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般所说的西方文论，主要指的是流传于以欧洲为主的西方世界的文学理论，它是对文学创作和欣赏实践的总结，也是对文学本身及其要素、功能、结构等方面进行思考的结晶。它作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在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于公元前4世纪成书并得以广泛流传以后就成为了一门独立的学问。也正因为如此，文学理论（文论）在西方一直被称为“诗学”。由于文学在语言和思想方面的巨大优势，研究文学的理论成果也就被称为“诗学”，并使之成为美学和艺术理论中最为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状况，从古希腊（至少是公元前6世纪）直到当今的后现代文化理论、美学、艺术理论，都沿袭成为一种传统。因此，对西方文论进行研究，多视角、全方位地探寻西方文论发展状况，提纲挈领地概括出西方文论发展的规律，对于研究西方文化和西方美学就具有了特殊重要的意义和独特的价值。
这本《西方文论史纲》是我们鉴于西方文论的这种重要性，综合多年的研究和思考凝练而成的尝试性成果。本书主要是以大的文学思潮为背景，着重介绍在众多思潮涌动中所出现的无法避开也不应当避开的文论家的重要文论思想。当然在一定程度上，我们为了清晰地强调，有意识地突出某些部分内容的重要性，适当地增加述评的份量，加大了篇幅，譬如19世纪的现实主义文论尤其是俄国现实主义文论。这是因为俄国现实主义文论对现当代中国的文论学习和研究产生了而且依然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当然，对于现象学文论、结构主义文论和解构主义文论等等，我们还是加重了介绍比例，那是因为它们的文论发展中承前启后的影响作用。但总体上还是秉着一个在“大思潮和大家不可漏”的前提下简洁明晰、提纲挈领地、历时性地介绍西方文论。同时，由于西方文论流派和人物众多，涉及的人名和思想庞杂，因而学习者很难形成比较系统而明确的记忆。鉴于此，为了让研究者能很快抓住问题的纲领，我们在每章（本书共十七章）之后都编有能够兼顾主要流派和思想的习题，并精心编制了习题的答案参考要点，以便查阅、记忆乃至备考。
我们本书是偱西方文论发展的历史按以下线索来编排的：第一编古代部分分为第一章：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5世纪的古希腊罗马时期（古典主义）的文论；第二章：5至13世纪的中世纪的文论；第三章：14至16世纪的文艺复兴的文论；第四章：17世纪新古典主义文论这样四章。第二编近代部分分为第五章：18世纪启蒙主义文论与19世纪德国古典文论；第六章：19世纪浪漫主义文论；第七章：关注现实与自然的文论这样三个章节。第三编现代部分分为第八章：现代文学理论的铺垫；第九章：象征主义与意象派的诗论；第十章：20世纪初的意识转变；第十一章：俄国形式主义文学理论；第十二章：从现象学到解释学与接受－反应文学理论；第十三章：英美新批评与原型批评；第十四章：结构主义文学理论这样共七个章节。第四编后现代部分分为第十五章：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第十六章：解构主义文学理论；第十七章：后现代性质文学理论这样三个章节来编排。
文学本身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它与人类社会的许多方面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它本身的诸如作者、接受者、作品、文体、内容、形式等各种要素也是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但是，西方不同时期的文论家们从不同的视角来观察、思考文学而形成的文学理论观点、体系和思潮及其发展和更替，却是有规律可循的。
西方文论的发展，大致可以19世纪为大的分界线：19世纪以前为古典主义（分为古代和近代两个时期），19世纪中至20世纪60年代为现代主义文论，而20世纪60年代以后为后现代文论。古典文论形成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两大潮流，在文艺本质上主张摹仿说（镜子说、再现说），在文艺创作上主张反映自然（现实）和有节制地表现情感和想象。在文艺接受上强调净化、娱乐、教化等功能。而到了19世纪中期以后，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变化带来了西方文论的巨大变化：转向了形而下的实证研究。古典现实主义的主导潮流开始分化，尤其是在马克思主义文论的革命性冲击下，整个西方文论思潮激荡：文学的表现论（表现感情、想象、直觉等），文学的形式论（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文学的符号论（卡西尔、苏珊·朗格的符号学美学文论），文学的意志功能论（叔本华、尼采），文学的心理功能论（本能升华论、移情说、距离说、形象孤立说等），文学的生命表现形式论等等，层出不穷。
