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舞，又名“交际舞”、“交谊舞”。它是一种人际间进行社会交往活动时，以男女对舞的形式进行表演的舞蹈活动。西方早期的社交舞主要流行于宫廷和上层社会，随着社会变革、商业和旅游业的发展，社交舞蹈也从深宫贵宅走向各阶层人士都能自由参加的公共场所。这种以男女对舞的形式来进行交流的西方交际舞，在20世纪初由西方舞蹈团体、商人和旅华外侨或留学欧美归国人员传入到中国各大城市。交际舞在中国的传播时间非常之快，在各大城市学舞者日益增多，国人表现出了强烈的兴趣。交际舞，成为人们谈论的热门话题。于是，围绕学习教授交际舞的机构迅速产生，出现了很多交际舞学校和书籍。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俄国侨民司大纳基芙曾在哈尔滨、青岛、上海开办的跳舞学校，教授的是当时世界最为流行的探戈、华尔兹、查尔斯顿舞等。杰克·坎根办的跳舞传习所，该所自有一套交际舞的教学体系，不少舞者慕名而去，在当时已很有名气，成为舞蹈名家与各界知名人士经常联欢之地。
面对日益增多的外国人开办的交际舞学校，在国外学得了交际舞的中国人自己也办起了交际舞短训班，其中最有影响的是留法归来的演艺人士唐槐秋1926年在上海开办的“交际跳舞学社”，后扩大更名为“南国高等交际舞学社”。这是有历史记载的第一个由中国人创办的专门教授西方交际舞的学校。后来，类似的教舞机构在各地纷纷成立。上海成为最活跃的地区，到30年代，不同档次、不同规模的舞厅发展到了100多个。这些机构的成立与存在为西方舞蹈文化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培养了一大批舞蹈爱好者。使交际舞很快成为了中国社会最为流行的一种生活方式。其势头之猛烈程度使今人难以想象。
西方舞蹈，尤其是西方交际舞在中国的传播发展有着它特殊的意义。我们知道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封建历史的国家，长期以来，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十分忌讳男女之间的身体公开接触，“男女授受不亲”是严格遵循的祖传训诫。这样一种文化背景与西方式的生活娱乐方式是格格不入的。但是，这种文化背景并未对西方舞蹈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受到丝毫影响。国人也没有拒绝对西方舞蹈这一新生事物的接受与学习。相反，人们开始热爱交际舞，“随着五洲万国文物人事之相接日繁日近，中国固有的传统礼节便‘不得不有所迁就，改良实时势使然’。由此早年认为男女合群手舞足蹈‘有伤风化’避而不观的中国人，随跳舞潮流由领海一带向内陆澎拜涌来，其旧有之念渐次华离犋碎。”
西方舞蹈文化的传入与当时改良派、洋务派们在小说、戏剧、音乐等领域提出的变革主张与要求在精神上是一致的。从表面上看来，舞蹈并不处在新旧文化冲撞的峰口浪尖，但是，西方舞蹈中的人文主义和革新精神，以及表现出来的艺术审美趣味，已经开始走进中国人的生活。
（二）
当历史走进20世纪时，中国的资产阶级启蒙者和改良派人物纷纷走上历史舞台。他们提倡民主，谋求变法，主张废科举办新学。这种“教育救国”行为，对中国现当代舞蹈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其直接的表现是在普通学校里开设了新式音乐课和体育课。与此同时，也把舞蹈列为体育课的主要内容，从而达到锻炼国人体魄的目的。
这种把舞蹈与学校体育结合的做法完全是受西方文化影响的结果。在西方人看来，舞蹈能培养人的灵活性，锻炼人的反应速度和身体的协调性，更能训练人对于体态美感的感受力。因此，体育课里安排舞蹈的内容是十分自然的。在这样一种教育思想的影响下，中国的舞蹈家们竭力效仿上述做法，将舞蹈与体育有机结合，在新式“学堂”传授。据记载，当时在北京、上海、武汉、广州及全国许多大中城市有不少学校相继开设了体育和舞蹈课。这一现象为校园舞蹈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天地。
在谈到20世纪的舞蹈教育和现代歌舞时，不能不提到黎锦晖。
