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年夜饭，家家户户都要烧一条鱼，供着，节日过后才吃。取“鱼”与“余”的谐音，象征着“年年有余”。这条鱼需完整，有头有尾，以表示做事要有始有终，才能功德圆满。全家人的心愿都寄托在这条鱼身上了：它已超越一般食物的概念，而成为幸福生活的标本。辞旧迎新之际，谁不希望家有余粮、家有余钱呢？谁不希望年年如此呢？由这个细节即可看出，中国人一直是一个生活在希望中的民族。它之所以有希望，仅仅在于它从不绝望；哪怕承受着苦难或贫困，也能跟一条象征主义的鱼相濡以沫，获得心理上的安慰。这就是它的希望所需要的最小本钱。而希望本身，却构成它最大的生命力。在几大古老文明中，似乎只有中华文明如鱼得水、年复一年地延续到今天，每一道年轮都清晰得像刻出来的。如果没有精神上的东西支撑着，很难保持这种周而复始、以不变应万变的秩序。
根据传统习俗，这条带有礼仪性质的鱼，最初用鲤鱼，后来才推而广之，用哪种鱼都可以。为什么鲤鱼是首选？因为中国人的信仰中，鲤鱼最吉利。《神农书》里有一“排行榜”：“鲤为鱼之主。”还有人说：“鲤鱼都是龙化。”黄河鲤鱼，习性逆流而上，一旦跃过位于今山西的龙门，就摇身变成龙了。当然，此乃中国人为鱼类所臆造的最优美的一个神话。连理智的孔子都信这个。特意将自己的儿子命名为“鲤”。能说他不是望子成龙吗？鲤鱼在中国，堪称鱼类的“形象大使”，年画上描绘的大多是鲤鱼，增添了喜庆的气氛。我个人认为：跃跃欲试跳龙门的鲤鱼，跟周游列国的孔子一样，可以构成古老黄河文明的图腾。所谓“狼图腾”，其实是舶来的，并非本土所有。符合中国人品性的，还是“鱼图腾”。道家始祖庄子《逍遥游》，开篇即说“北冥有鱼，其名为鲲”，根据其描述，此种神奇的鱼比当代的航空母舰还要大得多，而且能化身为高飞九万里的鹏鸟，绝对算壮志凌云。这跟鲤鱼跳龙门的传说异曲同工，只不过更为豪放。“鱼图腾”细化为“鲤鱼图腾”，就较接近后来占主流的儒家思想了：达则兼济天下，贫则独善其身。学而优则仕，历朝历代的科举制度，使“鲤鱼图腾”由梦想兑换为现实。龙门之上是官场。
“鱼图腾”，中国特色的“变形记”。不管老庄还是孔孟，本质上都属于精英文化。来自大众，又时刻准备着脱离大众，转而领导大众。“鱼图腾”的幕后，隐藏着的实则是“龙图腾”。中国人，不都自称龙的传人嘛。
鲤鱼之吉祥，还在于它见证了最早的“真龙天子”——黄帝。《河图》：“黄帝游于洛，见鲤鱼长三丈，青身无鳞，赤文成字。”据说鲤鱼额头有字，是鱼中的帝王，或龙的化身：“额上有真书王字者，名‘王字鲤’。此尤通神。”（见《清异录》）
中国的神话中，能化而为龙的，除了鱼之外，还有马。马也是“龙种”，正如鲤被封为“稚龙”（婴儿期的龙）。因鲤鱼有五色，古人还拿马来相比：“赤鲤为赤骥，青鲤为青马，黑鲤为黑驹，白鲤为白骐，黄鲤为黄雉。”跳龙门的黄河鲤鱼，浑身火红，属于赤鲤，正处于“转型期”。
孔子所谓“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脍”当指生鱼片。中国人吃生鱼片（犹如今之三文鱼），很早的。切脍，越细越好，首先仍是鲤鱼。尤其宋朝，用现捞上来的黄河鲤鱼做生切鱼片，因宋太祖爱吃而流行为东京汴梁的一道名肴。“黄河鲤鱼，是以压倒鳞族，然而到黄河边活烹而啖之，不知其果美。”（梁章巨《浪迹三谈》）中州（今河南）一段的黄河鲤鱼，在当时堪称“顶级美味”。它执掌牛耳之际，长江流域的武昌鱼，尚且默默无闻，或根本上不了台面。古人“宁饮建邺水，不食武昌鱼”。直到当代，毛泽东写诗：“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武昌鱼的身价才大大提高，今非昔比。我以为黄河鲤鱼与武昌鱼，可分别作为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的吉祥物。
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国人春节时供奉的千年之有“鱼”，不见得非用鲤鱼不可？我猜测是唐朝。因唐朝皇帝李姓，与“鲤”谐音，而举国禁止捕食鲤鱼。老百姓置办年夜饭，当然也必须用别的鱼类代替。否则是违法的，要吃官司的。鲤鱼在唐朝，地位最高，真正跳进了人间的“龙门”，皇帝共命运，喻示着大唐之宏伟气象。《大业杂记》：“清泠水南有横渎，东南至砀山县，西北八通济渠忽有大鱼，似鲤有角，从清泠水入通济渠，亦唐兴之兆。”后来，唐玄宗游漳河，亦曾见赤鲤腾跃，“灵皇之瑞也”。他老人家一高兴，就给鲤封了个爵位：“赤公”，并且下令写进“宪法”里。鲤仿佛成了唐朝李姓皇帝的“无房亲戚”，不仅无人去虐待，在世俗中的知名度乃至荣耀，似乎列于将相之上。
直到李唐政权垮台后，鲤才重新成为食物，端上百姓的餐桌。
在中国，鲤的命运，本身就像一小部额外的“史书”。通过它，甚至可以“解构”历史，“解构”中国的图腾。它不仅是一条古典主义的鱼、浪漫主义的鱼，更是一条现实主义的鱼，乃至象征主义的鱼。它自始至终都游泳在隐喻之中。光与影，形而下与形而上，共同制造了鲤的幻象，制造了鲤的喜怒哀乐。虽然它，作为实体，却浑然不觉，逗留于江山与水草之间，根本不知晓自己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导演”是谁。
中国人的想象力，赋予了鲤以更多的背景、更多的情节、更多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