了转变。
国家实行了宽松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出台了拉动内需的十项措施，一方面缓解了资金压力，另一方面为企业打开了市场。此外，由于西方国家经济形势的持续恶化，西方国家的制造业不景气，给中国制造业发展带来历史性发展契机。全球制造业将重新布局，在生存和利润的压力下，西方国家制造业将加速向亚太新兴市场转移，这势必推进中国产业部门尤其是制造业结构的优化。
国家拉动内需增加投资的政策，更多地考虑到企业的发展，从生产型增值税调整到消费型增值税后，以前企业投资好的设备资金负担较大，现在税收可以抵扣一部分成本，这样企业投资的意愿加大。另外，农村市场为最近我国发展重点，农村市场发展需要很多生产材料，我们企业的很多产品在农村改造中打开了市场。
对于国内的制造企业来说，目前的机会不仅体现在具体市场上，更体现在体系建设上。当前，政府的主导思路是借此次金融危机，完成国内市场从以沿海拉动为主的单元化市场格局向完整市场的转型。过去，我们是通过外需在沿海吸引大量的内地劳动力形成沿海消费拉动的格局，现在，无论是家电下乡还是汽车下乡，都是政府以补助的形式帮助形成内地消费拉动。在新的形势下，对于企业向二三级市场延伸渠道、建立服务和物流配送等体系等工作来说，将是一次难得的机遇。
拉动内需政策支持毫无疑问会加大企业投资的力度，可以从国外将生产线快速移到中国，同时将核心业务研发中心的总部移到中国，推进核心技术的转移也是一个战略性的转变。
中国新执行的税收减免和设备减税税收政策可以为企业节省一些资金投入，17％的设备税可以减免或者抵扣一些税收，这样企业在作项目分析的时候，很容易得到董事会的批准，对于国内战略转移是很大的促进。一些企业的研发中心在国外，借着这个机会将研发调整到中国来，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启动战略调整。
五、面对危机，企业家思维创新，把握机会反向操作。
危机中深藏着机遇。看到了机会，又应该如何去把握？
创维老总刘棠枝给予支招。创维制定的是基于现金流的反向营销策略。在产品定价时将生产加工费用和企业的管理费用都加进去，这是在市场形势好的时候的通常做法。但是在市场形势不好的时候，惟一的判断标准，就是卖出产品时现金是正流入还是流出，如果是正流入就卖，即使流入一分钱也要卖。在金融危机的情况下，因为厂房、机器设备这些固定投入早就在那里了，用不用都要折旧。别人都在收缩规模，原材料价格是大幅下跌的。通过现金的正流入，就可以在别人收缩的时候，购买更多便宜的原材料，生产更多更便宜的产品，进一步扩大自己在市场上的优势。
创维主要通过三种商业模式的创新来具体实施这一策略。一是将价格体系从原先的橄榄型改为哑铃型，中低端产品价格往下拉，适应普罗大众当前低消费的趋势，重在走量和回收资金；高端产品的消费群对价格不敏感，所以这部分价格维持不变。二是拿55英寸液晶彩电做试点，推行订购模式，将55英寸液晶彩电的价格定在别人52英寸的价位上，推行先付订金后交货的订款模式，减少库存对资金的占用。三是主推酷开电视这个新品，既提供电视机硬件，又提供家庭需要的部分娱乐内容，拉升销售毛利。
格兰仕老总俞尧昌反向操作思维主要表现在吸纳人才方面，危机来了，别人是在裁员，格兰仕则是加大力度挖人。格兰仕在香港、日本等地请了8家猎头公司，展开全球挖人行动，而且不是一个个地挖，而是一组一组地将人才挖进来。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格兰仕就能够以较低的成本挖人来为格兰仕服务，迅速提高核心研发能力。
金融危机的加深，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影响还见不到底。对中国整个制造业来说必将是一个脱胎换骨的疼痛期，是一次蜕变的过程。中国制造业整体来说是不会塌陷的。但对于个体的制造企业却因不同的境况会有不同的结局，是死是活那全靠企业自身的经营能力了。
2.社会稳定的隐患，
农民工、大学生失业潮
2009年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一年，同样2009年也是中国就业和劳动保障最困难的一年。中央政府制定了8%的经济增长目标，相对2008年降低了一个百分点，也就是说2009年中国将会有近千万失业者。因此，最大限度地提高就业率，把失业率控制在4%左右的水平也是中央政府的“中心工作”和“第一要务”。在“两会”上，就业问题被提升到了民生问题的“第一高度”，成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第一议案”和“第一话题”。
如今，虽还不能定义中国已经发生了经济危机，但在中国经济困难的背景之下，大学生是一群最容易受到伤害的人。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在经济危机之前就已经存在，经济危机之后，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加深了，一年比一年严峻，大学生的就业人数一年比一年多，而社会能够提供的工作岗位却在下降。
过去的30年，中国经济每年保持8%以上的增长速度，中国大学生人数的增长并未完全与经济增速保持一致。在1999年以前，中国高等院校的招生规模一直维持在一个相对较少的水平，在这一年，国家宣布大规模扩招，建议扩招者声称将以此拉动内需，从此中国高校走上学生数量急剧增长之路，几年间便实现了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转变。上个世纪末，普通高校毕业生人数每年不到100万人，而目前（2009年）已经达到610万人。高校扩招的速度大幅超过经济增长的速度时，原来的一个岗位，现在有两个、三个人来竞争，短时间内造成毕业生就业紧张的问题，这是客观原因之一。
另一方面，中国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过渡到大众教育后，人们的观念并未完全发生转变，理所当然地认为大学生是社会的精英。一些大学毕业生也不把自己当普通的劳动者来看，不愿放下身段来主动适应社会分工对不同岗位职位的需要。
预计2009年加入就业的大学生毕业人数会达到610万人，而按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统计，从2008年第四季度开始的企业裁员已经使全国的企业大约失去了300万个工作岗位。
在经济困难的背景之下，农民工是另一群容易受到伤害的人。
从2009年的春节之后，大量的农民工没能返回沿海一代的加工厂，而是留在了自己的家乡，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在家乡找到了工作，或者走上了“创业带动就业”的道路，而一部分人则失去了工作的机会。按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统计，有1100万农民工没有找到工作，他们曾经在沿海等地的加工企业工作，这些劳动密集型的行业属于“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受到的冲击最大，农民工在这些行业最可能失去工作。
除了农民工和高校大学生失业问题严重外，另一个不可忽视的群体就是大量的高中毕业生特别是农村的高中毕业生占相当大的比例。在以往经济形势比较好的年份，大批的农村高中毕业生离校后，可以选择外出打工。可在就业形势严峻的情况下，每年新增的高中毕业生就没有了选择，他们将大量地蜗居祖籍原地。因为这一部分人无论从生理或心理上还不成熟，也没有一技之长，他们的就业形势就更是困难。从心理角度说：这一群人正处在青春叛逆期，人生观还不稳定，如果他们因为没有工作，对社会稳定将是很大的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