黎锦晖，1891年生，湖南湘潭人。是中国近现代音乐舞蹈史上一位举足轻重、引领时尚的人物。他以其超卓的创作激情和艺术天才，给中国传统乐舞注入了新鲜血液，开创了中国近现代校园乐舞教育的先声。黎锦晖的儿童歌舞教育与创作，孕育于“五四”新文化反帝反封建的历史大潮之中，特殊的时代背景成就了黎锦晖中国新舞蹈艺术的萌芽。1927年，黎锦晖受田汉“艺术运动是应须由民间硬干起来，我们要靠自己的力量去实现自己的计划”的精神鼓噪，主办了“中华歌舞专门学校”，此乃中国真正的初具规模的歌舞教育专门学校。黎锦晖依凭着丰富的民间音乐素养和汉语音韵学功底，继承、发展民族乐舞的传统，秉承“中西合璧、雅俗共赏、改进俗乐、创造平民音乐”的主旨，以新颖、实用、快速为舞蹈教学的准则，聘请当时颇富声望与造诣的中外教师授课，教育方法与课程内容相当规范。该校的舞蹈课有三种：①艺术课。包括古典舞、现代舞、土风舞等，教授学生《天鹅舞》、《水手舞》、《西班牙舞》等，编排了《火光舞》、《金银舞》等节目。②形意舞。是一种以舞蹈手段模拟动、植物及自然事物的拟人化节目，个性突出。③歌舞剧。主要训练学生将歌、舞、剧紧密结合的能力。此外，为配合舞蹈教学，学校还开设时事、外语、会话、戏剧常识、乐理、声乐、器乐等课程，采用启发式教育，因材施教，发挥各自学生的特长。这种迅速、实用的教学法可以使学员们短短三个月后便可上台演出，学校亦因此为中国新舞蹈艺术培养了一批出色的歌舞演员，黎明晖、王人美、黎莉莉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下，为宣传国语改革和普及儿童乐舞教育，“五四”后十年间，黎锦晖先后创作了《麻雀与小孩》、《葡萄仙子》、《明月之夜》、《小小画家》、《最后的胜利》、《小羊救母》、《三蝴蝶》等12部儿童歌舞剧和《可怜的秋香》、《努力》、《蝴蝶姑娘》等24部儿童歌舞曲。这些作品大都带有浓郁的反封建教育制度，宏扬科学与民主精神的内涵和气质，提倡儿童爱自然、爱社会、爱民族和爱祖国的进步思想。对于儿童的美育建设与社会发展具有相当的进步作用。值得一提的是，黎锦晖还先后组织创办了“中华歌舞团”、“明月歌舞团”等表演团体，被视为中国近现代舞蹈史上最早的专业歌舞表演团体。而黎锦晖的儿童歌舞剧作品正是它们的重要保留剧目。
（三）
20世纪30年代中期，是中国近现代舞蹈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时期。在中华大地上出现了一个响亮的名字叫“新舞蹈艺术运动”，这是由中国新舞蹈艺术的先驱吴晓邦倡导的。
吴晓邦(1909—1994)，是一个集表演、编导、理论、教育于一身的著名舞蹈艺术家。1906年12月18日，他出身在江苏省太仓县沙溪镇一个贫苦农民家中。由于家境极为贫寒，母亲忍着巨大的痛苦将十个月的吴晓邦送给了当地一个吴氏大户人家当养子，取名叫吴锦荣。他5岁开始进私塾学习，而后又到苏州和上海等地读书。1919年“五四”运动，给少年时代的吴晓邦产生了深刻的印象，他思想进步，积极投身于革命的洪流中，认真学习孙中山的民主思想和马克思的学说，从中受到深刻启迪。作为一个有抱负的青年，吴晓邦毅然放弃了富裕的生活和个人前途，为积累知识和寻求改变旧中国的道路，从1929年开始先后3次东渡日本早稻田大学求学。吴晓邦在日本是受父命学习经济的，在学校一次偶然的机会观看了由早稻田大学学生们演出的舞蹈《群鬼》，该舞蹈通过塑造各种鬼的形象和行为，表现了因社会不平等而造成的冤屈之情。短短几分钟的舞蹈，强烈地震撼了吴晓邦的心灵深处，舞蹈艺术所具有的特殊魅力，改变了吴晓邦的人生道路。他暗暗决心用舞蹈艺术去播种人类的真、善、美，用舞蹈鞭笞假、恶、丑。于是，吴晓邦放弃了经济的学习，选择了舞蹈之路，参加了日本著名舞蹈家江口隆哉的舞蹈班学习现代舞，开始了他的舞蹈生涯。
1935年9月，吴晓邦在上海举办了“晓邦舞蹈作品发表会”，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个个人舞蹈作品发表会，演出了他创作的《送葬》、《傀儡》、《小丑》、《幻想的破灭》等11个舞蹈。这标志着他用新舞蹈艺术向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及一切反动势力开始宣战。在抗日战争时期吴晓邦以抗日救国作为己任，怀着强烈的革命热情，先后创作了100多个舞蹈作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义勇军进行曲》、《游击队员之歌》、《大刀进行曲》、《丑表功》、《流亡进行曲》、《思凡》、《饥火》、《血债》等和舞剧《罂粟花》、《宝塔与牌坊》、《虎爷》、《春的消息》等等。在这些作品里，吴晓邦将他所同情、所爱、所寄予希望的人们搬上舞台，真实地实现了他们的生活和思想感情。舞蹈作品内涵深邃，富于哲理性，大部分是暴露旧社会的黑暗，讴歌人们为争取民主、自由、解放的伟大斗争，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