西方文论的直接源头是古希腊文论，尤其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文论。他们两者在整个西方文论史上对现实主义文论和浪漫主义文论的开启性地位是无以伦比的。从19世纪以前的古典主义文论的发展来看，整个古希腊在文学（包括艺术）本质论上就是以摹仿说作为基调，而且形成了柏拉图的影子摹仿说与亚里士多德的真实创造摹仿论的对立。这种对立也就形成了从古希腊时代一直到19世纪西方文论的两大对立思潮，这就是西方文论中由席勒奠基到高尔基大力推崇19观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两大思潮的对立和发展。浪漫主义文论的发展脉络为：柏拉图－朗吉努斯－奥古斯丁－但丁－卢梭、理查逊、博克－康德、谢林、费希特、施莱格尔兄弟－华兹华斯、柯勒律治－司汤达、雨果。现实主义文论思潮的流变大致为：亚里士多德－贺拉斯－托马斯·阿奎那－莎士比亚、达·芬奇－布瓦洛－狄德罗、莱辛－歌德、席勒、黑格尔－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发源于古希腊的西方文论中“形而上学”思想倾向的延展则是：古罗马的古典主义是对古希腊古典主义的定型化，因而一般都把二者统称为古代（古希腊罗马）古典主义。而中世纪的神秘主义文论很大程度上则是对古希腊古典主义文论的基督教化，中世纪早期盛行的是以奥古斯丁为代表的新柏拉图主义古典主义文论，后期盛行的是以托马斯·阿奎那为代表的新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古典主义文论。中世纪文论由于神秘主义和希伯来文化精神的渗透，一方面使文论更加形而上化；另一方面，中世纪文论在神秘主义的外衣下研讨了一些十分重要的文论问题，对以后的继续探讨形成了伏线，如光（鲜明）、和谐、直觉、灵感等。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中世纪神秘主义文论是西方文论的另一个重要源头。正是古希腊罗马的古典主义文论和中世纪神秘主义文论共同交汇成了西方文论的重要源头，形成了19世纪以前西方文论的“自上而下”形而上学特点和“体系化”的完整统一结构倾向。
如上所述，古希腊至19世纪的西方文论是以古典主义为主导倾向的。因此，一方面，中世纪神秘主义文论是古典主义的基督教化，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文论是它的世俗化，新古典主义文论则是它的中央集权化，启蒙主义文论又是它的理性化和感性化，德国古典文论就是西方古典主义文论的完善化和体系化；另一方面，西方古典主义文论的主要观点也仅仅是在一个新形势下的形式变化，譬如摹仿说，到中世纪就成了摹仿上帝说，到文艺复兴则成了镜子说，到新古典主义那里演变成摹仿古人说，在启蒙主义那里又成了逼真摹仿性格或情境说，然后在德国古典文论和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文论里系统化为再现说。这些现象容易给一些研究者形成错觉，并发展到只肯定现实主义的绝对化倾向。
另一方面，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后期的西方文论的发展状况来看，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是其中被明显分别开来的两大潮流。科学主义文论主要有：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实证主义，符号学文论，格式塔心理学文论等；人本主义文论主要有：唯意志主义、直觉主义、精神分析文论、分析心理学文论、西文马克思主义文论、存在主义、移情说等心理学文论。“二战”后，尤其是从20世纪60年代以法国为中心的欧洲革命风暴过后，整个西方世界的社会、文化、文学进入了“后现代”时期。它以后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文论、新历史主义文论、后殖民主义文论、后现代马克思主义文论和女权主义文论为代表，打破古典主义和现代主义文论的二元对立之一元中心化等倾向，追求中心边缘化、非人化、动态化、价值（意义）的多元化与不确定化，消解权威和固定模式，将文学及其意义作了无限的开放。
