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春天，曾任中国教育总长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访问欧洲时，到柏林爱因斯坦的家里拜访，并诚恳地邀请他到中国访问和讲学。
爱因斯坦热情地接待了这位来自遥远的文明古国的使者，他答复说，很抱歉，因为事务繁忙，他不能长时间离开柏林，因此暂时还不能到中国去。
谈话以后，他热情地把蔡元培送出门外。蔡元培是中国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教育家、科学家，曾留学法国，攻读哲学、心理学等。
他早期发起组织了秘密的革命组织光复会，积极参加了辛亥革命、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和北伐战争，后来又为抗日救亡事业奔忙。
他一生提倡教育，主张“兼容并包”。在他的主持下，北京大学有李大钊、陈独秀、鲁迅等一大批进步教授。蔡元培内心对爱因斯坦怀着极大的尊敬，回国以后，他向爱因斯坦再次发出了邀请。
曾经缔造了“奇迹年”（1905年）的爱因斯坦在1920年年初和中国有一段因缘。他应日本改造社邀请赴日本讲学，来回两次途经上海，受到了上海各界和大学生的热烈欢迎。
也是在上海，1922年11月13日，爱因斯坦第一时间知道自己获得了1921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当时，瑞典驻上海总领事代表瑞典皇家科学院在此间正式通知了爱因斯坦这个消息。爱因斯坦两次途经上海，总共停留不足3天时间，但敏锐的他却看出了当时中国社会的黑暗。
他在旅行日记中记录下了欧洲侵略者在中国土地上的行为，也表达了他对中国人民的同情：“在外表上，中国人受人注意的是他们的勤劳，是他们对生活质量和儿童福利的要求低微。他们要比印度人更乐观，也更天真。但他们大多数是负担沉重的，男男女女为每日五分钱的工资天天敲石子。他们似乎鲁钝得不理解他们命运的可怕。”
（上海）这个城市表明欧洲人同中国人的社会地位的差别，这种差别使得近年来的革命事件（即五四运动——笔者注）特别可以理解了。
“在上海，欧洲人形成一个统治阶级，而中国人则是他们的奴仆。他们好像是受折磨的、鲁钝的、不开化的民族，而同他们国家的伟大文明的过去好像毫无关系。他们是淳朴的劳动者……劳动者，在呻吟着，并且是顽强的民族……这是地球上最贫困的民族，他们被残酷地虐待着，他们所受的待遇比牛马还不如”。
以上日记文字是从爱因斯坦的女婿（爱因斯坦第二任妻子的女儿的丈夫）R·凯塞以笔名A·赖塞1930年所写的《爱因斯坦传》中摘录的。
1922年，爱因斯坦乘坐轮船依次访问了中国和日本。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在这位引领了一个世纪科学潮流的大科学家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中国也开始有了介绍爱因斯坦相对论的一些文章。1922年第一期《少年中国》出版了，编号为第三卷第七期，这是中国的第一本相对论专号，刊登了相对论的介绍，还有几篇体会，算是最早把相对论介绍到中国的文字。
此后，《东方杂志》、《解放与改造》等期刊分别出版了相对论专号。
1922年春天，北京大学理学院院长、物理学教授夏元瑮再次发出邀请，请爱因斯坦到北京大学讲学。
夏元瑮教授曾留学柏林，是普朗克教授的学生，他一直尊敬爱因斯坦，早在1921年就翻译了爱因斯坦关于相对论的著作，并于1922年在上海出版。这是中国第一部相对论的译本。
1922年12月31日，从日本归来，爱因斯坦再次来到上海。中国人民热情地欢迎爱因斯坦的到来。上海的《民国日报》刊登了大幅广告：“爱因斯坦博士是近代科学界的大革命家。他的功绩不在哥白尼、牛顿之下。”
《申报》发了专讯。《时事新报》、《新闻报》做了连续报道。
后来，爱因斯坦一直没能如愿访问中国。但是，爱因斯坦一直是中国人民真诚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