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光全
纸幡在凄冷的北风中抖动，唢呐悲凉的曲调引动儿孙多少哀思的泪水。母亲的棺木正缓缓地送往坟地，后面随着长长的送葬亲友。我步履艰难，许许多多的悲和悔，使我的心之船再也载不动了。
接到“母亲病危”的电报后，我心急如焚地往回赶。可是妈妈还是没能看上我一眼，跟我说一句话———她完全处于深深的昏迷之中。面对亲人，再也没有比这近在咫尺，却又如隔两世让人伤感的了。
春节过后，正值学校放假，我本来是有时间回去见见母亲、送她看看病的，但我却偷懒未回。我更不该提前写信说于某日要回家，以至母亲因盼不到儿子黯然神伤，哥哥也因等我回去共同送母亲看病而拖延了时间。此时顿足捶胸，追悔莫及。世间别的，错大错小都还可补救，唯独因自己的过失，而使亲人或他人失去最宝贵的生命无法挽回。
母亲本不该走得这样快。庸医违反了注射抗菌素最起码的常识———过敏试验，打了一针青霉素人已昏迷，又打了一针，母亲就再未醒过来。她万万没有想到，这一昏迷竟是与世长辞。否则，总会提前留下几句遗言的。
母亲费尽毕生心血抚养我们兄弟四人，没得到儿子的赡养、照顾，老了反而更加劳心费神。我和大哥远在外地工作。冷了，呼之不能急来驱寒；病了，唤之不能速来请医。二哥是鳏夫，且性格不好。风烛残年的母亲要为他爬锅爬灶做饭、提水，为他缝补，有时病中也不能歇手，二哥动不动还要使性子。母亲曾感伤地说：“看来我要背着锅入棺材了。”
二哥务农，大哥和我都当教师。子女多，收入微薄，生活一个比一个清贫。为减轻我们的负担，母亲省吃俭用，从不“奢侈”一下。收拾她的遗物针线包，见到许多碎布头，我不由得潸然泪下。九十年代了，许多人买一件衣服，挥手就是几百元、上千元，母亲还在收集碎布料，把自己做衣服或给别人做衣服剩下的，她都按不同颜色整理成小捆，以备零用。母亲的生活真是五颜六色的碎布料拼凑起来的呵！衣服总会穿旧的，偶尔我们给她买块新衣料，她总是给父亲或二哥用。有一年夏天，我给她买回一件普普通通的白汗衫，她脱去已补了几个补丁又被汗水渗透的汗衫，特意用清水擦洗了脊背，才把新汗衫穿上。当时我心里好难受。如果母亲平日常有新衣服换，何至于把这么件汗衫看得如此珍贵。
我在兄弟中排行最小，受的磨难却最多，母亲操的心也最多。据她讲，我刚生下来羸弱多病，几乎无生的希望，她的奶又少，硬是用小米糊一匙一匙把我喂大。
苦读大学时，正赶上饥饿年代。爬书山费心费力，又正值消化力最强的年龄，做梦也都与吃有关。母亲又不会变戏法变出吃的。春天就四处挖黑果子，煮熟送到学校给我；秋天，在生产队金黄的糜子地里捋野稗子，磨成面让我充饥。在那饥饿年代里，如果没有母亲，我能不能读完大学很难说。
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山区工作。路途遥远，“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母亲年年岁岁为我的工作生活牵肠挂肚，最难以承受的是那一幕幕别离场面，秋风萧瑟中，春寒料峭时，我要返回近千里的工作单位了，由于经济拮据，交通不便，下次见面最短也得三百六十个日日夜夜。这对极度思念我的风烛残年的双亲来讲，是一段多么漫长难熬的日子，母亲踽踽送行，缕缕银发在寒风中抖动，父亲拄着双拐跟随其后。我一步一回头，强忍着泪水，佯以轻松的口气与他们告别，谁知道这期间会发生什么难以预料的事。
近几年，听说我胃病较重，母亲昼夜思念，以至彻夜失眠，家里缺钱，他们有时生病，都不告诉我，怕加重我的精神和生活负担，影响我的健康。
前年，我为评高级职称在一个外语班学习。听我说学习极紧张，生活条件又差。母亲力劝我不要那职称，说人要紧。我执意不肯，她再没说什么。但看出她心里是惴惴不安的。过了几天，她病得很厉害，几乎要与世长辞，却反复叮嘱二哥不要告诉我。这次得病，直到病危才让二哥来电报告诉我。
我在外地工作三十年，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总共不到十个月。把儿女养育成人，母亲花了毕生心血，得益的是社会、他人。德国进步女画家珂勒惠支夫人，在木刻《牺牲》中，形象地表现了母亲悲哀地献出她的儿子的情景，抒发了千千万万个母亲为人类进步奉献出孩子的精神，我的母亲也是其中之一吧。
（选自《脚印》，获宁夏第五届文艺评奖三等奖）