综上看来，西方文论有一条重要的发展规律：由理性主义逐步向非理性主义方向转化。本来，古希腊文论在分析文学现象时是全方位的，既有苏格拉底的知识即德行（理性主义），也有亚里士多德的诗是想象性、创造性摹仿论（非理性主义），既有柏拉图的理念论的摹仿论（理念至上、理性至上），也有德莫克利特的灵感论（非理性），既有毕达哥拉斯的美是数的和谐和比例（理性神秘主义），也有普罗泰戈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感觉主义，非理性）。但是，随着文明的进步，理性越来越在人性和历史中占据重要地位，罗马时代的奴隶制集权理性，中世纪神性理性，新古典主义的封建制集权理性，直到启蒙主义时代近代理性主义的确立，都直接影响着西方文论长期的理性主义基调，到德国古典主义文论以后，理性主义思潮才逐步由盛极而衰变。随后，非理性主义开始扬头，哲学、美学、文论在西方的第一个非理性主义流派就是叔本华的生存意志论和尼采的权力意志论（即唯意志主义）。此后，非理性主义在西方此起彼伏，势不可挡，克罗齐、科林伍德的直觉主义和表现主义，柏格森的生命哲学的直觉主义（统称直觉主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荣格的分折心理学、象征主义、印象主义，直至后现代主义的种种反理性主义，都在西方文论之中占有了相当重要的地位。这就提醒人们，文学现象不仅受到人的理性的控制和影响，它更包含着想象、感情、本能、直觉、灵惑、感性、天才、顿悟、高峰体验、移情、梦幻甚至癫狂等非理性方面和因素，从而让人们更清醒、自觉地面对文学、解释文学，也就可以更全面地创造和理解文学。
西方哲学的有两次大的“转向”需要注意：一次是从古代的自然本体论转向近代的认识论，另一次是从近代的认识论转向现代的人类本体论（社会本体论），而在这后一次大转向中又产生了两种倾向，一种是转向人类存在本身，可以称为“人类学转向”，另一种则是转向人类所使用的语言，并把语言作为人的存在方式，可以称为“语言学转向”。
西方哲学从一开始就专注于本体论问题，喜欢探寻宇宙（自然）的本原和存在。古希腊哲学家们纷纷探讨宇宙的本原和存在的根据，毕达哥拉斯的“数”，赫拉克利特的“流变”，德谟克利特的“原子”，柏拉图的“理念”，亚里士多德的质料、形式、目的、创造的“四因”就是当时的自然本体论的一些主要观点。这种传统由中世纪的教父哲学和经院哲学所继承，基督教神学哲学仍然是对上帝及其创世作本体论的证明，以上帝来说明整个自然（宇宙）的存在根据。但是，此后的法国怀疑论哲学家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认为一切都是可疑的，然而我在怀疑（即思考）这一活动是确凿无疑的。这样就把人们的哲学研究重心由对存在的自然本体论研究转向了对人本身的认识（思）活动及认识能力的研究，认识论问题提到更加重要的地位，也就是说，人们耍弄清自然存在根据的本体论问题，首先必须弄清人们的认识能力的限度，换句话说，认识论问题成了解决本体论问题（自然本体论）的基础。因此，17、18世纪和19世纪上半叶，认识论问题成了西方哲学的研究中心，并且形成了英国经验派与大陆理性派的对立态势，对于认识的根源、过程、规律，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研究并取得了可喜成果，但是两派的对立和偏颇也十分明显。在调和两大派的基础上产生了以康德奠基和黑格尔集大成的德国古典哲学。此后，本体论问题，尤其是人类（社会）本体论问题，又引起了西方哲学家的关注。首先提出反对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和理性主义体系的是叔本华，他提出人的生存意志是唯一的本原，而人的表象则是世界的诸多现象。随之，尼采、狄尔泰、柏格森等人都从人、人的生命、生命的绵延来认识世界的本原，这就形成了“人类学转向”。在这种由认识论向人类本体论的转向过程中，由实证主义的发展而产生出一种逻辑分析的实证主义，认为提出要治理哲学语言的运用以弄清哲学的真伪问题。与此同时，现象学的始祖布伦塔诺、胡塞尔等人发现语言学比心理学在哲学中更加重要。这些对于语言的关注，到了存在主义哲学大师海德格尔那里得到了融会。他在研究存在和存在者的过程中，确立了人这个“此在”（desein）的根本地位，构建了他的根本的本体论，实即人学本体论，并且发现语言是人存在的家园，并且认同维特根斯坦关于语言的边界也就是人的边界。从而初步实现了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因而，此后的诸多哲学也都关注起语言问题，并用语言学的方法来进行思考和研究。
总而言之，西方文论思潮的研究给我们揭示了许多规律和特征，我们需要在重视资料总结①的同时，自己开动脑筋去进一步思索，以得出自己独到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