与吴晓邦对应的另外一个重要人物是著名归侨舞蹈家戴爱莲。戴爱莲，1916年出生在西印度群岛的特立尼达岛，祖籍广东新会。12岁那年考入当地白人办的舞蹈班，14岁时进入英国著名舞蹈家安东·道林芭雷舞蹈室和玛利·兰伯特芭蕾舞蹈学校学习。她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早接受正规芭蕾教育的第一人。1940年戴爱莲学成回国，在重庆等地创作演出了一系列舞蹈作品，主要有《警醒》、《东江》、《思乡曲》、《游击队的故事》、《卖》、《空袭》、《森林女神》、《朱大嫂送鸡蛋》等，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戴爱莲是一个在中国近现代舞蹈史上较早地将丰富多彩的民族民间舞蹈加工成舞台艺术的大师。在重庆期间，她曾多次深入到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向当地民间艺人学习舞蹈，并进行加工整理，取得了巨大的收获。1946年在重庆首次举行的“边疆音乐舞蹈大会”上，戴爱莲创作并表演的10余个具有浓郁民族风格的舞蹈，引起了很大的轰动。连续10余场的演出，观众场场爆满。戴爱莲以她那充满青春活力的轻快舞步、热烈豪放的感情、婀娜的舞姿打动了无数观众。在此后的三年内，她所开创的“边疆舞蹈”迅速风靡全国，许多青年人纷纷加入了跳“边疆舞”的行列中。一时间，“边疆舞”成了校园街头表达人们欢庆之情的重要形式。
（四）
1942年，是20世纪中国舞蹈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此年5月，在我国北方的黄土高原掀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群众性舞蹈运动，这就是著名的“延安新秧歌运动”。它的产生深深影响了中国舞蹈发展的方向。
“延安新秧歌运动”的兴起有它特殊的背景：①从国内形势来看，1939年下半年，抗战进入了相持阶段，延安成了比较稳定的后方。许多爱国知识分子及文艺工作者纷纷来到延安，在延安成立了许多剧团。各剧团演出了不少中、外剧目，为繁荣边区的文艺创作做出了成绩。但总体上以大、洋、古为主，反映现实斗争生活的作品较少，甚至出现了在艺术上所谓“关门提高”的倾向。②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也是黄土高原上一块秧歌的热土。这里的人民每逢节日或婚丧嫁娶之时，都要以民间舞蹈的形式来表达他们火热的情感。于是就有了“秧歌”、“腰鼓”、“高跷”等民间舞蹈，其中“秧歌”最为盛行。“秧歌”是一种农民的舞蹈艺术，它表现的内容、人物、情节等都是农民们所熟悉的生活。在表演时，有很多夸张色彩。如穿着古代戏装的公主、公子，戴着各色衣饰的水泊梁山英雄或孙悟空、猪八戒、白骨精等传说人物，以及在村庄里那些引人逗笑的傻小子、老婆娘等。舞蹈中时常出现诙谐风趣、打情骂俏、男女嬉戏的场面。在说唱时，歌词内容主要表现男女间的爱情生活。面对这样一种农民的秧歌艺术，在延安的文艺工作者当中出现了判断上的是非问题。以上这种现象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重视。1942年5月2日至23日，在延安杨家岭召开了文艺工作座谈会，毛泽东同志发表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及时匡正了边区文艺工作的方向。
在《讲话》精神的鼓舞下，边区的文艺工作空前的活跃，掀起了一场向民间艺术学习的热潮。“鲁迅艺术学院”首当其冲，组织起了第一支秧歌队，他们对民间的秧歌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如将民间秧歌中原由伞头手举伞和棒槌道具改为手举镰刀斧头，装扮成工农形象；将原由舞蹈中男扮女装的形象改为工农兵学商；将原由舞蹈中跑“万字形”场图改为走“五角星”等等。这些改革贴近现实，贴近生活。许多艺术家纷纷加入到秧歌队，走向街头，扭起了“新秧歌”，引起很大反响。在他们的带动下，一场规模空前的秧歌运动在延安开展起来了。于是，诞生了一批紧密结合现实斗争，反映边区人美好生活的文艺作品，如《兄妹开荒》、《夫妻识字》、《赶毛驴》、《四季生产舞》、《小放牛》、《挑花蓝》、《七枝花》、《南泥湾》、《组织起来》、《大秧歌舞》、《腰鼓舞》、《丰收舞》等。其中，《大秧歌舞》、《腰鼓舞》、《丰收舞》等作品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